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史记》版本著录考论

本依据历代《史志》及官、私所修《书目》所载《史记》的录情况，在手检目验国内外现存《史记》诸本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献的记载，详尽考察了《史记》诸本的承继和流传轨迹，为《史记》版本系统的确立提供了根据。     

鞌之战爆发原因与所涉地名考证

鞌之战是春秋中期发生在今山东济南境内的一次著名战役,清华简《系年》第十四章记有其事,其所记爆发原因与《左传》最为相似,而与《公羊传》《穀梁传》和《史记》差别较大。诸本的差异可证史书文本的生成经过了一个“层累”的过程。对《左传》中鞌之战所涉地名进行一一考证,可发现齐、晋双方尽管是一逃一追,但双方的行军路线,在“三周华不注”后并不一致,他们分别是沿着孝妇河和淄河进入齐都临淄的。《系年》所涉地名记有“淳于”一名,为《左传》所未载,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     

《史记》早期版本源流研究

《史记》自问世以来 ,经两千余年的流传 ,产生了众多的写本、刻本 ,构成了庞大的《史记》版本体系。研究《史记》各本的文本形态及各本之间文字的异同 ,是为《史记》版本学。本文客观地疏理了历代《史记》版本研究的状况 ,评述了前人研究的成就及不足 ,揭示了《史记》版本的传承系统。     

关于《史记》的缺补问题

《史记》的缺补问题在学术界一直争论较大。这一疑案总的看有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史记》的亡缺问题,二是《史记》的补窜问题。关于《史记》的亡缺,古今以来的学者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七种;《史记》的补窜问题较为复杂,所谓“补”,是指对《史记》缺亡的部分进行补写,附骥《史记》而行;“续”是指对《史记》以后的事件进行续写;“窜”是指其他文字窜入《史记》文本之中。补窜问题涉及到《史记》中的许多篇目,古今学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辨。解决《史记》的缺补问题,对于搞清《史记》文本的本来面目具有重要意义。     

今本《史记》校读记

《史记》刻本产生于北宋淳化五年 ,与唐以前的写本文字多有不同。《太平御览》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编写的一部类书 ,引用了大量的唐以前文献 ,《史记》是其中之一。本文据《太平御览》所引《史记》异文 ,考证了刻本《史记》文字的某些讹、误、衍、夺 ,为今人正确利用《史记》提供了根据。     

论单行本《史记索隐》的唐写本特点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是一部优秀的《史记》注本,宋代与《史记集解》及‘史记正义)合刻,单行本遂亡佚。收入二家注、三家注合刻本的《史记索隐》略去了原有的《史记》正,注也多有删改,已非司马贞原着之貌。明代汲古阁毛晋得旧抄本,重刻刊行,对此本的真伪及价值,学界褒贬不一。从《史记》唐写本卷次,唐写本系统等方面看,单行本《史记索隐》具有可信度高的特点,它对校正今本《史记》讹误等很有价值。     

《史记集解》考

《史记集解》是最早的《史记》注作结集。它与《史记索隐》及《史记正义》一起。世称《史记》三家注。《史记》三家注在《史记》注释学和版本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文献学角度。对作为“集解”体的《史记集解》的产生及其特点进行考释。     

《墨经》的作者问题及诸本之比勘

本文主要探讨《墨经》的作者、版本问题及其文化史意义。《墨经》的作者应为宋人晁季一(字贯之)而非晁说之。《墨经》的写作相对于宋代晁氏“大家之风流”可谓别开生面。楝亭藏本扬州诗局重刊本《墨经》为活字版,系曹寅奉康熙御旨刊行《全唐诗》时的副产品。以楝亭藏本扬州诗局重刊本《墨经》与四库全书本《墨经》对校,兼参《津逮秘书》、《夷门广牍》、《学津讨原》诸本进行比勘发现,诸本都存在一些错误。四库全书文渊阁写本《墨经》校对不够精审,存在漏抄的较大疏失。两江总督采进本与楝亭家藏本没有直接关系。     

洪迈辑论《史记》的文字表述

南宋学者洪迈纂有《史记法语》一书,专辑《史记》中的嘉言美句成编,而其所著《容斋随笔》中有数十则关于《史记》的评论,涉及对《史记》所述史事的评论和对于《史记》本身的批评,其中亦多关于文字表述者。而《容斋随笔》的有关评论正是有《史记法语》作为基础。洪迈在研究《史记》文字表述上,所论深刻,并具有鲜明的审美色彩,对后世《史记》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很大影响。     

论苏轼的《史记》研究

《史记》在唐宋古文运动的背景下,成为古文创作的典范,受到古文作家的普遍推崇。然而,陈师道、黄庭坚却提出苏轼不好《史记》,并对之表示不解。实际上,苏轼与《史记》不仅在文学上有着微妙的渊源关系,而且对《史记》深有研究:他首次比较详细地解释了《史记》将老、庄、申、韩合为一传的深意,从而使道法两家的关系,成为后人进一步深入探索的起点;又首次明确提出了庄子对孔子阳挤而阴助之的关系,开启了后世儒道互补的研究课题;另外,他对《史记》的史实记载,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考证和见解。苏轼的《史记》研究,理应在《史记》研究史上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史记会注考证》断句例释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对《史记》正文及"三家注"全部作了点断,其标点体系简明完整。对疑难文句的点断,广泛徵引各家论说,考辨分析,择善而从。通过将《史记会注考证》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对读,详加考辨,可以体现日本学者《史记》研究的特点及成就,也反映出了泷川资言充分利用日本所藏各种写本和刻本,对《史记》进行全面校勘的成果。     

明南北国子监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版本系统考

《史记》诞生两千多年来,历代均有抄写刊刻,由白文无注本发展为《史记集解》单注本、《史记集解索隐》二注合刻本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三注合刻本,形成了庞大的版本体系.     

《太平御览·咎徵部》所引“史记”来源考

《太平御览·咎徵部》所引"史记"之不见于司马迁《史记》者,论者谓其来源大抵有二:其一为《纪年》之误;其二谓"史记"自为一书。通过考察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及《汉书·五行志》,可知《御览》所引的这些并非出自《太史公书》的"史记",可能来源于《洪范五行传论》,其本附着于《洪范五行传论》中五行、五事、皇极各条之下。故而,这些"史记"既非《太平御览》误引,亦非自为一书。而《咎徵部》之外所引的"史记",或与《洪范五行传论》有关,或为《史记》佚文,或为《史记》注文。     

一本有特色的《史记》读本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培华同志编的《史记读本》,最近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为大学历史系史学名选读的教材而编撰的,适合历史学本科高年级学生选修《史记》之用,对史学爱好及研究生学习和研究《史记》亦甚有帮助。它既充分吸收了《史记》研究的优秀成果,又包含编对这部史学名的独到见识,是一本颇有特色的《史记》读本。     

司马迁与《史记》初探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中的首部,是我国历史上的宏伟巨篇,它不仅是伟大的史学著作,而且是伟大的文学著作。本文通过对《史记》作者司马迁的记述,从写作内容与写作风格上对《史记》进行分析,揭出了《史记》的价值。     

司马迁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史记新论》读后

白寿彝同志十九年前的一部关于《史记》评论的讲课记录稿,由求实出版社整理后,题名《史记新论》,于一九八一年出版了。全书分六部分,着重论述了司马迁和《史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是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是史学史研究,特别是司马迁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古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是不朽的历史名著,是人类文化史上优秀的史学遗产。近两千年来,研究《史记》,一直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因此,有关《史记》的著述与评论,数量繁多,异说纷呈,真可谓连篇续简,蔚为大观矣。白先生一向称誉《史记》。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朱熹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史记》表示了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的现象;认为《史记》的书法记载无序,衔接不密,并对其史实错误作了揭露。朱熹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他与浙东学派吕祖谦等人的学术竞争,针对后者尊崇史学、重视《史记》的行为,朱熹表示反对。但是,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价值的朱熹,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读史地位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的奠基作用。     

《史记集解索隐》二注合刻本考

北宋本《史记》皆为集解本．至南宋产生《集解索隐》二注合到本。二注合刻本的产生,开了注本合刻之例,是《史记》版本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它反映了《史记》流传更加广泛,为《史记》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亦为日后三注合刻本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二注合刻本是《史记》版本发展过程的中间环节．在《史记》版本系统中据有特殊的地位．研究二注合刻本产生的时期及其所属版本系统．对其后《史记》版本系统的考察具有重要的价值。（一）《集解索隐》二注合刻本产生时期考二注合刻本产生时期．尚未有定论,迄今为止有三说：1晚唐时期说此说出…     

刘伯庄《史记音义》考评——以《史记索隐》、《正义》所存佚文为例

刘伯庄《史记音义》是唐初的一部《史记》注本,原书于宋代之后已佚.现存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的佚文有256条,涉及注音、释义、释地理、补史实、考典制等多个方面,在音义训诂、优化史注体例、保存先唐《史记》版本资料及保存历史文献资料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在《史记》注释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不足之处在于“不见旁通”及注释偶有不确.     

从接受视域探析唐前《史记》的儒化现象

运用接受美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是目前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史记》的传播与接受自其问世就在褒与贬的双声道中展开,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唐前《史记》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关注较少。按照接受美学理论,唐代以前为《史记》史学经典化时期。由于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和时代的审美趣味不同,使《史记》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接受风貌,唐前《史记》的接受便经历了一个由谤书到封建正史的转化过程。在这个意义转换的过程中,《史记》文本被接受主体置于儒家的意义世界中予以解构和意义建构,以儒家思想文化填充《史记》文本的空白和不确定性,使之最终获得了正统意识形态和主流社会文化所认可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