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

敦煌社邑类型很多 ,最常见的有里巷社、渠社、互助社、佛社等。按阶级组织的社邑尚未见。绝大多数社邑与寺院的联系只是思想上 (信仰上 )的联系。燃灯社、行像社为燃灯、行像活动付出的人力、财物 ,应属社众的文化消费范畴。寺院上层与部分僧俗吏民之间诚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但寺院上层剥削的对象是部分僧俗吏民 ,而不是“社” ,剥削的方式是出租田土、碾、油梁与放贷活动 ,而不是燃灯、行像等社邑活动。立社文书中所见的“义聚”是社邑的同义语 ,不是公共积累。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几个问题的再商榷

笔者所说的“里巷社”只是泛指基层社会组织(如里、村、坊、巷等等)的官社。其时一些社邑既以“巷社”为名,论理就应以该巷全体人户组成为是。敦煌儒风坊西巷社有关互助活动的社条中,仍出现官社有关催驱赋役的内容,应与吐蕃时期赋役特别苛重有关。意识到这种阶级划分的存在,并自觉地按阶级进行结社,是很晚的事。至少说在唐宋时期尚未见这种结社。量化分析应遵循随机原则,在量化分析各种社邑活动频率时不应把某些“非实用文书”排除在外。     

唐五代宋初敦煌的袄教崇拜

祆教,拜火拜天,尊崇光明,初发端于波斯,风靡于中亚诸国。十六国北朝时期,随着大量中亚和西域胡人商贩牟利东来,波斯祆教亦传入中国,史称“事胡天”或“拜胡天”。据《隋书》记载,北齐时在邺城已经出现了“事胡天”的祭祠。北周为化育万邦,招揽西域胡人,皇帝亲自参加“拜胡天制”。唐自武德四年(624)起,先后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布政坊,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税役负担

一在中古时代,就全国来说,僧尼的实际人数始终不是很多,大体上徘徊在百分之一左右。①但敦煌在归义军时期有僧尼一千一百多,达到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②这就大大超过了僧尼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甚至超过了武宗灭佛时僧尼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③如果僧尼靠...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佛儒兼容的社会文化

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住置造就了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特有的社会文化形态。在这里,佛教和儒学相互并存,共同发展并走向融合。寺院内教授与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佛界高僧尚儒之风流行。而当时社会倡导的“忠孝”思想风气,则是佛儒共同宣扬的内容,虽然具有为王政服务的共同色彩,但二者在这一方面却得到了最好的协调与融合。     

试论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财产管理的特征及意义

敦煌文书中保存下来了许多关于寺院财产管理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反映出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在财产管理中的公开与透明、寺院财务管理人员任职的进步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对了解当时敦煌寺院财产的管理状况及敦煌寺院经济大有裨益,同时还在进一步了解我国唐宋时期各地寺院经济的管理及对今日的财务活动提供借鉴作用等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评介

敦煌文书中蕴藏着丰富的敦煌佛教社会的各种原始材料,其中尤以唐后期、五代、宋初的资料最为丰富,从敦煌历史的时区划分来讲,就是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时期。在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敦煌佛教社会史方面,前人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在寺院经济方面,如那波利贞三四十年代的系列文章、谢和耐的《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年)、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1982年)、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1987年)等,而郝春文著《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3 4 425页,3060元)以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为主旨,…     

再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

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巷社是官社,依据现有实证材料,只能认为巷社是私社,因巷社与里社(官社)性质完全不同,所以也就不能用“里巷社”作为官社的“概称”。等级是古代社会阶级的表现形式,因而品官结社既属按等级结社,亦属按阶级结社。社司转帖中之非实用文书虽然对了解社邑的有关情况具有一定价值,但如果是对各类社司转帖进行量化分析,并据以考察当时社邑的实际活动情况,就应对具有实用性质的社司转帖和不具有实用性质的社司转帖做尽可能的区分。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商榷

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巷社并非官社 ,而是纯粹的私社 ,官社虽然存在 ,但由于材料太少 ,很难做明确、具体的说明。敦煌的社邑虽是以各阶级、阶层混合结社为主 ,但按阶级、阶层结社的现象也确实存在。依据具有实用性质的敦煌社邑文书进行量化研究 ,敦煌社邑的活动是丧葬互助活动最为频繁 ,也最为重要 ,春秋二社和佛事活动的频率大体持平 ,亦均属社邑的重要活动。     

唐五代宋初婚姻开放性初探——以敦煌妇女为中心考察

唐五代宋初正值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极其繁荣,婚姻观念异常开放,婚姻生活多彩多姿,敦煌即其缩影。本文依据浩博的敦煌文献,以敦煌妇女为例,对这一时期的婚姻开放性的表现及其原因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川南僰人土地制度初探

由于史料缺乏,至今国内对川南僰人土地制度的研究尚属空白。笔者根据对新发现的明代《凌霄城地界碑》的研究,初步断定僰人的土地制度为井田制或类似井田制。     

唐末宋初僧职判官考——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敦煌寺院文书和世俗文书中多见有僧职判官,此职务是佛教资料中绝无仅有的。僧职判官是吐蕃占领敦煌后,效仿世俗政权中的判官新设立的僧团释吏,并延续至归义军时期。判官由僧众选举而生,任命权则掌握在世俗政权手中。代表都僧统司监督寺院经济和法师活动是判官的职责所在,部分判官为僧中富户与其家庭背景有极大关系。研究敦煌僧团判官一职,无论对于认识敦煌僧官体系特色还是全面认识中古僧官制度均具有重要意义。     

华南地区宋墓初探

华南地区宋代墓葬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可初步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发展阶段.从各类墓葬的发现情况来看,华南地区宋墓的特点与当时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地区的外来文化因素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墓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南地区宋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唐五代至宋敦煌的量器及量制

唐五代至宋的敦煌 ,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 ,在经济上以当地独立的体系为主 ,其量制和量器呈现出有别于中原的特殊复杂状况。这些特点是 :1 在承袭唐中央政府颁布的量制法规的同时 ,民间通行大斗制 ,个别的量制与传统观点有所不同 ;2 由于受吐蕃统治过半个多世纪 ,又并行吐蕃的量制 ;3 特殊的计量方法 ,如驮 ,既有传统的“汉驮” ,也有吐蕃的“蕃驮” ;4 酒的计量方法有其独立的体系 ;5 这些特点也表现在了敦煌的量器上     

宋殿阁学士制度考辨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仿宋制,设华盖殿、谨身殿、东阁等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应对;仁、宣以后,殿阁大学士权力加重,渐凌于六部之上,成为事实上的宰相。那么,明代所仿效的宋朝殿阁学士制度到底是怎样情形?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正于学界师长、朋友。     

从敦煌写本书仪《记室备要》看唐末官宦的送礼

送礼是古今中外人们实现相互往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增进情感的共有方式。敦煌写本书仪《记室备要》给我们展示了一张宦官送礼物的清单,让我们得以更加深入了解唐末五代时期宦官送礼的大概情况,更加深入了解和认识唐代末期宦官生活的史实。     

从敦煌的五台山绘画和文献看五代宋初中原与河西于阗间的文化交往

一、新样文殊的来源及其流传一九七五年十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将莫高窟第220窟的重层甬道整体搬迁,使底层完好的壁画重见天日,为我们研究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新的素材。新剥出的甬道北壁正中,绘文殊变一铺,两旁为“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和“南无救苦观世音菩萨”各一身。文殊变的下方有发愿文一篇,其词曰: 1清士弟子节度押衙守随军参谋银 2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     

游走在世俗和神圣之间——唐五代宋初敦煌命算信仰与佛道关系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问题近年来为学界所普遍关注,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以占卜术数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世俗信仰与佛教的互动关系、借以审视敦煌佛教的世俗特征,可以说是拓展敦煌佛教世俗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学术思路。抄写于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占卜文书,据黄正建先生统计大约有274件左右,内容丰富多样,是研究占卜、佛教关系的重要资料。但在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长期存在某种理念偏差：已有研究往往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来定性敦煌占卜文书,过于强调其宗教归属的的单一性,缺乏对文书中多重宗教因子的细致分析,从而不能再现世俗信仰与道教、佛教等宗教在中国古代及敦煌地区长期并存融通的历史事实。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曾在对敦煌写本宅经的研究中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唐五代敦煌占卜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展示敦煌各宗教因子在大时段中（唐五代宋初）混通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它们各自在吐蕃占领前后存在状态的升降变迁。     

泸县宋墓"朱雀"初释

本文对泸县宋墓石棺上的“朱雀”形象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其与佛教大鹏金翅鸟颇有渊源,是佛教典故普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