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humdan为唐长安外来译名的新证

本文以西安新发现北周史君墓中有明确纪年的粟特文与汉文双语对应题刻,证明Khumdan确为长安外来译名“胡姆丹”,是继敦煌粟特文古信札和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记载后的又一确切证据,针对长期以来关于Khumdan所引发的众说纷纭、歧义杂乱的谜团,作了回答,并对有关文章的推测失考和不符合史实之处进行了商榷。     

景教东渐及传入中国的希腊——拜占庭文化

景教是产生于拜占庭帝国境内叙利亚地方的基督教异端,它在受到东正教会打击后向东传播,进入波斯、中亚并扩展到中国境内。景教传入中国境内乃至中原地区的时间,至少可推至6世纪前半叶,景教碑记载的贞观九年(635年)并非景教入华的最初年限。进入中原的景教徒为了传教事业,展开积极的文化活动,将特质不同于华夏文化的希腊-拜占庭医学、建筑、机械制造、天文学和景教艺术等引入了中国,在中国典籍中留下了斑斑陈迹。     

论凉州西夏碑碑座图像的构图意境

西夏碑是一通西夏文和汉文对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碑文是研究西夏社会的重要资料。同样,被人遗忘的碑座是西夏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狮子、莲花、天马、麒麟组成的独特浮雕图案是碑文内容的艺术表现形式,是西夏社会历史文化的反映。     

满族书法谭概

一女真文书法女真文是仿契丹文和汉文所制的文字。后金时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创制满文时,女真文遂废止。现存女真文碑、碣、墨迹资料有：“吉林省海龙县杨树林女真国书摩崖”、“吉林省扶余县大金得胜阳颂碑”、“西安碑林中女真文书法残石”。“吉林省舒兰县的完颜希尹家族墓群碑文”中除汉字外,也有一些女真文碑刻。另外,明四夷馆编有《女真泽语》。女真碑文书法道劲、挺拔,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字体,已成为珍贵的书法艺术遗产。金启淙先生擅长女真文,撰有《女真文辞典》一书,其中的女真文均为手写。金启淙先生也常用女真文题词,…     

关于“景教碑”出土问题的争议

一、争议的缘由和意义现存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驰名中外,研究此碑的中外学者很多,但是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也不少.“出土问题”(或称“外部问     

日本两通翻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在日本有两通翻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通立于京都市的京都大学,一通立于和歌山县高野山。珍藏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是唐代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在长安大秦寺立的。于明代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从西安西郊出土以后,被安置在崇圣寺的后院。当时该碑的一张拓片被辗转送到浙江杭州的著名学者、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公元1569-1630年)那里,李之藻同从明末来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有来往,因而,《景教碑》出土的消息,很快就被在杭州的外国传教士知道了。他们派鲁德昭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亲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教官”辨伪

<正>天聪四年(1630)立《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下称"《宝记》碑"),碑阳刻有汉文、老满文,记述喇嘛法师斡禄打儿罕囊素生平及建塔缘起,碑阴刻有喇嘛门徒、工匠与官员名单。此碑是现存清代最古的碑,因碑阳刻有无圈点满文,成为清史、语言学等领域关注的重要文物。此     

考与《景教碑》有关的人和事

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在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出土,揭开了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端绪。三百六十多年来,围绕《景教碑)的历史,碑文的翻译及解释,我国及世界各国的学者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发表     

新疆修志要充分体现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

新疆古称西域。据专家考证 ,曾经在西域繁衍生息的古代部族或民族有 3 0多个 ,他们使用 3 0多种语言 ,主要有匈奴语、犍陀罗语、于阗塞语、汉语、焉耆——龟兹语、突厥语、粟特语、回鹘语、中古波斯语、吐蕃语、蒙古语、满语等。文字也有近 2 0种 ,主要有汉文、亻去卢文、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突厥文、粟特文、叙利亚文、回鹘文、吐蕃文、摩尼文、波斯文、哈卡尼亚文、察合台文、契丹文、回鹘蒙古文、托忒蒙文、八思巴字、满文等。其中 ,突厥、回鹘语言文字在西域延用了2 0 0 0余年。今天的新疆是一个以维吾尔民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     

镇江“大兴国寺记碑”研究

《至顺镇江志》中所载"大兴国寺记碑"为研究基督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基督教(景教)的教义、景教在江浙地区的流传、景教在元代的兴衰、元政府对景教的政策、景教与佛道等教的关系至为重要。     

唐朝时期中国波斯友好往来的见证

唐朝时期中国波斯友好往来的见证郝贵远明朝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在今陕西西安出土一块石碑，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称景教于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很快便＂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此碑出土后，引起当时在华耶稣会士和中国天主教信徒的极大关注...     

元代《宣授善和大师塔铭》碑补缺

《文物春秋》2009年第6期刊发的《元代〈宣授善和大师塔铭〉碑浅析》一文,仅对碑阳的文字进行了刊布和讨论。2013年,在将该碑移至曲阳清凉庵时,发现碑阴亦有文字,兹予以刊布,以成全璧。     

元西行景教僧朝圣路线考

根据古叙利亚文书《马·雅巴拉哈法主和拉班·扫马传》记载可知,蒙元时期两位景教僧侣拉班·扫马和马古斯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这一时期中西交通的空前发达是他们西行得以成功的首要条件.经过分析可知,布哲《忽必烈时代之景教僧》书中关于西行景教僧受忽必烈派遣之说法证据不足,应当存疑.二僧自汗八里出发,最佳路线选择是经归化、夏州(或中兴),走纳怜站道至永昌路,而非佐伯好郎所言溯黄河而上经兰州再至凉州.     

永昌石刻

永昌地处古丝绸之路东端,历史上佛教兴盛,曾遗留众多佛教文化遗迹,其中西夏六体文石刻和元花大门石刻具有重要的文物研究价值。 西夏六体文石刻位于永昌县城北10公里的圣容寺。在圣容寺唐塔下面,一堵栗色花岗岩石壁高约20米,半壁之上,粗加打磨,刻有两方文字,面积约1．5平方米。一方刻有四行不同文体的文字,据有关古文字专家确认,内容为藏传佛教六字真言,第一行为八思巴文,第二行待考（疑为蒙文或回鹘文）,第三行为西夏文,第四行为汉文。另一方刻文在其右下方,上行为梵文,下行为藏文,统称西夏六体文。汉文写作“唵嘛呢钵弭…     

景教碑①中"伊斯"也是景医考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并非拘泥于单纯的传播教义,而是通过各种灵活多样的方法,其重要手段之一便是行医.汉籍文献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景医的个案,但是景教徒善医已成学界共识,并且前人也已经考证出僧崇一等几个景医.本文通过对景教碑中"艺博十全"的重新解读,明确提出景教碑中"伊斯"也是一个景医.     

经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一

2006年5月在洛阳出土的唐代景教经幢,上勒唐景净所撰《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简称《宣经》）,乃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考古发现,其与该经敦煌残本正可互补。本文据经幢拓片与敦煌本对勘,并参考国内已发表的录文简体本,制作了经幢本《宣经》校勘本。本文尚考证《宣经》敦煌本与经幢本的差异,认为唐代存在不同版本的《宣经》,而敦煌本应较经幢本为早。本文还考察了该石幢选刻《宣经》的内外原因,认为石幢并未把《宣经》全文刻完。最后,本文指出该景教经幢的发现,再次确认了20世纪40年代现世的所谓小岛文书B系今人伪造的写本。     

《汉平襄侯姜公碑记》与姜公祠

本文对成都武侯祠的《汉平襄侯姜公碑记》作了初步的文字整理 ,略作注释 ,并对与此碑相关的人物、古迹及其史料情况 ,进行了梳理和介绍。文章又对剑阁姜维祠的历史沿革以及相关的文物、史实进行了介绍和考订。     

碑林生辉

兰州碑林位于兰州市黄河北岸白塔山西峰,主要陈列着从陇原在地上出土或发现的书法珍品,有汉,西夏两种文字的西夏碑,汉,藏两种文字的西宁王碑,汉,八思巴文两种文字的镇海寺碑,王仁裕神道碑,弘化公主墓碑,岣嵝碑等.     

景教碑中“伊斯”也是景医考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并非拘泥于单纯的传播教义，而是通过各种灵活多样的方法，其重要手段之一便是行医。汉籍文献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景医的个案，但是景教徒善医已成学界共识，并且前人也已经考证出僧崇一等几个景医。本文通过对景教碑中“艺博十全”的重新解读，明确提出景教碑中“伊斯”也是一个景医。     

浅谈唐代丝绸之路景教绘画

唐代,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过一定规模的传教工作,汉文文献称之为景教。会昌五年（845）后,受灭佛运动的影响,景教在中国内地趋向衰亡。近年,有关景教的研究在中国逐渐受到学者重视。然而,大多数文章侧重于研究景教在中国的兴衰以及世存的景教碑刻与写本经书,对于景教流传期间留下的绘画艺术研究甚少。本文通过对现存部分景教绘画艺术的梳理,呈现出景教独具魅力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