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广东仕宦形塑庄氏烈女形象研究

旌表烈女是明王朝在乡村推行教化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地方官绅借机向朝廷表达宣传教化取得成效的一种方式。明代广东仕宦通过舆情鼓噪为村妇庄氏成功地争取到朝廷的旌表,并为庄氏修墓、建祠及坊表,引起更多士人参与到书写庄氏故事的行列,向全社会传达王朝教化在海疆社会的成效。庄氏也成为社会大众接受王朝教化的象征符号。     

民间信仰的正统化取向——明清广东金花夫人形象的演变

明清时期,地方官绅面对王朝推行正祀礼仪的形势,不时对民间信仰中的神祇进行改造。广东金花夫人作为民间信仰的神祇,尽管起源可能较早,但明成化年间广东官绅的型塑是其传播的重要阶段。之后,对其禁毁的声音与行动不时出现,广东仕宦及绅民顺应时势需要,不断给金花夫人信仰添加正统化的元素,使其信仰在民间社会得以持续不衰。     

“方德让家”:从旌德方氏看明清皖南宗族的家史编纂

毗邻徽州的宁国府旌德县方氏宗族,在明代以降的数百年间,随着自身实力的发展和社会环境之变化,激发了追求地方影响力的强烈愿望。通过编撰家史,他们将地方名人方元荡奉为始迁祖,创造出与旌德县名相关的"方德让家"传说。此举巩固了地方精英对方氏宗族的支持,得到地方社会的认可,官方志书还纳入其家史。这些都使方氏在地方社会主导权的竞争中赢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本文通过分析旌德方氏塑造谱系和宗族形象的动态历程,揭橥其背后蕴含的地域文化传统,有助于理解明清宗族世系塑造与皖南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     

明清“治广以狭”思想在广东的形成与实践

明代逐渐形成了"治广以狭"的政治地理思想,其主要内涵是在合理范围内增设政区,缩小原有政区的地域范围,方便国家政治和教化力量深入地方,从而加强社会控制。到了清代,该思想被继承了下来。屈大均以此为基础对广东政区调整的设想进行了总结,开平县、花县、阳江直隶州的设置则是其延续性的证明。这种政治地理思想深刻塑造了广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在其实践中也反映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     

北川大禹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

据史料记载,大禹生于北川,是中华民族继炎黄二帝之后的又一人文始祖。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为民造福,他治理水患、平定九州、建立夏王朝,利在千秋,功德无量。北川将通过打造中国大禹文化之乡,塑造"大禹故里,文化北川"的区域形象,使大禹文化成为北川的特色文化旅游名片,带动北川社会经济的发展。     

甘肃牛站村九天圣母传说与民众传承心理研究

在甘肃永登连城镇牛站村流传着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九天圣母传说。这些传说以民间写意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地方保护神的形象,表达出民众的英雄认同、和平愿望、价值追求,生动展示了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民俗的双向建构过程,满足了民众多方面的信仰需求,也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村落史的记忆过程。传说的文化功能与民众传承心理紧密胶合、互为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传说不仅仅是神圣性的,更是世俗性的,甚至带有某种些微的历史气息,立体综合地表达出了一种地方文化的鲜活面貌。     

规训与惩罚：汉代女性贞顺观念的建构

贞顺观念在汉代的确立与发展,是官方规范和民间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汉代官方希望将女性纳入贞顺规范中,但对贵族女性与普通女性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作为发挥教化作用的贞女故事,官方与民间设计重点有所不同。官方贞女故事常见情礼冲突,而民间贞女故事充满想象力的情感设计,冲淡了官方故事中情礼对立的困境,使其获得了更强的感染力与更广的传播度。官方律令针对女性淫妒等越轨行为虽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但社会上存有许多律令难以界定的复杂情状,对此民间医方中却有针对女性的止(验)淫术与疗妒方,简单易操且迎合社会需求。汉代律令与医方中对女性淫妒行为的惩处矫治并非只是压制束缚女性,更具有建构与规范贞顺观念的功能。规训与惩罚是塑造社会规范、制造社会观念过程中的一体两面。     

谁是“蛮”人?——地方仪式传统中的上林族群类分与文化形象转变

地方仪式传统与一定地域内的人群分类有着密切关联。在王朝国家管理与族群观念实践语境中,广西上林县地方人群形成了一定的人群分类话语,对"蛮"人的想象与认知逐渐固化。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语境下,师公、道公等仪式专家的流动,逐渐构成我们观察地方人群分类新的文化维度。不同地域间的仪式流动在促使地方文化形象发生转变的同时,也让地域内的人群具有了自我认知的参照,原本属于"蛮"区的人之文化优势也逐渐建立起来。     

从匡赞风雅到鼓吹休隆:丛书与明清文化转型——以《檀几丛书》《昭代丛书》为例

丛书因其开放与灵活的形式,天然地成为知识汇聚的良好载体而与思想文化联系紧密。在明清文化转型的脉络中,《檀几丛书》《昭代丛书》因其编选清初时人小品所具有的"灵敏性",在这种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的特质上更具有典型意义。晚明以来崇尚个人主体性、满足自我情感欲望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檀几丛书》文本的"私"领域特质。而在清初构建王朝统治合法性、政治权力积极介入文化领域的局势下,整合社会秩序、粉饰王朝形象的要求则促使《昭代丛书》在编纂过程中逐渐偏向"公"领域知识。丛书中"公"对"私"的知识压制,营造了"昭代"文化对"晚明"文化的胜利景象。由此可见,书籍不仅是文化的被塑造物,而且是其构建力量。     

赣榆孙桥村石板桥年代考略

连云港市赣榆区赣马镇孙桥村西南处有一座古代石板桥,具体何时建造地方文献上并无记载,当地也无相关传说,仅知先有桥后有村。赣榆地方史研究者从文献方面判断该桥为明代末年所建,文物工作者从文物角度断为清中后期所建。不同观点相互碰撞,互相争论,孰是孰非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争论探讨,实现了学术研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活跃了赣榆地方历史研究、文物研究的治学风气,进一步推动了赣榆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成为连云港市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意外收获。     

评蒙古帝国衰亡对蒙古社会发展的影响

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以千户制巩固了统治,国土横跨欧亚。至忽必烈在中原大地建立了蒙元王朝。１３６８年元朝灭亡后,众多蒙古人返回蒙古本土,与当地统治者发生权力斗争。蒙古本土也因无法为骤然增多的人口提供给养而导致经济崩溃。蒙古人不断侵扰明朝边境,迫使永乐皇帝率兵亲征,更加剧了蒙古困难局面。重建蒙古强力政权的努力一再破产。直至达延可汗,蒙古再现生机。     

龙游石窟砂岩的水稳定性研究

通过对龙游石窟砂岩胶结泥质中粘土矿物—蒙脱石的性质和结构特征;岩石中各类矿物在水中溶解度的变化;岩体与水反应的表面积,即岩石的孔隙率;与其相作用的水的化学性质,特别是水的pH值变化等方面的测试研究,证明被淹没在水下的石窟砂岩洞室相对较稳定。但洞室的水被抽干后,由于水环境的突变以及随后环境湿度的频繁变化,大大加速了洞室的风化。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北京地区的传统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发生重大变化:数量上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趋势;救助功能方面普遍地由施养向教养转化;操作管理方式逐渐走上联合统一的道路。这些变化与北京地区在近代所具有的典型社会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一定程度上本文是对慈善事业研究的一种区域性探索。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由禅让制度论及尧舜时代我国已进入中国早期国家阶段

尧舜禹时代实行的禅让制度是与夏代以后王位世袭制度迥然有别的政治制度。学界一般认为禅让是前国家阶段政治情况的反映。其实,实行禅让制度的尧舜时代已具备与其后的夏商周三代相同的社会特征,文献和考古学方面都反映出这种情况。当时各方国内部已经确立王位世袭制度,禅让只是方国之间推举联盟首领的制度。处于早期国家阶段的尧舜禹时代与战国以后的国家形态还有一定差别,而具有一些区别于后世的自己的特征。     

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

本文依据雍正朝《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相关内容,梳理出雍正帝对工艺品所倡导的“文雅”“精细”的审美标准和要求,并结合传世文物进行了论证,同时对雍正帝的兴趣爱好、鉴赏水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进而通过相关历史文献探讨雍正帝审美情趣形成的缘由及其影响。     

野牛的灭绝与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命运

野牛是美国西部大平原地区最重要的一种动物,曾对人类的生活产生过直接的影响,更与印第安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在内战后的西部开拓中,白人移居对野牛进行了野蛮的屠杀,致使野牛灭绝。与此同时,白人拓居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推行种族灭绝政策,导致失去生活所依的印第安人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这种残暴和不义之举是无可挽回的历史失误。反思这段历史今天仍具重要意义。     

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及其困境探析

现代评论派作为自由主义政治派别,通过政论时评积极宣扬其政治理念,内容主要包括个人自由观、法治观、渐进改良观、精英政治观等,不过囿于现实社会的黑暗与压迫,和政治理念本身的软弱,最终导致现代评论派陷入"无地自由"的尴尬境地。通过考察现代评论派政治理念的成因和表现,以及其政治理念所面临的困境,将有助于剖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文化,为探究自由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流变提供一个入手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