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

弘一法师(1880~1942年)俗名李叔同,早年是出身富家、热衷革命的才子;中年是博才多艺的艺术家和谨严肃穆、以身作则的名教师;晚年又是振兴"律宗"的一代高僧。作者李鸿梁是弘一法师器重的学生,本文写于1987年。     

回忆我的老师刘博琴

在我的书柜里珍藏着一方我的名章,初看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石料是最普通的青田石,字体是小篆。但如果仔细观察,却发现印章的布局十分精巧,疏密得当,字体采用十分有力的铁线篆,刀法也十分纯熟,确实是一方不可多得的好印。它的作者就是我的恩师——刘博琴先生。每当拿出这方印章,就会回忆起我少年时一段难忘往事。     

我的老师金耀基

1994年夏,我到香港投身新闻界后未作长期打算,仍希望回学校继续中断的学业。当年12月,在中文大学举行“第三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     

我的老师陈白尘

我早在大学时代（1956—62）就喜欢读陈白尘的剧本,但直接与他发生交往并成为朋友,则是1978年他被调来南京大学以后的事了。他任中文系系主任,我在他重建并兼着主任的戏剧研究室当副主任,并协助他指导研究生。虽为同事,我却尊他为师,二人关系便是在师友之间了。     

我的史学启蒙老师

著名历史学家杨宽教授是我走上史学道路的启蒙老师。 杨宽,1914年生,上海青浦人。1919年秋入读家乡的鹤溪小学。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鹤溪小学这样的新式小学堂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常识、音乐、图画、     

我与朱庭光老师

20世纪80年代初朱庭光老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时,我正是个刚刚跨入世界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学子。只是听说该所长是个老革命,有着光荣的经历,于是,一个正直慈祥的革命干部的形象逐渐在我脑海里生成。     

我所见过的四位日本首相

由于从事中日关系的学习和研究,笔者对于日本政坛上翻云覆雨的政治家们多少有一些了解,并且在几次东瀛之旅中与几位担任过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著名政治家有过一面之交或短暂的谈话。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的日子里,把这些点滴的印象记录下来,就算做是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的几点吉光片羽吧。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作文选读”这一习文做人的园地,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名家大师的关注,他们关注学生的成长,关注学生作文的提高,关注作文与生活的联系。尤其是当其成为《好家长》杂志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后。名家大师们更是对其关爱有加。他们为这块育人之地陆续写了一些关于写作的文章,且大部分文章都是首次公开发表,为此,在智仁勇老先生的力促下,我们特别策划了“名家谈作文”专栏,并陆续刊登出来,以飧广大读者。并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在校求学的学子们能从中领悟到作文的真谛。     

和素素老师聊天

和素素老师聊天,在单位附近的一家咖啡馆。“你能认得出我吧？”电话里,素寨老师问,语气里似乎已透出答案。是呀,毕竟素素老师给我们杂志快开了一年的专栏,而专栏里又有她的照片。我们不知道一个月要见N次面呢!素素老师比照片上显得更年轻,一头长发,一身裙子。     

我对不起老师们

一"清理阶级队伍""文革"开始时我就读于广州市第17中66届高三(1)班,与同学们一样,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文革",参加了学校的"战斗兵团",与     

我要嫁给徐老师

休完婚假,我穿着鲜艳的新娘衣裳,给孩子带来了几包喜糖,还捎上了亲朋好友拍的一些照片,让孩子分享我一生中美妙、难忘的时光。我悄悄地站到教室门口,想给孩子们一个惊喜。孩子们一下围住了我,那些开朗、活泼的孩子们的拥抱使整个教     

我的老师吕斯百先生

我的老师吕斯百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是当时留学欧洲的常书鸿先生的挚友。吕斯百先生是把欧洲的油画艺术和教学方法传播到中国的著名油画家之一。他秉承徐悲鸿先生的传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吕斯百先生先是在中央大学美术系任教授,后继徐悲鸿先生任中央大学美术系系主任,门生遍天下,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的两位吴老师

严秀先生是教我写杂文的良师,他给我的教诲鼓励和鞭策是永远难忘的。不过我和严老认识较晚（1984年）,在他之前,我还有过二位良师——凑巧得很,他们二位都姓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从理想主义的太空回归现实主义的地面,就开始写一点杂文,但并没有什么计划,也不经常,只是偶有所感、偶一为之而已。1980年5月初,想起党中央关于今后不搞大规模政治运动的重大决策,感奋之余,我写了一篇一千来字的杂文《“吃运动饭”》,对过去专门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依靠整人和制造冤假错案吃饭的人有所规劝。由于这方面的生活体验特别丰富和深刻,所以写来非常顺手,初稿完成后修改了两遍,“自我感觉良好”。     

我的老师张治中 梁漱溟 杨效春

1933年,张治中先生(字文白,1890-1969)在他的家乡安徽巢县小黄山之麓洪家疃,创办了黄麓师范,并亲题校训,日：敬勇诚毅。1931年,梁漱溟先生(1893-1988)在山东邹平县的小黄山之麓,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我在这两个学校都求过学,且和创办人都有数十年的师徒之谊。1946年春,我在重庆北碚拜别了梁老师,追随张先生到新疆,途中作了几首小诗,     

怀念解放初上海中学我的老师们

解放初（1950-1953年）我在上海市上海中学（以前叫“江苏省立上海中学”）读高中。那时的上海中学为什么好,为什么在全国赫赫有名,归根结底是那里英才荟萃。其中当然也包括学生生源好（考进上中很不容易,这有茅盾的短篇小说为证）,但最重要的还是上海中学的老师棒,几乎个个都棒。至少我觉得听他们讲起课来比我后来在北大的那些老师还精彩。     

我与日本“中归联”的友好交往

<正>我与日本"中归联"建立友好关系,始于1988年末。当时,我正着手抢救、挖掘、征集有关新中国改造日伪战犯史料。开始我未料到,涉足其内,竟如此之难。当我们越过有关部门的"保密"限制,找到几位亲历者时,他们已是花甲、古     

做老师，我是幸福的

刚上学时,我就告诉父母,毕业后想做一名老师。大学毕业后,我最终将人生的支点定格子“三尺讲台”,来到了离家六十余公里的伏虎小学。当我把参加教育工作的好消息告诉分享时,得到的却是他们的责备,他们都笑我老土,特没出息。可我觉得,当老师,能使我的人生充实,能使我精神愉悦,更能使我感到高尚。因为这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我和朱厚泽的交往

说来真巧,5月9日既是王元化也是朱厚泽的忌日。两位都是我最敬仰的良师益友。两年前,厚泽去世时,我因眼疾无法写作,只能口述回忆了和他的交往,由记者整理成文发表。然而言犹未尽,总觉得还有许多话要说。     

我与省出版社三位老师的文字情

正1979年初春,劫后的文坛已现春意满枝,这一年又恰是共和国成立30周年,为纪念这一辉煌的时刻,江苏人民出版社拟出一套丛书,我有幸因省出版社张慕林老师的介绍,被借调到那里去参与这一工作,并结识了另两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编辑老师。多年后,我还常常想起省出版社的这三位老师,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出版老人张慕林我与张慕林老师相识于1978年。张老师现已是80多岁的老人     

为我学世界古代史引路的老师——怀念日知林先生

林志纯先生去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的老师。 林先生的一生,像是一炉精神的活火,在长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光、发热,不断给予他的学生和后辈们以启发和激励;现在先生安息了,然而火尽薪传,先生的志业且将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