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系统理论下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分析

研究旅游系统理论之下的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模式,全面地识别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要素以及相互之间作用机理。本文阐述旅游系统理论,分析乡村旅游的系统与驱动因素,归纳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与特点,主要分为五种类型:即需求拉动型、供给推动型、中介影响型、支持作用型、以及混合驱动型。通过列举相关案例,全面研究乡村旅游系统驱动机制与利益主体,旨在促进我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     

社会创业对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以山东省中郝峪村为例

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较为均衡的利益分配模式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社会创业作为一种新型的创业形式,逐渐成为解决乡村贫困、振兴乡村经济的有效方式。在鲁中地区中郝峪村乡村旅游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创业的社会价值创造属性、经济价值创造属性及创新属性,都在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模式的均衡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村落精英的操持下,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模式较好地诠释了社会创业的"初心",而社会创业也为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模式的合理构建提供了动力源。在当今乡村旅游开发的大背景下,这一个案研究具有普遍意义,既有助于探索社会创业对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模式的影响机理,也可进一步丰富社会创业理论体系内容及应用情境。     

权力关系、社区空间与乡村旅游利益获取——基于福建省泰宁县五个乡村社区的实证研究

权力关系主导着社区空间的生产及其利益分配。旅游规划作为一种权力工具,引发乡村社区空间的等级秩序发生变化,使乡村社区权力和利益分配出现新的非均衡发展的空间格局。旅游开发中政府权力主导的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等介入方式可能导致乡村社区丧失旅游空间生产控制权。权力关系影响下的乡村社区与旅游生产的空间关联性、乡村社区的旅游参与性决定着社区居民的旅游利益。本文对福建省泰宁县的五个乡村旅游社区的调查研究证实了以上观点。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国内乡村旅游研究综述

乡村旅游是近年来国内的研究热点之一,因此,本文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目前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乡村旅游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部分,研究过程中普遍关注利益相关群体的"利",今后的研究可以更多地关注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和"责",以及村民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心理镜像研究。     

乡村旅游经济利益关系分析 ——以长沙市白箬铺镇光明村为例

本文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光明村为研究对象,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将当地政府及村委会、旅游经营者(包括外来投资企业和外来居民)、当地村民定义为核心利益相关者,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等形式获取有效数据,分析当地乡村旅游在开发和经营过程中的旅游经济利益的流向与诉求,从而构建经济利益相关者间的共生机制,实现多方共赢局面...     

乡村振兴视域下广西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探究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体育旅游资源丰富,民族体育旅游发展前景广阔.文章首先对广西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进行分析;其次研究广西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再次探索广西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模式;最后针对广西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与持续性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旨在帮助广西更好地将民族体育旅游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实现乡村振兴.     

基于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模式研究——以张家界部分乡村振兴示范村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已经为农村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挑战。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内在要求的内涵高度耦合,是实现农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张家界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产业高度发达。通过对张家界市代表性村庄农村振兴-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分析,提炼出"民俗文化型""生态农业型""休闲旅游型"3种模式,并通过SWOT分析,提出突出文化特色,整合优势资源,加强保护因素等具体措施,更好地实现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西南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旅游的减贫效应分析——基于广西235个村庄的调查

基于精准识别的一手调查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评估西南连片特困地区235个村庄乡村旅游的整体减贫效果，并进一步考察交通设施建设、旅游产业项目建设和旅游就业参与等不同开发环节对减贫效果的具体影响。结果发现：乡村旅游开发的整体减贫效应明显，但是交通设施建设、旅游产业项目建设以及旅游就业参与等不同开发环节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旅游扶贫开发有助于贫困户脱贫增收，针对不同开发环节的具体问题要精准滴灌、靶向治疗，实现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的精准发力、精准施策和精准帮扶。     

乡村旅游中的乡村文化建设路径探究

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吸引力的主要来源,是乡村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然而,乡村文化建设受限于地域、内涵、平台、人才等现实因素,且尚未实现与旅游业发展相融,不利于整体规划和综合开发。文章将分析乡村文化建设对于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性,概括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困境及对旅游产业产生的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因地制宜开发文化资源、加强以村民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意见领袖、构建立体化的传播格局等基于乡村旅游的乡村文化建设重点。     

旅游导向型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研究——以重庆市永川区茶园村为例

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激发乡村经济活力,持续助力乡村振兴。重庆市永川区茶园村的生态景观特征显著,具有旅游导向的环境友好和主客共享新型乡村振兴开发潜力。本文基于新时代背景,通过分析重庆市永川区茶园村的发展现状与旅游开发条件,提出旅游导向的乡村振兴开发模式,探索乡村振兴发展路径,为推进茶园村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建议,以期为乡村振兴与旅游发展提供参考。     

西部典型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甘肃省农村居民为例

文章以甘肃省农村居民为个案,基于甘肃省526位农村居民的微观调查数据,对西部典型地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考察。研究表明:甘肃省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观念落后,消费意愿不够强烈,出游频数较低,年均旅游消费支出相当有限,偏好与亲友结伴出游,出游时间主要集中于农闲时间,出游目的主要以探亲访友和观光游览为主,出游选择的交通工具主要为汽车和火车,亲友介绍是其获取旅游信息的主要渠道。与东、中部较发达地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有所不同,可自由支配收入及旅游产品价格依然是影响甘肃省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主导因素。     

社区归属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以浙江安吉为例

乡村旅游地居民是社区参与的主体,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社区归属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文献回顾,引入旅游获益中介变量,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结构方程模型。以浙江安吉为例,通过实地问卷调查采集数据,探讨社区归属感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及路径。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对旅游获益和社区参与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获益是社区归属感影响社区参与的中介变量;社区归属感对社区参与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其直接效应（0．48）远远高于通过中介变量旅游获益对社区参与的间接效应（0．55×0．27）;旅游地居民对个人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家庭成员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若干建议和研究不足。     

大城市居民对城郊乡村旅游地的感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本文依据第一手调查数据资料,运用基于现代统计软件SPSS的统计分析法,以南京市为例,研究了大城市居民对城郊乡村旅游地的感知情况,并进一步探讨了感知在人口学特征方面的差异性、总体印象与各要素评价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总体印象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探寻它与各要素评价之间的具体关系。结果表明,有关城郊乡村旅游地的感知与评价水平不高,在人口学特征方面的差异性不尽相同,总体印象与各具体要素评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乡村风光、餐饮、旅游服务和住宿四个方面的感知评价对总体印象影响较大。     

权威善治视角下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演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谋求适合乡村内生式发展的有效治理路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权威善治视角,探讨陕西省袁家村发展旅游以来治理结构演变过程与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地方权威主义治理主体扮演“决策者”“引领者”“代理人”等多重角色,并在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发生角色变迁。(2)乡村旅游目的地治理结构从单一主体向“双轨”治理演化。其中,利益相关、产业规模扩张和制度安排为其演化提供了动力与保障。对现实的启发是,发挥好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互动作用,将有利于实现目的地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文化记忆视角下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进展及框架构建

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一直是旅游地理学关注的重点领域,而乡村文化的恢复与重构更是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本文从乡村旅游的概念内涵、文化表达与测度、文化保护利用、地方认同、乡村记忆及文化重构等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提出文化记忆理论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视角下乡村旅游地文化的研究框架、内涵和内容。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乡村文化记忆作为分析乡村旅游地文化时空过程的逻辑起点,立足于文化记忆理论关注的文化记忆识别、地方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等核心内容,构建了“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社会维度”的三维研究框架,并据此提出了乡村文化记忆在时间、空间和社会维度的研究内容。为今后进一步丰富文化记忆与旅游地理学的融合,深化乡村旅游地文化研究的理论构建和方法创新,寻求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研究新视角、新方向和新方法提供指导。     

胁迫视角下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进展与框架构建

乡村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不仅是新时期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旅游开发在带来乡村经济振兴的同时,更多的是胁迫乡村文化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产生反应或功能失调,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的受损甚至消亡。通过国内外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相关文献的梳理归纳和研究评述,本文发现当前研究缺乏基于文化胁迫视角的理论框架、文化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及量化表达薄弱。在系统回顾胁迫生态理论的科学内涵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指出其应用在乡村旅游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进而提出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模型和胁迫视角下乡村旅游地文化影响研究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最后从时间-空间-社会维度出发,构建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以期为快速城镇化和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振兴、乡村文化保护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收入群体差异——以北京、武汉、西安城镇居民为例

以北京、武汉、西安城镇居民为例,探究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收入群体差异。研究发现,不同收入群体的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在：①不同收入群体的景区到访率均随距离的增加呈e指数衰减,但衰减速率存在收入群体差异,收入越高的群体,到访率距离衰减速率相对越小。②中国城镇居民的国内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具有“距离择近,景点择高,经济择富”的“三择”倾向,但不同收入群体的“三择”程度不同,收入越低的群体,“距离择近,经济择富”的倾向越明显。③不同收入群体到访率空间分异趋势一致,但高到访率空间大小不同,收入越高的群体,高到访率空间越大。④目的地亲景度存在收入群体差异,收入越高的群体,目的地亲景度越高。     

乡村社区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过程及影响因素——以栾川县重渡村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生计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但与之相关的研究较为匮乏。文章以栾川县重渡村为案例地,通过对亲代和子代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探讨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过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经历了亲代生计开拓、子代培养和发展、共同经营、生计传承四个阶段,并与重渡村这一乡村旅游目的地起步、培育、快速发展、规范管理的生命周期相适应。(2)文化因素、主体因素和规制压力是影响生计传承的主要原因。(3)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关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乡村旅游根性意涵的社会调试与价值重建研究

论文从历史演进和意识建构角度阐释了现代异化背景下游客对乡村旅游的根性诉求,构建了乡村旅游中乡村意涵与文化价值的实现过程解析框架,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乡村旅游根性诉求异化机理。结论认为,深刻的人地关系意识和哲学认同养成的亲土心理结构与田园精神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动力源,基于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人性异化与身份认同危机的后现代反叛是乡村旅游的现代引擎,乡村旅游的本质是乡土-人性结构的回归与重建。而多媒体"伪乡村"的旅游形象建构又导致了乡村从生产性到消费性的转换、乡村旅游需求的异化与"伪乡村旅游"意识形态的形成。乡村旅游急需深刻的反思与革命,扭转发展的方向与目标,并在乡村与旅游传统的回归中逐步实现乡村与人性的文化救赎。     

“主客”对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感知维度及影响效应——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乡村旅游地的文化认同是重塑和振兴乡村文化的重要前提。基于文化记忆和地方感构建居民和游客对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感知模型,以苏州金庭镇为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在时间、空间、文化和情感维度上主、客存在差异,时间维度上游客高于居民,其余维度居民表现更为强烈。感知效应主、客在时间上表现出令自己回想起过去的人和事,了解文化延续性;空间上为游客旅行带来深刻印象,与居民生活关系不紧密;文化上承载着地方历史文化,提升乡村旅游文化氛围;情感上在归属感、自豪感、文化自信及价值追求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