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瞿秋白遇害

2011年第12期,贵刊刊登了秦摩亚所写的一篇文章——《瞿秋白被害,谁之罪》。我读后感慨良深——终于有人站出来在这一类问题上讲真话了!我的父亲赵品三,当时也是中央苏区留守人员,他原先担任郝西史红军大学(即中央红军学校)特科大队     

五维诺兰

“我太激动了,他又给我写了这么好的一个角色……但我真的什么都不能说。”为《里约大冒险2》配音寅传时,安妮·海瑟薇告诉记者。确认她加盟诺兰新片《星际穿越》后．媒体总是想从她那里尽可能得知一些消息,哪怕只言片语。     

不要辨“正”为“误”——答张宏明先生

《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发表了张宏明先生的《〈金石录校证〉标点辨误一例》(以下简称“张文”),摘引了拙著《金石录校证》卷十一“祖丁彝铭”中一段文字:“李氏名公麟,字伯时父,有《古器图》一卷行于世云。”张文认为“字伯时父”的“父”,应当“为下一句之首。即《古器图》一书系李公麟父亲所写,而非李公麟之作”。事实果真如此吗?我想提出两点反驳的意见,以就正于张宏明先生。一、《古器图》的著者绝不是李公麟父亲。张文认为“《古器图》一书系李公麟父亲所写”。试问证据何在呢?查一下宋代的正史和野史、笔记,根本没有这种记载。如果李公麟父亲确曾写     

让孩子成为我的忠实“粉丝”

最近女儿同我说:“爸爸,丹卫的爸爸胡子这么长,像个野人!”我说:“丹卫爸爸是个书法家,字写得很棒的!”没想到女儿马上说:“我爸爸是个音乐家,我妈妈是个画家,比他们还厉害呢!”你看,我们家长在孩子的心目中就是“伟大”,我们应该更加关心孩子,让自己真正成为孩子的偶像。     

为都匀市祝福（外一篇）

2001年7月我从北京出发到贵州黔南州都匀市,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中小城市经济社会问题研讨会”。会上,中共都匀市委市政府,向到会各位市长和其他嘉宾提出,准备编辑《百城嘉宾话都匀》一书的设想,并向全体莅会代表征稿。我正好有一些话想说,打算应征写一篇《为都匀市祝福》。会后,我去黔南州的荔波。我去荔波,是因为早就知道“荔波风景天下奇”,作为“旅游学人”的我不会错过看看这一旅游胜地的机会。到了荔波听了王永波副县长介绍这个县的情况之后,我又想写一篇《初访荔波》。在我已经决定写这两篇文章,正想动笔的时候,邮差送来《文史天地》杂志社吴世祥同志寄来的约稿信。信写得非常客气,要我对贵州省进行一点“文化扶贫”。这么说我担当不起。但是这封信还是使我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写的那两篇文章,拿出来给《文史天地》杂志编辑部。     

宋琼:从《拂晓报》到《解放军报》

一宋琼生于1927年12月,1942年入党,先后任淮北《大众报》编辑、《拂晓报》记者、华中军区第九纵队新华支社记者、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21军前身)新华支社编辑、第21军新华支社编辑主任、华东军区《人民前线》编辑,是地地道道经过战火考验的新闻工作者。他在战争年代写的东西我不得而知,但他调入解放军报社任驻南京军区记者、记者组长期间写的头条要闻,让我印象深刻。     

关于“林彪一号令”及其他

《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发表的陈虹所写《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一文,介绍了“杨余傅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平反经过,读后颇有收获。但文中提到：“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又把多数老帅赶出了北京”。话虽一句,却涉及一些重要史实,作为一名党史爱好者,《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我愿就自己目前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的来龙去脉进行必要的辨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乐在文海问苍生——记著名作家赵范奇

他本身就是个摇笔杆子的人,写总结、写新闻、写小说,还给别人写讲话稿,“一把刷子两边用”,我实在不知如何写他才好,考虑了许久,仍是迟迟没有动笔。可是在我即将编辑出版的《朋友》一书中,写了那么多的文化人,又怎能没有他呀？加之我们是货真价实的朋友,而且“友龄”也有20年了啊!     

海岩 我可不是男琼瑶

一双手柔软细腻,惟有右手中指的上端有个凸起,是“写字磨的”,坐在记者面前的就是“十年如一”、“驻颜有术”的畅销书作家海岩,他微笑着说自己从未做过特殊的保养,对自己惟一的养护是生了病就不写东西。“用汉字写作的人中间,我是最辛苦的一个!”10年发表800万字的作品,全靠手写,“白天上一天班儿,晚上lO点以后写,早上睡不着再写点儿。”他的抱怨有自怜,更有自得。旧作再版、新作热卖,称他是近lO年最成功的商业作者一点也不为过．但是他对此颇有微词,更不能接受把自己跟琼瑶阿姨划上等号,“我可不是男琼瑶,或者琼瑶大叔!”     

试说方志的本质

<正>方志界对于方志是什么即方志的性质问题进行过并还在进行热烈的研讨,提出了几十种不同的说法。笔者也参与了研讨,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见《黑龙江史志》2005年第4期《我对方志性质定义的新表述》)。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即方志的本质问题, 方志界却很少研究。笔者所见到的研究方志本质问题的专文仅有李玉成所写《方志的本质》(载《广西地方志》1997年第1期),韩章训所写《方志本体和本质论析》(载《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5期),金达迈所写《方志本质论》(载《新方志理论与实践二十年》——中国地方志协会2004年度学术年会论文集,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     

凭空编造 荒诞无稽——评师东兵的几本书

去年,华国锋同志去世后,有的网站流传出一些无端诽谤胡耀邦等同志的文章,说什么胡耀邦说“华国锋不是老实人”,“胡耀邦、赵紫阳倒台是诬陷华国锋的报应”等等。由于这些文章大多是根据师东兵凭空杜撰的材料所写,于是我曾写了一篇揭露师东兵的文章,题为《师东兵写的东西太离谱》。     

徐则臣:“70后”正面对别样的乡愁

写漂泊在北京的五湖四海之人,忘不掉故乡花街的旧事人情“作家大概分为几种,一种用皮肤去写,主要凭借感受;另一种用心去写,凭借情感;还有一种用脑子去写,这类作家相对比较理性,一定要先解决‘我写这个意义在哪里’的问题。”在中关村附近的某家咖啡馆,作家徐则臣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道。他将自己归入“理性作家”之列,他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就是对“70后”一代的意义追寻,探寻中国社会近30年的转     

按照统一部署 形式多样地开展续志工作

近日拜读了《江苏地方志》(2004年第六期)刊登的陈华所写的《第二轮修志应提倡和鼓励重修》(简称《重修》),感到这是方志界对国务院各级(也可称三级)地方志“每20年左右续修一次”的统一部署大胆的评论文章。笔者同意《江苏地方志》编后中所提出的“本文作者以其富有个性的思考,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倘有不同看法,欢迎参与争鸣”的观点,特写拙文,欢迎修志同仁批评指正。     

晚年曹禺，再也没能写出“大作品”了

剧作大师曹禺,在“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虽然恢复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的女儿万方回忆说：“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艾敬香港过客

1写《我的1997》这首歌是在1989年,艾敬刚20岁。那个时候她听了苏珊·薇格的《Luka》,决定“把当时自己19岁以前的人生经历写一遍”。那个时候她对人生没有太深刻的理解,“去南方”不意味着淘金,更多是自由。那个时候她“可能也是想着扬名世界吧”,像U2、TheBeatles一样。     

我的舞台,我自己创造

“我的舞台,我自己创造,出乎每个人意料。我的剧本,我自己写好,相信自己永远是个主角……。”相信这首歌大家一听便会知道,这个就是《我为歌狂》的主题曲。现在的电台有许多都在举办各种比赛,或许是因为“超女”热吧!现在的PK节目越来越多,给了一些原本不起眼的人们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11月26日是“超女”南京站最后一次演出,对于是个玉米粉丝的我,本来也想去看演出的,可是因为回家太晚,爸妈没有同意我去。但是11月27日的报纸我可是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想了又想,“超女”们原本是一个和我们一样平凡的小姑娘,只是她们抓住这个机会,没有错…     

花家山的锦鲤鱼

我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诗:“我的前世是一尾锦鲤鱼.”当时写了之后给黄亚洲老师看,是得了他的赞赏的.他一般很少赞我写的诗.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写出这样的诗句来的,我不是佛教徒,也不相信六道轮回之类的说法.所以这样的诗句打入文稿的时候,我自己也大吃一惊.为什么会这样写?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悟?到今日里回想起来也搞不太清楚.     

编读往来

我是一名藏族大学生,非常喜欢你们的杂志,买上一本《西藏人文地理》,是我这个学期即将结束前给自己的一份礼物。“物美价廉质更优”,这是我对第四期的感觉。希望你们做得越来越棒。也感同卷首语《微笑》,想起高中时写过的一篇小文章,《笑得最灿烂的民族》。连绵万里的雪山顶上白雪终年化不尽,红山河谷中经幡永远和着袅袅桑烟,还有藏族人民     

"玉器时代"之我见

本文写于八年前,针对的是陈淳先生的《中石器时代研究随笔》（《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15日第三版）。作者在他的文章中指斥“玉器时代”是“时髦”而且“毫无意义的概念”。文章一面鄙薄玉器时代及其研究者,一面标榜自己关注的对象是“非同寻常”的“重要课题”。我认为这种一元价值观对于学术研究十分有害。我的文章要点在最后一段,自认为是点穴之笔。     

《聂元梓回忆录》指误(一)

聂元梓有过不少对记者访问的谈话,如《前哨》登载钟淙写的《北大灾星聂元梓的晚年》,涂光群写的《我认识的聂元梓》及《聂元梓——从造反到炼狱》,还有《当年风光换来晚景凄凉》的采访报道等。比较系统的“自述”我们看到的有两个：一是1980年12月聂元梓写的《总结》,一是2003年的部分回忆章节和2005年1月在海外出版的《聂元梓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