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分开”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吗?

读贵刊今年第6期米鹤都文章《中共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感到惊愕。作者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述说1986年研讨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和问题,认为"它最后的落脚点,放在了实质上并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党政分开’上面","是从概念出发、从体系出发、从终极价值出发,以理想化、合理性作为衡     

政党执政模式决定党政关系

《炎黄春秋》2014年第4期刊登的《“党政分开”是死结》一文,认为政改的突破口不在“党政分开”,而在人大向议会制过渡和推行党内民主两个方面。早在2005年第5期,《炎黄春秋》就刊登过许耀桐《论政党执政文明与党政分开》一文（以下简称“许文”）,在论述政党执政文明问题时,     

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

亲见路边有死人 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9年至1961年期间发生的全国性的饥荒。最近米鹤都先生撰文《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亲历1961年安徽饥荒调查》（见《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35期）称,三年自然灾害中安徽饿死了350万人。当年死了多少人的数字我不知道,但大量的饿死人却是事实。     

我国党政关系规范化的必然性及其实现途径

党政关系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最基本的政治关系。在我国,党政关系先后历经了＂寓党于政＂、＂以党代政＂、＂党政分开＂以及＂党政关系规范化＂四个阶段。历史发展的进程告诉我们,党政关系规范化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必然选择。因此,加强党的领导,积极发挥人大的作用,实现党政关系的法治化,建立党政信息公开机制,都将有助于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     

王力没任过《红旗》杂志的总编和全面主持过《红旗》杂志的工作

2012年第5期米鹤都先生的《"破四旧"的表与里》写得很好,比较全面和客观地介绍和叙述了"破四旧"的缘起、过程和破坏情况。但他在文章中说:"当时全面主持《红旗》杂志工作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还说:"王力主持下的《红旗》杂志",并说王力是"总编"。这都不准确,不     

1958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的党内争论

1958年在中国,先后出现了三面红旗。这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分开来说是“三面红旗”,其实三位一体。当年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高估产、全民动员、昼夜苦战,用“高潮”一类字眼已经不能显示出它的规模和气势,只能叫做“大跃进”。而总路线,既是这一场“大跃进”的动员口号,又是它的指导方针。人民公社这种将每一个人从生产到生活都管起来的准军事组织,就是贯彻总路线、实现“大跃进”的组织形式。三者缺一不可,缺其一即无法构成当年这一“壮观无比”的历史图景了。…     

5分钱纸币背后的故事

1953年版的5分人民币纸币正面右侧,印着一艘巨轮,它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驾船起义、并升起五星红旗的第一艘商船“海辽”号。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有聿采访了当年参与“海辽”号起义的汪更生先生,他向笔者讲述了当年“海辽”号起义后回归祖国的那段惊心动魄又鲜为人知的航海历程。     

“日本”国号起源再考

因中日两国史书皆缺乏明确的记述,故就开始使用“日本”这一国号的时间和是谁创造了这一国号众说不一。本文认为以往认识似乎都缺乏坚实的史料依据和令人信服的说理过程,并基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被记述的时间、记述者与当事者的关系最为接近的史书及其撰者乃最恰当的研究线索这一观点,推定“日本”这一国号似乎应该出现在武则天会见日本使者的公元702年当年或之前的一小段时间,其出自或如《史记正义》作者张守节所说,来源于武皇后的改名。     

粟裕与饶漱石的离合往事

战争年代,饶漱石与粟裕同处华东战略区,两人往来时间长,命运一度相关。 如今,饶漱石已是一个令人颇感陌生的名字,当年却堪称“华东王”,除了军事,其他党政工作都说一不二,担任过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军委员会主席等显赫职务。     

关于云梦秦简中“男子”一称——与高敏先生商榷

高敏先生对云梦秦简深有研究。读其《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深为敬佩。但难免有疏漏之处。如对秦简中“男子”一称的解释,尚可商榷。高先生在此书中,收入了《秦简中几种称谓的涵义试析》一文。此文认为“士伍”相当于当时史籍曾广泛使用过的“庶人”或“庶民”,“男子”有别于“士伍”。这些是正确的。但同时,先生又认为“秦简中的‘男子’并不等于‘庶人’或‘庶民’,而     

浅析南京临时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地方党政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党政关系的根本原则是"一党专政",具体形式表现为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分开与合作"。这从某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国民党统治制度在地方运作的缺陷。本文试图从国民党组织的结构和特点出发,分析国民政府中央"一党专政"形式的形成和地方"党政分开与合作"形式的演变,最后揭示出党政关系演变的现实意义。     

三星堆“祭祀坑”唱异(续)——兼谈鱼凫和杜宇的关系

(3).“祭祀坑”在三星堆文化序列中的具体时代位置 在三星堆正常发掘层位中没有发现青铜器,因而1986年夏发现的脱离地层的“祭祀坑”年代确定便成了问题。“祭祀坑”到底属于三星堆文化系列的哪一个阶段?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祭祀坑”内遗物的文化属性以及“祭祀坑”本身的性质都有决定性的意义。发掘报告认为“一号祭祀坑”时代为殷墟一期,而“二号祭祀坑”则相当于殷墟晚期,笔者认为未必准确。     

清华批斗王光美的一个细节

读到《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蒯大富口述、米鹤都整理的《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很高兴,我觉得蒯大富讲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通过这篇文章,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清华文革的很多不知道的情况,我感谢口述人和整理者。但文章最后谈到“二次批斗王光美”,文字很简略,不到1000字,很多情况没谈到——蒯大富可能不知道。我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工作,作为一个见证人,当对这次侮辱性批斗王光美的内情做些披露,以恢复历史的真相和本来面貌。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于1963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这作为国家外事活动,是很正常的。出国要路过上海,在一次舞会上,王光美见到毛主席,问他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不带信。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

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就不可能有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举动。然而,记述当年粉碎“四人帮”过程的文章有很多,对华、叶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却都语焉不详。     

李绿园在贵州的行止及创作

1928年,《文学周报》五卷二十五号刊载了郭绍虞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介绍〈歧路灯〉》。文章一上来就说:“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而不知道《歧路灯》,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的作者曹雪芹与吴敬梓而不知道《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这三部差不多同时的长篇著作,而显晦之不同有如此!这诚是近世小说史上一件不平常的事实。”接着,文章将《歧路灯》与《儒林外史》、《红楼梦》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几个月后,朱自清又在《一般》第六卷第四号上发表了《歧路灯》一文,认为“《歧路灯》是中国旧来仅有的     

新中国第一台“八一”号蒸汽机车的诞生

1952年8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消息：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四方铁路工厂职工,为庆贺“八一”建军节而研制的第一台国产机车“八一”号,于8月1日在四方铁路工厂隆重举行落成典礼大会。新中国研制的第一台“八一”号解放型蒸汽机车（编号 2102）,具有独特开创性的历史意义。弹指一挥间,转眼57年过去了。当年,这台由四方铁路工厂研制的首个“第一”,从设计到试制再到安装试运成功,是怎样的过程呢？通过解读早已发黄的报纸、资料,走访当年参加试制该车的当事人,那火热的场景又重现在人们的眼前……     

宁汉合流后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性质及其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北伐”的性质如何?史学界普遍认为:“继续北伐”与1926年7月9日的誓师北伐,“性质完全不同”,是一场“新军阀取代旧军阀的战争”,是一场“新旧军阀之间的混战”,是“强盗打强盗”的战争。这种论断,实质上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继续北伐”与以往的直奉、直皖战争以及以后的蒋、阎、冯、桂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同等看待,都认为是祸国殃民的反革命内战。     

戴笠与“江山冤狱案”

60多年前发生的“江山冤狱案”曾轰动一时。很长一段时期里,台湾国民党方面总是对当年从韶关专程赶到浙江省江山县为冤案平反,查办部下骨干姚则崇的军统局长戴笠称赞有加,认为他“严于律己”,“能严格管束部属,不护短,爱护民众”云云,还有文章称戴笠“堪称党国之俊杰”……     

编写“红色文学史”的前后

最近,黄修已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修已是我在北大时同班同学。我们都曾参与编写所谓“红色文学史”。该书当年曾被赞誉为“奇迹”和“创举”。修已的文章重提这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发人深省,感触良多。其实,这个“奇迹”和“创举”,不是孤立发生的事件。我想围绕编书的前前后后,也谈谈我今天对此“奇迹”的认识和反思。     

对柯瓦廖夫报告与访谈录的不同评价

1991年,俄国学者贡恰洛夫（又泽为冈察洛夫）对当年苏共中央驻中共代表柯瓦廖夫的访谈录发表后,受到我国学界关注;2004年,柯瓦廖夫1949年写给斯大林的报告原文公布后,又引起反响。今年第7期《炎黄春秋》发表的李洁的文章认为,柯瓦廖大的报告和访谈录“完全是凭空杜撰”,“均属无稽之淡”。但是许多学者认为,柯氏的报告和访谈录有重要参考价值,不应随便否定。本文提供一些有关资料,供读者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