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中求变：1940年代国民政府围绕琉球问题的论争与实践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表示愿意与美国共管琉球,此一表态成为日后解决琉球问题的基调。日本投降后,国内舆论及国民政府围绕琉球问题展开讨论,虽然主流舆论要求收回琉球,但托管琉球已经成为国民政府最为现实的选择。在直接收回琉球无望的情形下,国民政府曾有过具体的应对措施,寄希望于琉球革命同志会,并制定5点计划,而不是简单的不作为;外宣托管,内实收复,才是蒋介石在琉球问题上的真正策略。困中求变的琉球政策,终因国民政府的自身不保而未能实现。     

1951至1972年蒋介石政权的琉球政策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询问蒋介石,战后如何处理琉球问题,蒋介石提议可由中美共管琉球。1945年,美军攻占琉球。根据《旧金山和约》,美国单独托管琉球,建立了大批军事基地。为了扶植日本,1971年6月17日,美国与日本签署了"归还冲绳协定"。1972年5月15日,美国将琉球交给日本管辖。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认为,琉球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琉球的主权属于琉球人民,多次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将琉球的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     

中国国民政府与琉球问题

20世纪40年代,中国国民政府曾一度面临解决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的有利时机。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内部分歧重重,以及二战后最高当局忙于内战,没有能够在该问题上达成任何政府共识,最终丧失了解决琉球问题的法理权。而且,伴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以及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后败退台湾,琉球问题被美国所操纵而成为美、日冲绳问题,从而给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留下深深的历史遗憾。     

“二战”后琉球问题的处置与钓鱼岛问题的产生北大核心CSSCI

通过考察二战后琉球问题的处置过程,作者提出美国在琉球问题处置上经历了一个由"盟国共管"到"独自托管"的变化过程。1951年,在美国的操作下,美、英等国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将琉球群岛置于美国的托管之下。此后,美国擅自扩大托管范围,将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纳入其托管范围,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为钓鱼岛争端埋下隐患。美国单方面"托管"琉球有违于《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托管制度适用范围的规定,且未向联合国提出申请,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的相关规定。     

琉球主权历史存疑

琉球自古属中国藩邦,双方友好往来保持了500多年。1879年,琉球为日本吞并,成为日本的冲绳县。二战后,美国托管琉球并与日本私相授受,转移琉球主权,引起国际社会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冲绳地区一些学者与政治家也始终声称,琉球主权不属于日本。自日本吞并以来,琉球复国运动一直延续至今,其主权归属显存历史悬疑。     

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与国际法分析

中日两国大量历史文献表明,最早发现、命名和使用钓鱼岛列屿的是中国人,而不是琉球人或日本人。钓鱼岛列屿并不属于“旧琉球王朝的势力所及范围”,该列屿在明朝便被纳入中国的海防及行政管制区域。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根本没有涉及钓鱼岛列屿的主权问题。1952年美国托管当局将钓鱼岛列屿划入琉球列岛地理境界的经纬度内,这是极不适当的和不合国际法的。因此,日本声称拥有该列屿主权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关于战后安排的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对于澳门,国民政府面临着是否收回,如何收回,以及收回后如何治理等问题。大体上,以宋子文、王世杰为首的外交部系统主张“缓进”,举棋不定;以李汉魂、张发奎为代表的广东地方当局较为“急进”,并一度对澳门采取封锁行动。由于蒋介石最终倾向于外交部方面的意见,收回澳门的计划未能实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澳葡当局不愿拱手归还,明里暗里搞了一些花样,如打“英国牌”、打“民意牌”、利用国共矛盾等;二是由于国民政府过于谨慎,一再错失良机,加上很快陷于内外交困之局面,收回计划最终流产了。     

杜勒斯与美国的琉球政策(1950-1951)

如何处理琉球群岛,是美国战后对日和约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1950年4月,杜勒斯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国务卿顾问,负责对日和约问题。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特别是军方和国务院之间对此存在争论和分歧。杜勒斯因应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亚洲政策主要目标,与美国政府内部各方、美国各盟国、苏联、日本等折冲博弈,基本上界定了琉球政策的框架。为满足各方需求,杜勒斯创造了“剩余主权”这一全新概念,通过《旧金山和约》确保了在联合国托管的名义下,美国对北纬29度以南的琉球群岛进行排他性战略控制。同时,杜勒斯主导了《美日安保条约》《美澳新安全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形成,初步构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以琉球群岛军事基地为核心的防卫体系。     

甲申事变前后黎庶昌的琉球策略

1881年中日琉球交涉中断后,驻日使臣黎庶昌力谋贯彻清政府“存球祀”意旨,最初将球案作为独立的外交问题单独对待。甲申事变后,随着朝鲜通商开港政策陷入困境,黎庶昌又将琉球与朝鲜问题相联系,提出“朝鲜.琉球交换”论。1887年第二次使日后,由于朝鲜问题始终未息,其琉球策略大要不离“朝鲜.琉球交换”论。黎庶昌的球案交涉,早期有声有色,后期则主要限于提出书面策略。这与日本通过情报系统对清政府的球案政策有充分把握而立场渐趋强硬有相当关系。     

从琉球问题看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

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近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以来,在外交政策上一直奉行扩张主义,使亚洲邻国深受其害。然而我们今天在考察日本对外扩张的历史时往往着重于其对邻国的侵略,而忽视了日本强行把琉球王国纳入其版图成为现在日本的冲绳县这一史实。其实吞并琉球作为日本近代扩张的第一步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日本正是因为受到顺利吞并琉球的鼓舞,才会变本加厉地加紧对外扩张的脚步。琉球被吞并后设置的冲绳县作为日本侵占的第一块领土,也成为其殖民政策的试验田,其后日本在台湾、朝鲜殖民政策的背后都能看到其对冲绳统治政策的影子。     

清政府弱化琉球宗主权的历史考察

自明朝以后,中国对琉球一直拥有宗主权。1874年中日《北京专条》是清政府弱化对琉球宗主权的开始。在琉球问题交涉中,李鸿章的“延宕之法”进一步弱化了宗主权。随着宗主权不断弱化,清政府内部“防日”思想上升。     

明朝时期中、日、琉球关系研究

明际中、日、琉球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对此后的中日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廷在前期以及中后期对琉球的一系列不当政策导致了琉球与日本联系以及日本对琉球控制的加强.日本对琉球由此前的陌生、淡薄转化为对它的积极进取与控制.随着明末国家实力的衰落,以及明廷对琉球采取保守的宗藩政策,日本在琉球的优越地位日益上升.这一地位的上升是日本在东亚执行对外积极扩张政策的开始.日本正是以琉球为起点开始走上奴役东亚邻国的道路.     

驻日公使黎庶昌与中日琉球交涉

黎庶昌曾两度担任驻日公使,其外交任务主要是围绕琉球问题和朝鲜问题而展开的,而琉球问题贯穿始终.其所提的琉球策略又随着当时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而有所不同,从早期的以“存球”为目的,到最后提出了“放弃琉球论”以求达到中日同盟的构想.通过对黎庶昌关于琉球问题交涉的考察,也驳斥了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清政府在19世纪80年代初既已默认自动放弃琉球的论断.     

陈侃笔下的琉球社会

明册封使陈侃于1534年出使琉球,归来后撰有《使琉球录》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琉球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贸易和社会风俗等,纠正了以往史书诸多的错误,对其后的册封使有很大的借鉴作用,也为今人研究中琉关系史的重要史料。     

明朝册封使团从客胡靖与《琉球记》

胡靖所著《琉球记》与杜三策所撰《使琉球疏》都对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二十三日明朝册封使团出使琉球做了记录,二著皆未依照陈侃所创的“使录体”成书。考察对照这两部文献,有助于从整体上认识这次册封过程。     

变化中的选择——中美关系与美台关系走向的离合

蒋介石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失败后,撤退到台湾。美国为了对抗苏联,积极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围绕台湾问题,中美关系经过了一个从对抗到缓和的过程。杜鲁门总统支持台湾反对大陆,尼克松总统则逐渐改变杜鲁门的对华政策。在尼克松及其继任者的努力下,中美关系逐渐融合。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考——从明代陈侃《使琉球录》谈起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问题 ,在现今的中日关系中存在争议。1 53 4年中国明代琉球册封使陈侃上呈的《使琉球录》中 ,便对中琉疆界作有明确记载 ,后世中、日、琉球三国的政府官员、学者乃至岛民水夫亦皆以为是。这充分证明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原本便是中国领土 ,历史记载的古米山 (现今的久米岛 )才是古代琉球王国的西部疆土。“古人日以远 ,青史字不泯”。只有尊重历史 ,才能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     

闽人与琉球

闽人三十六姓其对琉球国社会发展及文化的繁荣亦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的戏剧作品,正是通过闽人三十六姓传人琉球的。中国流行的传统剧目,或歌颂封建伦理道德,或歌颂反抗富贵强暴、争取幸福美好的生活,都给琉球社会打上深深的中国传统伦理及文化影响的烙印。不仅如此,由于闽人三十六姓的移居,将中国的园林建筑风格亦带人琉球。     

琉球鸿儒程顺则

古代的琉球国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上,1372年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此后,琉球国派遣了一批批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传统文化和各种技艺。到中国学习的琉球留学生分为两类：一为“官生”,主要派往京城的国子监学习,所有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一为“勤学”,多在福州地区学习。虽然也是官派性质,但中国政府不负责他们的费用,而由琉球王府承担。在福州学习的琉球留学生中,有不少成为琉球史上的风云人物,程顺则便是由三山沃土孕育出的一代鸿儒、琉球伟人。     

再议美援在美国调处国共谈判中的作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派遣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并给予国民政府大量援助,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美国提供援助的本意并非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但最后走向了最初愿望的反面,未能成为促使国民党改革及国共和谈的推手,反而成为"内战的制造者和鼓舞者"。本文主要利用蒋介石日记及其他档案史料,研究蒋介石与马歇尔之间的博弈,分析蒋介石如何使美援从压力变为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