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三世说”: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

中国的历代学人在关于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变化诸方面贡献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体现出它积极有益的社会功能;二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人类探求历史变化及其规律的伟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为了更准确认识这些理论成果,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我们特别邀请三位教授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瞿林东认为:天人、古今、时与势、理与道等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事的观念逐渐上升,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些学者把时与势这两个概念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吴怀祺认为:历史观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历史总结,进而认识安邦治国有重大意义。重视总结历史兴衰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的历史兴衰论丰富了联系思维,发展了借鉴的历史观;《周易》体现出的通变思维具有重大价值,王夫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思考千古兴亡盛衰,把古代历史观、历史借鉴观念,推向新的高度。陈其泰认为:春秋公羊“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西汉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东汉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清代龚自珍将之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说明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康有为又将之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成为维新变法的武器。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

中国的历代学人在关于历史的运动与发展变化诸方面贡献出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体现出它积极有益的社会功能;二是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人类探求历史变化及其规律的伟业中,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为了更准确认识这些理论成果,为当前的历史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我们特别邀请三位教授就此从不同角度进行笔谈。瞿林东认为:天人、古今、时与势、理与道等范畴在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天人关系方面,人事的观念逐渐上升,司马迁开辟了天人关系说走向理性时代的道路。古今关系指古今的联系、变化,其中朴素的进化观点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些学者把时与势这两个概念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是重要的理论贡献。理通常指具体史事之理,道通常指一般史事之理。吴怀祺认为:历史观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历史思维是历史观展开的途径、方式。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思维对历史总结,进而认识安邦治国有重大意义。重视总结历史兴衰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司马迁的历史兴衰论丰富了联系思维,发展了借鉴的历史观;《周易》体现出的通变思维具有重大价值,王夫之运用《周易》的通变思维,思考千古兴亡盛衰,把古代历史观、历史借鉴观念,推向新的高度。陈其泰认为:春秋公羊“三世说”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历史哲学。西汉董仲舒明确划分春秋十二公为三世,显示出分阶段观察历史演进阶段之意义;东汉何休把“三世说”发展成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具有系统性的历史哲学,丰富了公羊历史哲学的内涵;清代龚自珍将之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说明封建统治陷入危机;康有为又将之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成为维新变法的武器。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能引发同行诸君的更多高论。     

《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

司马迁的易学思想在中国史学史、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继承、发挥《易传》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以及董仲舒的天人之学,力求通过历史记载来“究天人之际”。他志在“通古今之变”,更是以《周易》通变思想为圭臬的。《周易》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思想、德治精神及尚贤、养贤思想等在司马迁那里均有所反映。易学是司马迁史学的哲理基础。     

公羊学说与晚清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

长时间以来,有关今文公羊学说在晚清时期所导演的一幕幕活剧似乎已被人淡忘,这是学术研究的一大缺憾。历史事实是,在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对公羊学说改造、发展,回答了民族危机时代的紧迫课题,批判专制,倡导改革,并首先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至19世纪末,康有为进一步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民主共和(太平世)"的新"三世说",成为发动变法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进步的公羊学说与有识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相激荡,有力地推进了晚清时期全国民众的文化认同。这是晚清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具有新鲜活力的公羊哲学观建立的功绩。在今天,公羊学说对于巩固伟大祖国统一和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仍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此即研究本课题的理论价值所在。     

浅谈中国古代的历史观

历史观的演进是一个民族、国家对自身历史发展的体悟过程,是在对历史观的争鸣中展开的。中国古代历史观念十分丰富,有老子的复古史观、阴阳家的循环吏观、韩非朴素的进化吏观、《周易》的变易史观、墨子的圣王史观、孟子的重民史观等。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因看,由于其动固有天人之分,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有天命吏观、圣王吏观和民众史观等;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变化的方向看,中国古代的历史现有循环史观、进化吏观、复古史观等;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有“大一统”史观等。     

方以智的史学思想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历史观上,他从易道变化之理入手来论证社会人事,认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一大物理,因而都是人们认知的对象,历史研究是一门"以实事求实理"的实学;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的发展有"常"有"变",有"理"有"则";人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古今以"智"相积,因而今必胜于古。他的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实证精神,主张"待证乃决"、"扩信决疑";同时提倡寻委溯源、通相为用的通变意识,并以推理与归约为通变基本方法。     

19世纪中国学者关于历史演进的理论

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时代剧变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一批中国学者对历史演进阐发了深刻而新鲜的理论。龚自珍、魏源预见到"乱将不远",对公羊"三世说"进行革命性改造,提出新的命题;其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构建了宣传变法维新的历史观;至19世纪末年,以严复为代表,结合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局,传播了西方近代进化论,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读《公羊传》札记

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从时代的远近和见闻条件的不同,区分出三世表述手法的不同。首先看出公羊的眼光比左氏、谷梁敏锐,也体现出公羊对历史的理解有深度,能划分出历史的不同阶段,这表明他看出了历史的进展。据此说公羊有历史变易思想是不为过的。但所谓公羊三世说,我理解还是从董仲舒起,看出了公羊的这个突出特点和它的可塑性,由此借题发挥,直至近代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大倡公羊三世说,产生了巨大宣传效果,这可说是公羊学的复兴,更应该说是由近代经师们改造的新公羊学的出台,这应是公羊子始料所不及的。隐公六年:“秋七月。此无事,何以书?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首时过,则何以书?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     

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史学观念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观念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三题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中西比较语境下的中国古代历史思维整体性析论

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一个历史认识论问题,涉及中西史学比较的主体与客体、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在中国,《周易》奠定了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哲学基础,《史记》则是表现历史思维整体性的代表性史学文本。在《史记》中,历史思维的整体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古代到现代的长时段时间观念;历史叙事的最大空间跨度;涵盖多方面内容的纪传体历史书写体裁。历史思维的整体性是中西史学比较中的一个跨文化话语。在西方,波利比乌斯《通史》是体现西方历史思维整体性的典型文本。《史记》与《通史》孕育于东西方具有帝国性质的历史空间中,就两者体现的历史思维整体性的际遇而言,《史记》与《通史》在中国与西方史学史上具有不同的延展曲线。     

汉唐时期的以史解《易》

汉唐时期,易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重要成就。在汉唐易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易学家以史解《易》征引的史实蕴涵了历史兴衰教训和历史变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周易》义理相互通约。汉唐时期以史解《易》的运用,丰富了治《易》的方法,深化了《易》之微言大义,拓展了史学自身的历史观念,促进了易学与史学的双向互动,为后世"参政史事"易学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万里的历史通变思想

杨万里的历史通变思想的内涵是主张历史变化不已,但有“一治一乱”章法。他提出“穷必革”和“圣人惧于革”,总结出变中有常、“中正立而万变通”、“兴天下之大利,为天下之大益”和革除弊政重在用人等原则,要求区别对待“一代家法”与“祖宗家法”。杨氏以史事参证《易》理     

读张秋升《天人纠葛与历史运演——西汉儒家历史观的现代诠释》

历史观是史学史研究必须探讨的一个论题 ,作为奠定我国封建社会基本模式的西汉王朝 ,这一时期的历史观也颇具封建社会历史观的模式意义。从梁启超开始 ,百余年来 ,学界对此论题非常关注 ,经过学人们的努力 ,这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无疑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如长期以来的有关研究大多只注意司马迁和董仲舒两人 ,对西汉其他不太著名的人物研究就显得相当薄弱 ,虽然某个人物的历史观研究已经达成共识 ,许多人物 ,如陆贾、刘向、扬雄等人的历史观尚待深入研究 ;一些问题 ,如司马迁“天人关系”到底指什么 ,董仲舒之“道”是变还是“不变”等…     

晋西南龙山文化与有虞氏——虞舜部族起源的探索

中国历史的开端，按照司马迁的历史观，是以黄帝，帝顓顼，帝喾，帝尧，帝舜的五帝时代（《史记》篇首《五帝本纪》）为其肇始，是信史乎？还是古史传说，千百年来，古今史家对比议论颇多。     

中国古传统生态观念溯源

本文以上古先民协调"天人关系"、"人地关系"的实践和认识为背景,从生产经验的积累、宗教信仰的流变和哲学思维的发轫等视角,追溯中国传统生态观念的源起。     

清末政教论与宗法社会的史学语境

宗法社会的讨论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晚清学人研究这个问题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及政治语境;因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所驱使,近代学术与政治密不可分。康、梁的政教论既借鉴严复等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方面的学理,也糅合国学传统中的公羊三世说。就晚清参与讨论者而言,诸如梁启超、夏曾佑、严复等,大多兼有政治家、学者双重身份,他们议学兼论政,探讨西方社会的历史或中国古代历史等以探究学理,其话语中趣旨往往指向现实政治。     

关于令方彝的年代问题

令方彝的制作年代是学术界聚讼已久的一个问题。在令方彝作于成王之世、康王之世、昭王之世等三种说法中 ,以昭世说最为流行 ,渐有被视作定论的趋向。本文通过对令方彝及其相关铭文与史实的综合考察 ,认为令方彝作于昭王、康王之世的说法存在着诸多矛盾 ,不可遽信 ,唯有成世说不仅可以从宜侯簋、作册大鼎等相关器铭的内在联系中得到认证 ,而且与王姜、太保、明保、伯懋父等人在周初的活动年代相一致 ,最为接近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