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水稻种植

通过对地方志等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明清时期山西水稻分布范围有一定的扩展,除中部汾河谷地外,北部大同府、东南潞安府及辽、沁直隶州也有种稻的记载。明清山西水稻生产的两个高峰期出现在明成化至万历前期和清康乾时期。受水利等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山西水稻种植面积普遍较小,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水稻产区;水稻种植的推广多得益于地方官员的倡导。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的分布与变迁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蚕丝业是由中心区不断向外扩展的。明末天启年间 ,本地区蚕丝业出现第一次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扩展 ,清代晚期 ,其蚕丝业的扩展又表现出新的特征。本文分三个阶段考察了本区域明清两代蚕丝业的分布状况 ,展现了这一扩展变迁的轨迹。同时从自然条件、经营蚕丝业的经济收益、蚕丝业发展的历史等方面探讨了其分布与变迁的原因和影响     

明清时期的晋中雕刻

“雕者，以形显神、以灵势真也。拟天地、山水、草木、鱼虫于心，以形取势，以力应场，以态显道也；乐者喜之、观者会之、识者化之。”     

明清时期贵州冰雹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冰雹灾害是贵州地区比较主要的农业灾害。文章在明清地方志、今人所编撰的灾害史料汇编等资料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冰雹灾害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研究表明:(1)明清时期贵州地区冰雹灾害主要集中在清代后期(1830-1910年);(2)冰雹灾害在季节和月份上分布不均,从季节变化来看春季冰雹最多,而冬季冰雹最少;从月份变化来看4月冰雹最多而9月、11月、12月、1月、2月冰雹最少;(3)冰雹灾害主要多发生于中部以西地区即今遵义、安顺。黔南州等地。文章所探讨的明清时期贵州地区冰雹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对当前该区域的防灾减灾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的门子

中国历史上的官场政治中,“门子”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元素。今天,“门子”不存在了,但“门子”的阴魂似乎还在一些地方的某个时候出来游荡。     

明清时期澳门人在帝汶的活动

帝汶很早即与中国有来往。明清时期,同为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和帝汶相互往来频繁。本文就所掌握的资料,综合论述明清时期澳门人在帝汶的活动。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与中国明清时期地图学史三题

戴维·伍德沃德主编的《地图学史》第3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学史》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的定义、发展模式、转型模式、社会背景、科学性、社会功能,以及地图在当时欧洲知识体系中的位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分地区对南欧、德意志地区、低地国家、法国、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东-中欧、俄罗斯等地的地图学史进行了叙述。该卷所展现的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地图学面貌,对比同时代的中国明清时期地图学状况,可以发现地图所呈现的地理知识的形成与层次、地图绘制与使用的群体和制图技术发展的不同步性等值得关注的问题。     

明清时期华人向暹罗的移民

15世纪初,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居民开始移居暹罗。到20世纪初,华人移居暹罗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形成历史上华人向暹罗移民的高潮。不少华人与暹罗妇女通婚,定居于此,并遵从暹罗的习俗、文化,逐渐被暹罗人同化。     

明清时期福州的商贸与会馆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商业繁荣、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人口的发展和迁移、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分工的加快,在沿海一些工商城市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横向交流,会馆组织正是在这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最初的会馆是明永乐年间的芜湖人在北京设置的芜湖会馆,属于为同乡官宦聚会和仕子赶考寓居目的而建的。商人会馆直到万历年间才在苏州出现,继而进入京师,再向全国各地扩散。在北京、上海、     

明清时期的山西洪洞韩氏——以洪洞韩氏家谱为中心

山西洪洞韩氏由河南安阳移居,系宋代丞相韩琦的后裔.至明朝成化年间户部尚书韩文时该族兴盛,产生了一批士大夫.韩氏家谱始修于韩文,此后不断续修.今存清代洪洞韩氏家谱记载表明,洪洞韩氏是典型的因科举成功而强盛的宗族,这个士大夫类型的宗族承载着传统文化赋予的精神力量,也有必要的经济保障.洪洞韩氏因为科举与仕宦的成就盛于明代,清代有所衰落.但是就家族制度而言,洪洞韩氏在明清时期逐渐强化,清代比较明显.洪洞韩氏对当地有重要的社会影响.     

凿池而饮: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

本文利用地方志,田野调查收集的水池碑刻、口述资料,对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水池进行了研究,认为开凿水池集蓄自然降氷是解决缺水地区民生用水困难的有效形式,水池人文景观构成北方行聚落显著的外部特征。治所和乡村在应对缺水环境时存在一定的制度差异性,传统政府职能在解决民生用水问题方面有其局限性。在水资源缺乏的环境下,用水秩序构成北方乡村社会秩序一个重要方面。     

明清徽州女子婚龄浅探 --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婚龄是反映明清徽州婚姻习俗、观念和缔结行为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采用地方志资料,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女子聘龄、初婚年龄、童养媳抱养及合婚年龄等方面对明清徽州女子婚龄状况予以量化考察,探寻其普遍性和差异性,并进一步揭示影响女子婚龄的因素,分析女子婚龄的高低对徽州女性及其家庭的影响.     

明清时期西北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与演变

明清是西北地区农牧业生产结构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随着区域农业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农业生产最终得以取代畜牧业生产,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

本文对明清时期的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迁徙进行了探讨。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刀耕火种游耕生产方式、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瑶族被迫从湖南及湘粤桂边界大规模向西南边疆及东南亚一带迁徙,并由此而引起瑶族人口和其文化中心的转移,形成新的文化特征,瑶族亦由此而成为跨境民族。     

明至清前期海外关系的变化与史学

明至清前期,随着海外关系的变化,史学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明前期,皇朝海外关系是建立在“宣威柔远”政治目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关系因郑和一下西洋”的活动达到高潮,史学则因此出现了几部反映这种海外关系特点的著作。晚明,倭患问题与私人违禁进行海外商贸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经权衡利弊,皇朝开始改变初期的海禁政策,私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东来,与中国开始发生直接的接触;随着传教士“精神狩猎”的开始,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展开。这些海外关系的特点,都在史学中得到体现。清前期是海外关系大倒退的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偃息,史学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试论明清商人对职业戏班发展的积极影响

聘请职业戏班,是商人看戏的重要途径.商人一般在酬神赛神还愿,有喜庆丧葬之需,或者自家娱乐、宴客,巴结各级官吏等情况下聘请职业戏班前来搬演.商人在聘请职业戏班时往往会尽力选择名班,这使其花费的钱财不可胜数.商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在观戏听曲方面出资又很大方,许多戏班都争相成为商人青睐的对象.而商人对戏班的选择及其对戏班演出的评价,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各戏班努力提高演艺水平.     

众存产业与明清徽州宗族社会

众存产业是众存公有与房派份额互为前提的业态形式,系宗族内部以房派为主体的血缘性和水平性结合,属于前组织化的产业形态,主要依靠契约关系予以维系.明中期以前,众存产业和众存关系是传统徽州宗族经济和宗族关系的原始体现.明中期以后,众存产业是徽州宗族实体形成乃至发展壮大的现实经济基础.明清徽州民间众存关系的发生具有深厚的社会学背景.     

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明清民间教派中的道教因素

明清民间教派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兴起,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和三佛应劫、末劫救世为信仰。它是在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背景下兴起的,并从儒、释、道三教中吸取了有益成分,因此与道教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明清民间教派中道教色彩浓厚的教派众多,这些教派体现出了道教世俗化、民间化的诸多流行要素,包括符箓、咒术、庞杂的神灵谱系和医术等等。明清民间教派从道教中吸收的重要养分就是内丹修炼方法,其中的无为教、黄天教、三一教、闻香教、圆顿教等教门都与道教的内丹道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清代中后期,内丹修炼说在八卦教等教门中流衍为坐功运气之说,并在晚近时期进一步演变成为气功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