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开放的脚步同行——三明市修志三十年回眸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自古以来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志书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远不断的精神纽带．是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文化基础。而当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其意义尤为重大和深远．诚所谓“盛世修志．正逢其时”。     

一部厚重的开山之作——读张乃格《江苏民性研究》

我办张乃格同志54万字的作《江苏民性研究》,捧在手上沉甸甸的：名哲学家胡福明教授为其作序,名博专家梁白泉称其为“一部厚重的开山之作”,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许尔兵盛赞其有三大“看点”。从省志办角度看,独立她、大份量地从方志资源中海金并将视角聚焦江苏地情与江苏民性且书立说,当推张氏第一人。这给我们两点启示：方志工作身在宝山须识宝;识宝要具备三资：曰识、曰才、曰力,辩向、选径、奋争,这样,不尽的方志宝库才会为我所用、为时代所用、为造就高尚人性、美好人间所用。     

今天的中国让印象深刻——戈尔巴乔夫评论中国改革开放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说这句话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在中国人眼中熠熠生辉,中国共产党视之为自己的伟大梦想。     

八年铸一剑，群贤话春秋——《中国民俗史》是具有传世价值的厚重之作

钟敬文主编六卷本《中国民俗史》在2006年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确定为哲学社会科学标志成果,纳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2008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6月14日,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三会议室联合主办了六卷本《中国民俗蚴首发式暨钟敬文历史民俗学思想研讨会,众多学者就《中国民俗史》与历史民俗学诸问题进行了研讨。     

中国是如何走向改革开放的?——读《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国人精神为之一振,随之而来的道路选择问题成为党和人民思考的题中之义。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向世界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将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非一个简单命题的转化,而是党和人民的历史     

自由主义时代英帝国的深刻诠释——读《自由帝国的建立》

做教师的,读书为第一要务.对读过的书加以琢磨、审视和比较,则是读书人长期形成的方法与习惯.近期读了几册有关英帝国史的著作,发现其中一些题目细碎,较大篇幅都是对细节与过程的陈述,惜在理论分析上火候不足,有悖于论著的要求.颇感欣慰的是,<自由帝国的建立--1815-1870年英帝国研究>(作者张本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一书的阐释较为深刻,读来不免感慨良多,旋记体味及心得如下:     

为改革开放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树碑立传——评《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与经验》

2018年是新中国发展历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纪念的一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40周年.对改革开放成就、经验、特征、前景等方面的回顾、总结与展望的成果,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在这些成果中,作为2015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重大工程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的最终成果,由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武力研究员主编的《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与经验》①,以其涉及领域之宽广、分析问题之深邃、经验总结之精准,独见作者功力.这部著作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各领域各行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入剖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同时在新的起点上为中国未来发展提供了启示和借鉴,是一本既有思想性、理论性,又有对策性、前瞻性的佳作.     

一部厚重、严谨、朴实的史学著作——评《王稼祥年谱》

徐则浩研究员撰写的《王稼祥年谱》，具有资料翔实、准确，取材精当，用词精练、朴实等特点，是一部厚重、严谨、朴实的史学著作。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一部厚重、严谨、朴实的史学著作——评《王稼祥年谱》

徐则浩研究员撰写的《王稼祥年谱》，具有资料翔实、准确，取材精当，用词精练、朴实等特点，是一部厚重、严谨、朴实的史学著作。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一部评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信史——简评朱佳木新作《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日子里,读到朱佳木的专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获益良多。笔者以为,这是一部叙述和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信史,是林林总总同一题材著作中的上乘之作。这本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回忆与研究的结合,这是作者独具而别人难以企及的优长之处。中     

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后,我国的对外交往仍很少,重要的代表团的来往更少,对外部世界的情况很闭塞。1977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和1978年华国锋主席回访南,是当时最重要的外事活动之一。     

一部有裨于茶史研究的新书——评介《明清时代饮茶生活》

吴智和先生近著《明清时代饮茶生活》(以下简称《饮茶生活》)一书,已于一九九○年十月由博远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书共分11目47项,凡15万余字。该书辑佚钩沉,探颐索隐,史料宏富,论述尤多创见,且文风迥异,史笔斐然。拜读后,一方面,深为吴先生之实学精神所感动;另方面,余味醰醰,仿佛被引进我国古代饮茶文化的殿堂,亦分享一份斯人之饮茶情趣。需要提及的,我们不但自知学识浅陋寡闻,而且,有关茶艺文化方面又实在是门外汉,对于这样一部研究领域宽广、内容深邃、几乎囊括了明朝和清初两代饮茶生活的学术专著,哪怕是进行一个比较简略的评价,亦感力不从心。只是在我们二人拜读之后产生了共识,愿将一点心得体会写出来,以示敬重之意。     

有约束的资本——读《有信仰的资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

法国史学家勒高夫在研究中世纪经济与宗教时,提到天主教会给高利贷者的选择:钱袋或永生。高利贷者却想把鱼或熊掌的单项选择改作多项选择:钱袋和永生。在世俗化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初高利贷者的抉择之艰难。     

时代在发展 战略在进步——浅析朱元璋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朱元璋用“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立国战略建立了明代,毛泽东古为今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国内安定,赢得国际友人的尊重和好评,体现了时代在发展,战略在进步和升华。     

陈独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谈?——“不谈政治”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时代转型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表现为知识分子学术和政治身份的分离,政治本身的变化影响着这个过程.研究陈独秀“不谈政治”问题有助于对此作出揭示.早年积极反清时,政治和学术间张力在他身上已经显现;新文化运动中宣称“不谈政治”,一方面意味着他选择学术,暂时掩盖了张力;另一方面,“不谈政治”背后关心的仍是政治,反映出政治正在逐步“发现社会”;五四运动后,政治必须通过社会运动来推进,政治和学术间的张力也就达到了顶点.知识分子时代转型的复杂过程意味着一次分流,以学术为业的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呼吁“不谈政治”,相当部分投身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则成为职业革命家,中国革命呈现新的面貌.     

一部彰显地域和时代特色的新志书——简评《南皮县志》

第二轮《南皮县志》上限起于1987年,下限断于2006年。志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记述南皮县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全面展示南皮县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与首轮志书相连续,志书结构仍为编章节目体;为解决读者“一志在手、综观全貌”的问题,志首还加了“南皮历史特色略览”,     

改革开放40年来安徽历史学的鸟瞰与寻思——以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为中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安徽省史学界积极响应党中央思想解放的号召,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对推动全省甚至全国史学界的拔乱反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0年来,安徽省史学界围绕文化强省战略,致力于安徽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成绩显著:一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化,二是标志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三是国家社科基金有关安徽历史文化的立项课题不断增加。文章还对安徽文化区的划分和安徽文化精神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认为安徽可以划分为皖北、皖中和皖南三个文化区,安徽文化精神可以凝练为重思辨、重表达和重致用三个方面。     

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一）——广东省原省长刘田夫访谈录

刘田夫（1908-1998）,四川广安人,曾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副省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他长期主持广东省政府的工作,是广东对外开放三人小组负责人,参与广东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与执行,为广东全面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探索改革开放和在全国先行一步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从1984年开始至1998年期间,笔者多次对刘田夫进行采访。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特将经他生前修改审定的采访记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一部颇有特色的人物志——简评《北流人物志》

按一般综合性地区志书的编纂难易程度来说,人物志是其中较难的一部分,因为涉及到人志人物的问题,总是比较敏感,牵涉的面比较宽,也比较复杂,故人物志的编纂进度往往落在综合志书其他内容的后面。而《北流人物志》却能先于第二轮《北流市志》的其他部分完成编纂并出版,可以想象此书编纂者付出了何等的辛劳,同时,笔者也对他们敢于首先碰硬的勇气感到钦佩。这也是笔者在翻读《北流人物志》时,心里首先涌起的感受。因工作关系,笔者读过不少各种各样的志书,类似北流这样的人物志,笔者是第一次看到,可以说该书既有创意,也有特色。     

彭真与改革开放新时期法制建设的起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出台内幕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避免重演"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社会无法无天的混乱状态,适应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1979年,刚刚复出的彭真同志受中央委托,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就领导草拟出刑法、刑事诉讼法、选举法、地方各级人代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重要法律,并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是新中国法制建设在停顿了十几年后迈出的重要一步.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着重记述彭真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刑法的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