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轨迹

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了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过程。从第一次会谈的停战三原则到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解决各项议程的整体设想到后来的“一动不如一静” ,反映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同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长期的军事和外交交织着的斗争过程     

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的“第二层会谈”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为了不让美国国务院参与到中美高层的核心会谈和起草（《中美联合公报》的谈判中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精心设计了“三层会谈”：尼克松和周恩来关于中美政治关系的会谈为“第一层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开展“第二层会谈”,而中美双方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为“第三层会谈”。在两国部长级会谈中,富有实质性的讨论是关于在未来积极开展两国人员、文化、贸易等双边交流的问题。     

西安事变前后国共谈判史实订误──评陈立夫《成败之鉴》，兼评他对于苏基君的批评

西安事变前后国共谈判史实订误──评陈立夫《成败之鉴》,兼评他对于苏基君的批评杨天石说明：１９７７年,陈立夫先生在其《参加抗战准备工作的回忆》一文中首次公布了周恩来致陈立夫、陈果夫函,以括弧注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收到。其后,沈云龙等著文认为,该函作...     

家乡干部忆总理

正在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管理处的文书档案中,有三名淮安县党政领导的回忆材料,讲述了他们作为家乡干部受到周恩来接见的情况。时任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的回忆1958年7月,淮安县委、县人委派王汝祥进京,向周恩来汇报淮安工农业生产情况,请求帮助解决办工业所需的500吨钢材和300吨钢管。周恩来于7月27日晚接见了王汝祥。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

根据目前学术界关于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会谈的描述,似乎周恩来在刚抵达西安时就已经完全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方案,这与中共中央在事变之初一度采取"除蒋"方针有很大抵触,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文把周恩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下进行具体考察,并主要依据档案资料进行分析,指出周恩来当日不可能向张学良提出"军事阴谋",也没有分析事变存在两种前途,更不可能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相反,与中共中央一样,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1963,周恩来在万山要塞“失踪”的那几天

本刊2006年第8期曾刊登了《周恩来南海密晤台湾国民党要人》一文,文章就周恩来1963年12月上旬在南沙会晤台湾国民党要人的史实做了一番探讨,但是具体在南沙的哪个位置,文章并没有交代。在199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中,1963年12月6日-12日,没有任何关于周恩来公开活动的记载,那么他这几天到底去了哪里?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提到的唐家会谈又是怎么回事?本文作者根据父亲(时任万山要塞区工程指挥部少校副政委)周奎的回忆以及相关的一些资料,认为,周恩来当年"失踪"的那几天,就是在位于广东省中山县的唐家万山要塞(当年直属广州军区,我国四大海防要塞之一,现属珠海警备区),与台湾来的国民党客人举行会谈的。     

赫鲁晓夫下台的真实原因

过去有人说,赫鲁晓夫下台是中共的“九评”批倒的,实际并非如此。以下史实从一个侧面也可说明这一点。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对此立即进行研究,并作出决定,派周恩来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了解一下情况,试探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1964年11月9日,周恩来和苏共新领导会谈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说：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     

《折冲樽俎——周恩来与国共谈判》出版

王静著《折冲樽俎——周恩来与国共谈判》,３８４千字,由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２月出版。该书分９章,内容涉及自１９３５年底至１９４９年春周恩来在局部抗战期间、全面抗战时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关于国共谈判的活动,以及周恩来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与国民党的历次谈判斗争中发生的作用。《折冲樽俎——周恩来与国共谈判》出版     

基辛格1971年北京之行

1971年7月、10月,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两次赴华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秘密会谈。基辛格北京之行的目的,在于就一系列国际和双边问题与中国形成谅解和共识,打下中美两国信任关系的基础,筹备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     

从中美关系解冻系列谈判看周恩来谈判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主持外交工作,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在1969～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中,周恩来作为中方的主要谈判者,在谈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及时向毛泽东汇报谈判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部署谈判的策略和内容;他以于细微处见周到的工作态度为中美谈判营造了自然、友好的外部氛围;他卓越的专业谈判素质、良好的道德修养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但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而且给基辛格和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     

强权政治下的悲剧(续完)——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

1945年8月5日,宋子文率中国代表团,乘坐美国提供的专机,离开重庆再度赴苏,从而拉开了中苏第二轮会谈的序幕。 这次中方代表团的规模有所扩大,其成员除上文提到的外,有新任外长王世杰,以及熊式辉、刘锴、朱光沐、江季平等;苏方参加会谈的人员未变。     

我和蒋经国一道赴苏求学

1925年,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赴苏求学,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诸如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伍修权、还有王明等是同学。本文通过和蒋经国一道赴苏求学的徐君虎先生的回忆．将这一段尘封许久且鲜为人知的历史,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反细菌战是中国方面的造假宣传吗?

美国当局一直对美军在朝鲜战场实施细菌战持否认态度,美国解密的朝鲜战争档案没有关于实施细菌战的内容。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了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收集的但未得到证实真伪的原苏共中央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实施细菌战问题是中国、朝鲜、苏联"伪造"的"虚假"情况的12份档案摘抄件,国内有的学者据此得出结论,认为朝鲜战争期间中朝军民进行的反细菌战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国、朝鲜、苏联三国政府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其目的在于迫使美国改变在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处理原则上的立场"。而中国方面的档案文献和亲历者的回忆证实,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美军确系进行细菌战的判断是极为慎重的,决心进行反细菌战斗争与朝鲜停战谈判毫无关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系按美军实施细菌战对待和采取措施的。说反细菌战是中国的造假宣传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是毫无根据的。     

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

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袁宝华４３年前,我随周恩来总理、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到莫斯科,参与商谈和确定苏联援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征求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同志对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在苏联前后生活了１０个月。回忆起在苏联参加谈判的日日夜夜,许多...     

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 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上)

1945年7月和8月,宋子文曾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两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8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并就苏联援华、外蒙古独立等问题换文。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上的一桩大事。1981年,台湾秦孝仪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公布了中苏会谈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来电函和第一阶段会谈的记录,对我们研究会谈的具体进程裨益非浅。现将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驻华大使赫尔利与美国国务院的往来电函选译登出,供国内研究人员参考。本组材料不仅反映了两个阶段会谈的具体情况,可补充《初编》第三编的不足,与之互为印证,而且揭示了会谈期间中美之间的频繁接触,在宋子文对会谈的态度、美国对会谈的介入和所起的作用、抗战胜利前夕美苏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与争斗等问题的研究上,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组材料译自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辑第七卷。     

澳门回归背后的交锋

<正>他,是澳门回归的历史见证人。在一轮轮谈判中,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他身处唇枪舌剑的最前沿,体验到"一波三折"的真正内涵。他,曾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有过零距离的多次交往,见证了新中国外交发展的风雨历程。坐在古色古香、明净雅致的会客厅里,与记者舒心交谈的就是当年指挥若定、折冲樽俎的著名外交家周南。交谈中,他一再强调:"其实,当年谈判的总指挥是小平同志,我们都是他麾下的战士。"1986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国和葡萄牙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关于澳门问题的第1轮外交谈判。在会谈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就引用     

董必武:新中国第一位代总理

正1950年1月,周恩来赴莫斯科与苏联谈判签订新条约,在此期间,董必武代理政务院总理职务,主持政务院工作,直至3月初毛泽东、周恩来从苏联回国。代理政务院总理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董必武当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关于《各级政工人员奖惩暂行条例》等五件史料

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任命陈诚为新设立的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周恩来的这一任职,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最高职务。过去关于周恩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职期间的情况,多见诸一些当事者的个人回忆,有关周恩来处理政治部公务的档案史料,尚不多见。本组史料选自馆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档案全宗,反映了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参与制定《各级政工人员奖惩暂行条例》的一些情况,其中尤为珍贵的是关于这一条例修改意见的批签,系周恩来亲笔手迹。这份《各级政工人员奖惩暂行条例》,虽然仅颁布十余天即被废止,但该条例的制定、     

1942年郑延卓赴延始末及相关史实考辨

本对1942年11月郑延卓赴延的起因、经过及其意义,毛泽东对郑延卓赴延的重视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对郑延卓赴延的身份、郑延卓是否当林彪去重庆时“访问”延安、涉及此事的三份电(毛泽东关于同郑延卓谈话情况致周恩来林彪电、毛泽东致彭德怀电和《南方局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提纲》)的时间和作等相关史实进行了考辨。     

“板门店谈判”首席参谋激情回忆谈判往事

84岁的郭保中老人,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军三三九团政委,其所在部队在抗美援朝第一、二次战役中,全军上下同仇敌忾,被彭德怀元帅授予“万岁军”称号。后来,根据总参指派、周恩来总理任命,已是师副政委的郭保中被任命为朝鲜“板门店谈判”首席参谋。日前,笔者专赴郭保中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