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与世界历史研究

在英国学派研究方法中,历史占有重要地位,英国学派依托世界历史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英国学派也成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桥梁。根据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提出了"首要制度"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英国学派对界定国际社会和阐释世界历史变迁标准的一个特殊贡献。首要制度是国际社会的深刻的、不断演化而来的社会结构,包括主权、外交、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国际法等。次要制度与之不同,它是被国际关系学的自由主义(制度主义)者所研究的一种建构的、工具性的制度和国际组织。在定义首要制度及其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后,人们就可以进而关注由它们衍生出来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英国学派以首要制度的变迁为基准,对现代国际社会进行一个简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叙述。最后,反思了全球国际社会的理念和更趋于核心—边缘的现实结构之间的张力,在这种核心—边缘结构中,西方核心和其他各种区域性的国际社会共享各种制度和存有各种分歧。     

英国学派与国际会议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虽然几经浮沉,学术界却公认英国学派在后冷战时代重新焕发了生机。英国学派提供的借鉴和启示是多方面的。英国学派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理论以及跨学科、多学科甚至全学科的学术视野,为展开国际会议史研究树立了榜样。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的英国学派开创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为超越至今仍然在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中令人难以释怀的“国家中心主义”情结提供了有益的镜鉴。英国学派第二代的“旗手”——赫德利·布尔对大国及其作用的考察和分析,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需要学术界更多地从非欧洲、非西方国家的视角来重新阐释与深入思考。英国学派为研究民族主义提供了新的维度的同时,也为我们从非西方视角考察作为国际制度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契机。尽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在与英国学派的“对话”中,面对“借鉴”与“批判”、“倾听”与“表达”、“他者”与“自我”所编织的种种纠结,中国学术界的探索依旧路途漫漫。     

复辟时期的英国财政与税收史研究评述

复辟时期是英国财政与税收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代.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复辟时期的财政与税收进行了深入探究.总体性、贯通性研究和专题性研究都成果斐然.研究主要集中在复辟王权财政状况、财政收入的税收和非税收构成、财政管理、复辟时期财政税收的性质和地位等方面.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维度对复辟时期的财政税收展开研究,亦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威廉·乔治·霍斯金斯与英国地方史研究

霍斯金斯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地方史学家。他超越了英国传统地方史的研究路径,创立了现代地方史。在地方史研究上,他秉持眼光向下的研究视角,注重研究的整体性,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倡导跨学科研究,开辟了英国景观史;在学科建设上,他框定了英国地方史的研究对象,提供了研究方法,并致力于地方史的推介与学科机构建设,在莱斯特大学建立了英国第一个地方史系,推动了英国地方史学科的建立。     

阎照祥著《英国贵族史》简介

阎照样教授的《英国贵族史》一书,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6月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综述英国贵族演变的专。全书分为6章：贵族起源、封建贵族制的确立、兴盛与衰落、衰落与变异、“贵族时代”、真正的衰落,揭示了英国贵族演变的基本轨迹。     

世界历史、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理论

针对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上的混乱和无力,作者提出理解过去成为重构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提;并且在介绍和评论沃尔兹、吉尔平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世界史观和沃勒斯坦世界史观的联系与区别之后,对世界历史中国际力量的结构提出了新的证据,尤其着重介绍了英国学派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概念的缘起、演化及理论家们的批判。虽然本文作者即是当前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并不避讳英国学派在理论上的缺憾,指出巴里·布赞构建在没有共同文化的条件下国际体系也可以转化为国际社会理论框架同时,关闭了一个布尔曾经试图打开的空间。作者认为在解读国际社会的世界历史方面还有很多课题需要深入探讨。     

口述史在华侨华人研究中的实践——以英国华侨华人口述史为例

论文梳理和探讨了口述史在华侨华人研究中的意义,英国华侨华人口述史兴起的历史背景与早期发展,20世纪末至今英国华侨华人口述史的多平台呈现以及英国华侨华人开展的口述史实践。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诞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口述史作品。随着近年英国国内各领域对华侨华人口述史的愈加关注,相关口述史实践的叙述视角更加多元,采集方法更加多样,访谈对象更加广泛,这推动了华侨华人口述史的整理与研究。作为英国移民口述史的典型代表,华侨华人口述史独特的人文价值日益受到学界与社会各界的肯定与赞赏,也为华侨华人领域的口述史实践与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借鉴。     

中世纪前期英国的地方自治形态

早在中世纪前期,英国的地方统治就不同于封建时代中国式的“官治”,而呈现出一定的自治特性。这一自治特性分别表现为“官民合治”与“民官自治”。无论是哪一种情形,其自治形态都属于“国王监控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形态真实地反映了王权触角的向下延伸与地方集团对王权的制约,它对于英国地方自治的起步、宪政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孕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英国成为“地方自治之家”与“宪政之乡”的重要原因所在。     

英国的环境史研究

英国的环境史研究的起源与美国不同,它是英国深厚的环境研究基础和英帝国多元学术文化交流相结合的产物。在英国的环境史研究发展进程中表现出了三个突出的特点:农业生态史与城市环境史研究并重;强烈的南方环境史研究取向;优秀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另外,对西蒙斯教授和娃岑博士的访谈也会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英美环境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打破美国在国际环境史研究领域的话语霸权。     

The Duke's Parrot: The Earl of Leicester,the King's Children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neglected evidence regarding the ongoing captivity of the children of Charles I, at the hands of the republican regime, long after the regicide in January 1649. While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Long Parliament was anxious to attend to the education of the royal children, and to exert authority over their upbringing, and also that there were rumours during the 1640s about plans to install the youngest prince, the duke of Gloucester, on the throne in place of a deposed king,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voluminous and intriguing evidence about their fate during the interregnum. The aim of this essay is to survey such sources, and to recover evidence of a political and parliamentary debate about the children's fate, not least in a situation where it was thought possible that they might provide a rallying point for royalists, and a security threat. That debates about their fate were protracted and convoluted is used to flesh out rather sketchy evidence – much commented upon by historians, but not taken very seriously – that there was an ongoing debate over a possible monarchical settlement until 1653.     

方志编纂中的史学诉求——以《广州市志》个案为例

本文通过对广州国语所成立时间的考证,说明方志史料考证的复杂性、重要性和必要性。方志的正确定位应该是历史学术著作,方志编纂其实就是从事史学研究。     

地方史研究在国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地方史研究与国史研究同为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 ,是局部与整体、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地方史的研究是开展国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现在在国史、地方史的研究质量、深度、范围上仍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如何把国史、地方史研究向纵深方向推进 ,是国史、地方史研究人员同样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