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干了一件“蠢事”

1958年,我在安徽省潜山县农业局工作。有一天,领导找我说：“前两天,地委有位部长看了我县模范乡新光高级社的一块早稻高产样板田,他跟县委领导打招呼,说枞阳县那块亩产1．3万斤的早稻,收割前他去看过,长得还没有这块田早稻好。这块田早稻,亩产两三万斤,看来没有问题。     

当年主持修渠决策的老县委书记杨贵透露红旗渠的"超级机密"

修建红旗渠,是当时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在1959年底做出的决定,以后的三年,属困难时期。前一年,是1958年,当时正在"大跃进",各地的浮夸风非常厉害。那年,林县小麦丰收,亩产114斤。杨贵回忆说:我到地区汇报工作,是第一个发言的。个别领导听到我的数字,很不屑地说:你们林县就是躺着不干,麦子产量也不应该这么低。     

诤友言行五则

一1958年大跃进,麻城报道亩产3万斤。政协组织委员前往参观,其中有杨开道先生（原华中农学院长,当时划为右派）。参观后返武汉途中,同车的某领导询问杨先生,今天有何感想,杨说：“假的,如果这是事实,就没有科学了。”某领导感到不顺耳说：“杨开道,你在事实真理面前都不低头,右派帽子何时摘得掉。”杨说：“如果把这看成真理,那么我戴一辈子右派帽子是光荣的。”二1959年,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去新洲县参观大跃进,其中有叶雅各先生（原武大林田学院长,当时担任省林业厅副厅长）。在参观某山区时,见到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同行的领…     

“三年困难时期”的点滴记忆

1956～1959年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闻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实事求是存真求实--读《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大跃进""十三万斤亩"》的感想

新编《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志》专设了《“大跃进”“十三万斤亩”》一章,详细记载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环江县人为炮制的“亩产13万斤”的“高产卫星”及其带来的惨重灾难,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志书记载失误和问题提供了范例。文章就志书为什么要记载失误和问题以及如何记载失误和问题谈了读志感受。     

动手不动嘴的辩论会

从1958年夏天开始,我国刮起了“浮夸风”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听到明年小麦亩产12000斤时,他觉得太离谱,就说：“亩产12000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一句话不要紧,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     

兴办合作社

1952年,陈永贵领导的互助组已发展到49户,那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发表后,村民们纷纷要求入社.1953年2月,大寨办起了新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社30户,140口人,男全半劳力36个,女全半劳力41个.入社土地448亩,人均3.2亩,其中集体耕地365.8亩,自留地82.2亩,耕牛15头,毛驴12头,羊143只.陈永贵任社主任,贾承让任会计.当年,全村平均亩产250斤,其中农业社平均亩产362斤,互助组平均亩产236斤,单干户平均亩产204斤,粮食总产20.3280万斤,比1952年增长5.5%,售粮4.5万斤,超额48.3%,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两倍多.全村总收入1.7276万元,人均40.5元,其中农业社人均收入59.9元.     

一名基层干部求实的代价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特大新闻,配发了《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的社论,刊登了早稻亩产“三万六”培育人王乾成等四人照片。当时,我就是该高产试验田所在地湖北省麻城县白果区的区委书记。按说一个年仅二十六岁又当了六年区委书记的基层干部,管辖范围内放出了震惊全国、全世界的高产“卫星”,应该是论功行赏,被提拔重用。然而历史与人们开了一个啼笑皆非、黑白颠倒的玩笑。从此,我的人生路上厄运相伴,坎坷相随。     

徐特立抵制“浮夸风”

1958年,社会上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一些人为了放“卫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是年秋天,徐特立南行途中路过河南,在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陪同下,到一个公社参观。茫茫棉田杂草丛生,颗颗棉桃多未吐絮,一个介绍情况的人,声称亩产皮棉能达几百斤。徐特立当即表示:“我不相信,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等我回来还要到这里,看看到底摘了多少斤。”介绍情况的人还说稻子亩产能上万斤。他听了,更加不高兴地对周围的同志说:“这不可能!不透空气,稻子怎么能生长呢?这是普通常识嘛。”徐特立从河南回京后心情沉重。后来有关方面通知他去徐水参观,他…     

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安徽省无为县当教师。那时粮食极其紧缺,比黄金还贵重,有钱能买到黄金,而无粮票或粮本,持钱去粮站根本买不到粮食。1958年大炼钢铁时,曾要我们“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可是不到两个月,口粮月供应标准又恢复到28市斤。从1959年春季起,再降为24市斤(内含不能吃的杂糠,两个月后取消杂糠),继又降为22市斤,后来稳定在25市斤,还要节约一斤(由粮站代扣),实为24市斤。     

人民的事业需要人民讲真话

1958年秋,是著名的“火红的年代”。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大办人民公社的决议,各地迅速贯彻,很快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它强调“一大二公”,一呼隆干活,吃的大锅饭,还说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把它与“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当年年产1070万吨钢,以及各行各业的“放卫星”——如广西环江县就“出现”过亩产水稻13万斤的“奇迹”)并称为“三面红旗”,进行雷厉风行的舆论打造。对于这些不科学的提法和失实的浮夸,干部和群众多有不同意见。为了压制这些意见,有关部门还提出了“树红旗,拔…     

图虚名招实祸的“天下第一田”

1.016亩水田创下了亩产早稻干谷36956斤的世界纪录,这是真的吗？《人民日报》曾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专题报道了这件事（见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前苏联《真理报》也登载了介绍此事的文章照片。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及朝鲜政府副总理等贵宾曾亲临现场,并给予高度评价。然而,无情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只不过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席卷全国的浮夸风中的一场闹剧。当时在全国,它曾被许许多多受蒙骗的人广为传播,也曾被许许多多明知是假的人津津乐道。为什么这样一场…     

“荒唐岁月”番薯王

1958年春天,在大跃进的战鼓催动下,我所在的浙江缙云“县人委”机关也像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一阵阵“革命热潮”。每一位同志都激情洋溢,纷纷表示誓将大跃进口号化为实际行动。办公室负责总务工作的徐琅等人率先发出倡议,要求种一块亩产20万斤的番薯王试验田,机关内的干部们顿时兴高采烈地一致表示拥护。说干就干,大家立即用大跃进的速度投入筹备试验田。请来的农业技术员很快作出论证,认为只要氮磷钾配比得当,目标是完全能够实现的;机关党组立即拍板,迅速召集“县人委”直属单位全体人员开了碰头会……就这样,试种番薯王,便被当作一项政治…     

明清山东省棉花种植业的发展与主要产区的变化

本文分阶段论述了明清山东省种植业的发展与分布特征,并考证了清末山东棉花亩产、总产及其商品率。基本结论如下：一、在政府扶持下,明初期棉花引种山东省并得以迅速推广;分布上的广泛均衡性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体现。二、明中叶以后,山东省棉花种植在北方率先走向专业商品化,逐渐形成了鲁西北与鲁西南两大商品棉产区;后来由于供销地理的变化,鲁西南产区衰落下去,而鲁北平原却发展成为重要的棉产区。三、清末山东引种推广了美国长绒棉,全省植棉２６０万亩,平均亩产籽棉６５斤,总产籽棉１６９万斤,其中长距离贩售率为４０％。     

概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茶叶市场的史实

我国东北向不产茶,每年由南方的皖、浙、闽等省供给约六七百万斤至1000万斤,以满足市场需要,并由此形成了传统的“南茶北调”的供求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茶叶市场也遭到了日本大规模的侵占。1932年,日茶进入东北市场的数量仅为3万余斤,且为满足在东北的日本人所需。1934年时就增至150余万斤,1935年又猛升到近300万斤。     

毛泽东与湖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湖南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写的几份总结运动经验的报告,为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实际依据,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历了“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风风雨雨之后,湖南经济面临着困境,到了1960年秋冬,不仅生产建设难以为继,而且群众的生活也极度困难,全省出现普遍性的粮荒。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口粮供应标准降至只有18斤,农民的年人均口粮也在350斤以下,比1957年减少近4个月的口粮。全省水肿病人、妇科病人、小儿营养不良的病人急剧增加,外流逃荒和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急剧增多。1960年全省有3569．37万人口,比1959年的实际人口3691．95万减少了122．58万人。（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湖南五十年大事记述》,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那一年，我为增产挨了批

1975年10月，那是我上山下乡到农村的第六个年头。我同母亲去了远在长沙谷塘公社东风大队新塘生产队的外祖父母家。其时，正值晚稻即将成熟之际。走在山前屋后的田野之间，只见那菜碗般粗大的禾蔸、沉甸甸的稻穗、金灿灿的谷粒，我随手点了几穗，每穗都在一百七八十粒，且粒粒饱满，颗颗滚壮，和自己所在生产队那年年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的晚稻相比，那可是天壤之别。     

亳县统购统销反右倾的严重后果

国家对农村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当时的政策是:“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和“多缺多供应,不缺不供应,什么时间缺,什么时间供应”。这个政策在安徽亳县深得人心,广大农民踊跃把余粮卖给国家。在以后的几年里,购了过头粮,回销粮卡得较紧,但农民口粮尚可吃饱。1958年“大跃进”以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粮食统购统销是在高估产下的高征购,在低标准和时有脱销的情况下统销。1958年———1960年,三年粮食统购统销情况是:1958年全县农业人口71万,粮食实产4.55亿斤,征购任务3亿斤,完成15119万斤,占任务的50.39%,商品率33.8%,人均负担…     

少先队鼓号队参加国庆盛典往事

我高中毕业后，于1958年7月留母校三十五中工作，1959年至1966年担任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为了配合少先队开展中队和大队活动，更为了完成上级交给学校少先队鼓号队参加国庆十周年大庆游行任务，学校于1959年8月正式成立了北京三十五中红领巾鼓号队（以下简称“鼓号队”）。     

贺子珍庐山见林彪

外公毛泽东三上庐山(1959年、1961年、1970年),外婆贺子珍四上庐山(1959年、1960年、1962年、1966年),庐山与两位老人家有着不解之缘. 在庐山我见到了曾接待过我外公(毛泽东)和外婆(贺子珍)的老同志,和他们连谈了两个晚上. 庐山的老同志彭毓炎处长是当年的招待所所长,他清楚地记得1960年外婆贺子珍在庐山看望林彪的情况:“你外婆后三次来,都是我负责接待.每天我都要去问候她,安排一些相关事情.她从我这里知道林彪上山来了,便要求前去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