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于欧洲,迅速传至美国,在十九世纪后期是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成为列强互相争夺世界、奴役掠夺被压迫民族的思想工具。在中国,严复等维新派思想家在输入西方自然科学和先进思想的同时也输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他们当然不是要为列强瓜分中国辩护,而是企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来警戒中国抱残守缺的封建统治者,借以鼓吹维新变法,自立自强。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     

从《南洋时事》看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萌生的起因

《南洋时事》是日本明治二十年代的国粹主义代表人物志贺重昂的成名作,也是标志着其国粹主义思想开始萌生的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志贺重昂以南洋土著人在欧美列强的势力扩张下所遭遇的悲惨命运为鉴,强烈主张日本应依据生物进化的根本法则,保存本民族的势力和“固有禀赋”,以维护日本的独立,而不能一味地崇拜和迷信西洋,以免重蹈南洋土著人的覆辙。这既是《南洋时事》一书的主题,也是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的基本主张。通过分析《南洋时事》一书,可以看出,危机意识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促进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的萌生具有重要的影响。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透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帮会这种传统社会的怪胎,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上海得到全面的复苏和全方位的发育。上海帮会的大发展,是与上海新旧并存的社会环境、人口失控与社会失调、以及帮会与政权相互需求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适时而变”是这一时期上海帮会最为显的特点。“适时而变”使其获得了,特殊的生存空间,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但某些资本主义色彩并未改变其反社会、反现代理性与法则的破坏性本质。     

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自进化论传入中国,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一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富强之路。斯宾塞的竞争进化论,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的经世致用、法家的富国强兵相结合,形成了近代中国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狂潮。社会达尔文主义颠覆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礼的秩序,代之以竞争为核心的力的秩序,并产生了以强者为主导的新国民人格。然而,这一去价值、去伦理的力的秩序,在清末民初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它造就了民国,却毁了共和。五四知识分子痛定思痛,重新思考中国的复兴之路,开始了从富强到文明的历史转变。     

二轮修志记述社会问题的探讨

所谓社会问题,按《辞海》解释,是指“由于社会结构或环境的失调而造成的影响社会成员相当部分人正常生活的问题。”社会问题又包括哪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25日共同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认为有17个方面,并指出“看病难看病贵”是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排在第二位至第十位的还有“就业失业”,“收入差距大、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养老保障”,“教育收费”,“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环境污染”。该蓝皮书说的这些是当前的社会问题,但也有不少问题是较长时间以来形成的社会问题。     

“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研究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宏观分析框架,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一端的不同理解,使得“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中国研究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依据社会转型期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及其关系变革,梳理了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论人类社会的六种社会形态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看,广为流行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所说的社会形态缺少实行“生产资料特殊公有制”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是第六种一般性的社会形态。确立人类社会有六种社会形态,能够深化对人类社会六种社会形态的认识,还能够更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与“社会主义社会”有关的问题。     

中国古代史的主线与体系

中国古代史的主线与体系可以从许多方面去探讨。本文以“民”的演变为主线,指出“民”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从先秦依存于部族到汉唐出现“豪民”,唐宋以来崛起“富民”,近代以来逐渐形成“市民”的历史进程。相应地,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从“部族社会”到“豪民社会”,再到“富民社会”,并走向“市民社会”的演进过程。“富民社会”是解构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中古欧洲与中古世界——历史多样性统一视野下的探讨

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中古世界当然也不例外。中古世界的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具有各自的历史演进理路,因而都是“特殊”的。然而,这些“特殊”不是脱离中古世界共同结构与法则的“特殊”,而是蕴含共同结构与法则的“特殊”。现代文明始于欧洲的一隅之地西北欧,这是历史事实。正是这个事实促使论者竭力论证西方与非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乃至根本不同,进而在不同程度上将中古欧洲纳入以“现代”的发生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历史学家在面对中古世界无限丰富的历史差异时,似应进一步思考,这些差异显示的是根本不同的社会,还是同性同质社会在一些层面的不同表现?运用唯物史观,自觉引入世界历史眼光,能够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避免陷入历史阐释中的某种“后见之明”。     

中国古代家庭法散论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初民社会,原始人类的联合是为了在强大的自然面前赢得生存的机会,这时的共同体是杂乱而不稳定的,没有所谓的亲属和家庭。经过漫长岁月自然规律的选择和人类自身的观察思考,逐渐出现了婚姻的萌芽,进而形成血缘家庭。这样,古代社会成为“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而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集合”。家族,作为古代社会的细胞出现并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角色。     

“吃人”的社会

近代中目是一个吃人的社会,“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人人“都是吃人的人”。“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贵吃贱,大吃小一仁吃下,强吃弱,就是中日“吃人和被吃”历史的全部,也是中国文明之进化的劣根性。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及其“吃人”的本质,中国社会政治和伦理的惨无人道,由此可见一斑。     

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1949)

边疆社会存在许多内地社会所不曾具有并且往往为学术界所忽视的文化现象。本文所使用的“边疆社会”的术语并不是简单地以地理范围为依据,而更主要的是企图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揭示拉铁摩尔所谓的“边疆风格”(the frontier style)现象,与通常所谓的“边疆地区的社会”这一术语在内涵上大相径庭,可以作为透视边疆移民社会中“边疆化”诸多现象的概念工具。     

“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性探析

“卡夫丁峡谷”问题是马克思在晚年分析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时提出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当代性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了解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为落后国家实现社会跳跃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略论日本社会文化中的“道”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或文化表现形式的形成,都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多种因素的合成。“道”既是日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日本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对日本“道”的认识与了解,是认识日本社会的一把钥匙。本文从“道”在日本社会中的表现出发,揭示了日本“道”的来源及文化表现。     

公民与公仆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也包括了第一阶段或日初级阶段或日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的论述,我们得以知道,这个“联合体”即是“公民社会”,它的组成是“公民”。     

强化队伍建设是提升服务水平的关键

中宣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早在2004年就联合发文,要求加强博物馆宣传展示和社会服务工作。如果说,“展示”是博物馆“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那么,“服务社会”则是其根本职能。从深层次说,博物馆高质量的服务社会,服务观众,既是在实践“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又可以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当代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与社会风险

趋势和比较分析我国人口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表明我国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远滞后于空间城市化。其实质为社会、文化、制度的构建与经济增长的不同步,究其缘由,除了政策制度的因素外,资本和权力的勾连以及"经济达尔文主义"是其"质料因"和"动力因"。这种对城市化经济性的过度追求必将带来土地金融危机、社会极化、空间区隔和"原子化社会",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缺乏尊严感和安全感,集聚社会风险。因此,城市化发展应从规模的追求转向到对质的追求,构筑一种"城市如家"和"充满选择机会"的城市化。     

论中国古代“宜”的造物法则

古代造物法则是不同时代精神文化与社会文明程度的反映,而在中国诸多的传统造物思想中,“宜”是核心内容之一。本文主要通过经典名家思想和具体人造物规律,从六大方面探究“宜”的人造物规律,包括文质相宜、与人相宜、与法相宜、与时相宜、因地制宜、与礼相宜。从而指出,中国古代造物设计从日常生活出发,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顺应自然,体现不同社会群体文化特质和实用技艺。希望通过对“宜”的造物法则的梳理及阐述,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传统文化价值,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方式。     

什么是封建主义

“封建主义”本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便是封建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定义的阐释,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理解不同,学术界对中国是否存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国何时进入封建主义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差别等问题一直存在分     

“胶东王”刘珍年覆灭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疑是中国社会的黑暗时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在这些赳赳武夫中,刘珍年（字儒席）可谓一个“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