中华文化“礼乐之道”影响下的梨花大鼓艺术

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不学礼,无以立”,荀子也以一句“礼者,人道之极也”道出了“礼”的地位。讲求礼教,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礼”反映在文化中,便体现为形成一套制度式的软性方式传承社会思想,是具有稳定性、公认性、继承性、便宜造作性的文化仪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有着很重要联系的一个说法便是“礼乐教化”。“礼”与“乐”相互配合和融通,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基本文化范式。作为中华“礼仪”文化浸润下的“乐”,也必然带有“礼”的特征,形成了梨花大鼓这种艺术的风格。本文从中国文化大背景入手,来分析梨花大鼓这一“乐”中体现的“礼”,以求获得对这一中国传统曲艺形式最“中国味”的解读。     

苗族的“洗脚礼”

“洗脚礼”简介“洗脚礼”,是贵州西部一些汉、苗族民日常生活交往中比较讲究的传统礼节,也不知经过多少个朝代的流传,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完整的“洗脚礼”仪式。其过程是这样的:多采(苗语:姑娘)把洗脚水端到客人面前,若客人是长辈或年长者,就为其先洗的一只脚(以左脚为例)解扣、脱鞋、把裤脚挽     

从一条错误的礼学理论所引起的混乱说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缘起剖析

在古人眼里,“礼”本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然而有些礼的规定非但没有起到这一作用,反而屡屡引起朝廷的混乱,这就是“为人后为之子”这条“礼”。由宋英宗朝之“濮议”所引发的让皇帝喊他人为爹的一场轩然大波便是一个明显例证。“为人后为之子”语出《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由于《公羊传》作将春秋时的两个“婴齐”误认为一,遂使本来是公子遂儿子的仲婴齐便成了他父亲的孙子、他哥哥归父的儿子,“为人后为之子”的理论也由此误释而产生了。     

论段、顾之争对乾嘉校勘学的影响

乾嘉时期,在皖派校勘学家段玉裁和吴派校勘学家顾广圻之间曾展开了一场学术争鸣,这场争鸣,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学术界,尤其是校勘学界,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本文试就这一问题略加论述。 段、顾之争,是由于对《礼记》中几个字的不同校法引起的。《礼·礼器》:“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顾氏《礼记考异》据唐石经无“有文”二字,故认为二字乃衍文;段氏则认为“‘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此行文之常法也。”因此以理断之,校二字为正文。《礼·曲礼》:“二名不徧讳”。     

中外文化交流与隋唐音乐舞蹈的兴盛

中国历来是很重视音乐的,古代圣人将“礼”和“乐”相提并论,认为“乐”是“礼”的外化形成,可以育人之性情,荡涤人心的邪秽,感化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     

明朝人的礼观念及其行为实践北大核心CSSCI

传统中国之礼,或曰起源于“戏”,或曰起源于宗教祭祀。礼一旦确立,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是一种社会秩序。时至明代,因社会变迁而引发明代的礼观念发生了诸多变化,进而影响了明朝人的行为实践。在礼与情的关系上,明朝人提出基于人生、人情之上的新见,实现了从“以礼为情”向“礼由情生”的转向;借助于对“礼”与“非礼之礼”的辨析,将礼定义为内心的自觉;无论是朝廷行政,还是学者所论,礼与法无不有趋于合流之势;在礼与俗的关系上,则是礼通过简易化、通俗化的历程而渗透到地方社会的治理实践之中。明末清初,士大夫开始致力于礼教秩序的重建,礼观随之趋于中庸化。     

谈礼

一、礼是什么 礼是什么呢?《说文》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我认为《说文》以礼履二字音同,因用履,即践履来解释礼的本义,是对的,但不全面,不能作为礼这个概念的界说;至说“所以事神致福也”,则是画蛇添足,因为礼之为用,主要是对人的而不是对神的;说“致福”尤陋,殊不似出自“五经无双许叔重”的手笔。     

礼学和中国传统史学

关于清代礼学研究的状况,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礼教》中说:“近人致功于三礼,约有五端:溯源流也,明类例也,综名数也,考同异也,搜遗逸也。”(《章氏遗书》卷一)时至今日,研究者亦难以越出这“五端”。礼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为深入发掘礼学的内涵,突破传统的研究领域,拓宽研究的视野,本文试图从史学史角度,就礼学和中国传统史学的     

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

《开元礼》是汉魏以来五礼的规范和总结,是礼的一般性原则规定,在唐代受到礼经一样的尊崇,它与仪注之间是体、用关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尽管《开元礼》中一些礼仪如“养老礼”在唐代并未推行,但它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在唐代中后期是得到遵循的,而且对当时的国家礼仪生活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讲,《开元礼》在唐代是基本得到行用的。     

《礼记·乐记》文学批评思想探讨

《礼记》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其中包含许多儒家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思想,尤其是其中的《乐记》,可以说是一篇专门阐述儒家文学理论与批评思想的专章。《乐记》中的儒家文学理论与批评思想主要包括:乐感论,即关于音乐应感的思想。这一思想一方面表现为音乐是由人心感物而生的;另一方面是音乐的感物作用;乐礼论,即乐与礼的关系。乐与礼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文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乐记》中对乐与礼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乐准论,即音乐的评价标准,也即文艺批评的标准。音乐评价的标准包括“和”、“正”、“真”等。     

我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

文革一开始．我在报礼就“站错了队”,成了保守派。解放军进驻报礼支左。对我们这一派不支持,整个组织被打散。但我心里不服,也不写悔过声明。东北林学院造反派闱攻我．说我是“花岗岩脑袋”,要给我开开窍,我不怕,反而更加理直气壮。     

史前中原地区的宗教崇拜和“礼”的起源

史前中原地区的宗教崇拜和“礼”的起源李禹阶在中国古代，礼是华夏民族及国家的重要文化特征。《大戴礼记·礼三本》：“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说明礼与形而上学的...     

面谀与听谀——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五

自从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君臣主奴之份,上下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就是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孔夫子主张下对上要尽忠、尽礼,但反对谄媚。不过他也知道,既然尽忠、尽礼只是对主子一人,而且要一切无违,那么,这样的忠与礼同谄与媚,是很难分别的——“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事主尽礼呢,当然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尽忠和尽礼都要求下对上的绝对服从。绝对服从,哪里还有犯颜直谏,哪里还有面折廷争！上面说什么,下面就赶紧迎合、顺着说,即便有不同意见,也     

唐代戎服“櫜鞬服”与地方行政长官的军事色彩

唐代戎服“服”由抹额、袍、靴、刀、箭房弓袋等服饰组成 ,是刺史谒见观察使、节度使谒见宰相或朝廷使臣时穿的礼服 ,属于“刺史礼”或“宰相礼”范畴。穿上“服” ,不仅表示对上级对宰相对朝廷的尊从 ,也表示愿意从军事上接受指挥 ,反映了唐代刺史所具有的军事长官色彩。     

说《周礼》、《仪礼》、《礼记》

《周礼》、《仪礼》和《礼记》,今日合称“三礼”。“三礼”之名,起于东汉之末。郑玄注“三礼”后,特崇《周礼》,而后人又崇郑学,于是《周礼》就一跃而居“三礼”之首。十三经中,所以将《周礼》列于《仪礼》之前,殆以此也。《左传》中经常提及的《周礼》,可能是周公的旧典,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礼》。现在的《周礼》,大约出现于战国时期,本名《周官》(《史记·封禅书》),也称《周官经》(《汉书·艺文志》),后称《周官礼》(《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又尊称《礼经》(荀悦《汉纪》卷二十     

评丁鼎新著《〈仪礼·丧服〉考论》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冷落沉寂之后 ,礼学研究出现了趋向繁荣的局面。近年间出版的礼学研究成果可谓形式繁复 ,既有通史体总论 ,也有专题探究 ,更有断代专著。然而 ,如果我们理智地对待“礼学复苏”的既有格局 ,就不得不承认其中存在着结构性缺陷 :对古代礼学基本典籍的文献梳理和阐释之作少得可怜 !这本来是礼学研究的根本和前提 ,这一治学的根基倘不奠定 ,奢谈礼学的复苏就难免有镜花水月之虞。令人欣喜的是丁鼎新著《〈仪礼·丧服〉考论》 (以下简称《考论》)一书 ,弥补了学术格局的这种失衡。它称得上是深得礼学研究根要、考据与义理兼…     

做伪大师完颜亮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老爷,挺尸之后获得“炀”之谥号者,共有三人,一是陈后主陈叔宝,二是隋炀帝杨广,三是金海陵王完颜亮。“炀”是恶谥,为那些“好内远礼、去礼远众”,也即荒淫无耻、亲小人远贤臣的死皇帝所专用。     

明代郊礼改制述论

明代郊礼经历了由“分”改“合”、由“合”变“分”的曲折过程 ,郊礼改制主要发生于洪武、嘉靖两朝。洪武朝改天地分祀为天地合祀 ,使礼仪简化而易行 ,反映了明太祖“重本尚诚”、不事虚文的政治现实主义。而世宗改天地合祀为天地分祀 ,并通过郊祀配位和明堂配享 ,使郊礼改制成为推动兴献帝“称宗入庙”的重要一环     

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

我研究孔子多年,认为孔子的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是“时”,由“时”发展为“中”、“和”。另一个是“仁”,由“仁”发展为“义”、“礼”。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说“时”。《孟子·万章下》说：“孔子,圣之时者也。”《论语·微子》中,孔子自己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我看这都是“时”的证明。孟子说：“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这就是“时”。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接淅而行”。做饭,淘淘米未等煮就去了。去鲁的时候就…     

面庚与听庚————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五

自从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君臣主奴之份,上下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就是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孔夫子主张下对上要尽忠、尽礼,但反对谄媚。不过他也知道,既然尽忠、尽礼只是对主子一人,而且要一切无违,那么,这样的忠与礼同谄与媚,是很难分别的——“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事主尽礼呢,当然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