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大遗址价值评估方法研究——兼论统万城遗址价值评估

大遗址是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价值评估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当前，大遗址价值评估主要采用主观定性的方法，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创新形式，必将在城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重新认知大遗址价值维度，并探索大遗址价值评估的新方法，有助于准确识别遗产价值载体，推进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及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的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可从“基本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区域整合价值”三个层面构建。以统万城遗址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遗址价值进行定性和定量化的评估研究，是实现遗址综合价值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文化产业的开发应突出地域特色——兼谈甘肃文化产业的开发

文化产业被誉为21世纪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已经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文化产业才开始发展,而甘肃是文化大省,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如何占领先机,如何做大做强,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在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中甘肃如何突出地域特色,做好文化产业开发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寻找书画作品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张力——郑板桥书画润格“广告”的启示

清代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先生,可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他却仅仅官至七品,最后且落得个摘去乌纱的革职处分。其实,人们大可不必为板桥先生惋惜。板桥先生的不幸,又恰恰是中国书画史、文学史之大幸。在中国历史上,不能没有郑板桥这个名字。而板桥先生别出心裁的润格,更耐人寻味,它对书画作品艺术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最终实现颇有启迪。     

清代自新所考释——兼论晚清狱制转型的本土性

自新所创设于乾隆十年,主要收押已决窃盗再犯,旨在通过教养兼施,使窃犯迁恶为善,立意甚善,与西方新式狱制相合。嘉道以降,因吏治日弛、司法腐败,自新所逐渐沦为衙役滥押需索的利窟,呈现黑狱特征。自新所中,除了窃盗犯,还有大量被诬攀的无辜民众,因此民怨沸腾,自新所大半被勒令拆毁或毁于兵燹。晚清之际,在张之洞、黄遵宪、赵尔巽等地方士宦倡行下,自新所又逐渐复归本意,在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并成为晚清狱制转型的本土性资源。通过对自新所的源流考释可知,晚清狱制转型并非仅为西方新式狱制的简单移植。     

试论文物交流与文化产业——兼谈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职能延展

关于文物交流与文化产业的命题,看来两者并不相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实际上,从交流即传播的定义来讲,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任何产业产品都是通过交流交换来达到传播广远的终点。     

博物馆学习转型——兼谈创建学习型博物馆

一、前言 上世纪90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彼得-圣吉（Peter Senge）发表了《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l]一书,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组织学习和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各类企业组织、学校教育机构,纷纷引入或移植该理论模式,实现组织管理向学习型组织转型,以适应经济情势的变革。政府和社会管理机构也纷纷提出构建学习型城市和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发展目标,以期提升城市或社区人文环境魅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竹林七贤论》残句辑注——兼论《竹林七贤论》的文献价值

竹林七贤是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东晋初年孙盛著《魏氏春秋》,称谯郡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较早将竹林七贤事迹撮集成专书的,有东晋戴逵所著《竹林七贤论》.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少博学,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多次拒绝朝廷征辟,事见《晋书》本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林七贤论》二卷,晋太子中庶子戴逵撰”.该书《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亦     

文化生产中的理性自觉——兼论吕国忱《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问题研究》

<正>十八大报告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在当下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传统思想走向边缘化,各种文化相互碰撞,形成以社会主义指导思想为核心,各种文化相互交叉和辉映的文化大观。本文通过仔细阅读吕国忱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精华——兼论文物的“门槛”和价值

文化遗产和文物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不能互相混淆,互相取代。文物是文化遗产的精华和核心。“文物”一词在中国已使用了上千年,其内涵不断演绎、充实和规范,已形成共识,是一个有实用性、科学性和生命力的词汇（概念）,不存在过时的问题,不可能被取代。文物的形成和认定是有条件的,不是什么遗产遗物都能进入文物范畴。文物不仅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还有丰富的教育价值。在理论上实践上深化对文物价值的研究和发掘,十分必要。     

端午探源——兼论重阳

端午节习称为纪念屈原而设,但事实上端午节由来已久,既是古代民俗节日的重要禁忌日,又是纪念名人的节日,屈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重阳是与端午相对应的节日,端午与重阳有内在的联系。     

论汤都西亳——兼论探索夏文化的问题

建国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为了探讨商代的早期文化和夏文化,作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1952年发现、后来进行了发掘的郑州二里岗文化遗址,它的时代早于安阳殷墟。1959年发现、后来进行了发掘的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它的时代早于郑州二里岗文化遗址。     

论文化产业开发中的民俗资源借鉴——以甘肃永靖傩文化为例

伴随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文化实力已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2012年,甘肃省提出把兰州打造成＂中国西部戏曲之都＂的构想。永靖县古称＂西羌之地＂,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和唐蕃古道的要冲。永靖傩文化特征明显,研究价值较高,积淀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宗教文化和民间艺术,具有明显的民族性、艺术性、神秘性、多样性和互动性特征。其中的傩戏古拙质朴,剧目众多,戏剧因素明显,观赏性极强,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品牌进行挖掘整理和创意开发。永靖距离兰州仅44公里,优越的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资源使＂兰—永＂文化旅游成为可能。     

1953年江苏省苏州市人力车夫事件探析——兼论转型时期的社会冲突和调处

1953年春,江苏省苏州市发生的人力车夫骚乱事件原因较为复杂,主要因素是难以尽快解决的就业问题。在当地驻军的协助下,事件虽得以快速平息,但因就业问题难以解决而引起的社会紧张局势并未明显缓解,以加强控制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治理模式得以确立。从对1953年苏州市人力车夫事件的措置中,可以得出的经验教训是:突发事件出现后,相关部门应密切配合,采取断然措施,尽快将混乱局面稳定下来;在后续措置中,要尽量做到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在平时工作中真正关心和体谅群众的具体疾苦,妥善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一时无法解决的也应该多做说服解释工作,并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条件,将其不满情绪消解于萌芽状态,尽量避免突发事件的出现。     

论朱希祖与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兼论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的双重互动

朱希祖作为民国《广东通志》的编纂委员,致力于志料征访、体例创新、篇目革新等工作,其所撰《广东通志略例》表现出求“新”求“变”的旨趣和特色。他与温廷敬因修志理念的分歧所引发的体例之争,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近代方志转型背景下传统方志革旧鼎新的内在要求。而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所倡导的学术研究与方志编修并举的修志模式,不仅推动《广东通志》体例、篇目和内容等的革新,还促使以方志为基础的传统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从而形成近代方志转型与学术演进双重互动的历史格局。     

论古揭阳与闽西南及赣南的关系——兼论《揭氏族谱》的史料价值

潮汕古史中,就地方名称及建制而论,以揭阳为最古,时在秦汉之际,国史中《史记》、《汉书》皆备载。去800年之后,潮州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始置。故述潮汕上古史,应以古揭阳为主;中古隋唐之后,及至清末,以潮州涵盖全潮汕而综述之,当毫无疑义。而潮汕上古史中最关键的历史人物,应为史禄、史定。     

论人类的童年——群——兼论原始社会史的分期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白骨精江青,为了制造反革命舆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一九七六年九月窜到大寨,胡说什么:“母系社会是没有妈没有爹的,是女人掌权的!社会就是从母系氏族来的。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还会是女人掌权。”江青为了当女皇帝,公开歪曲篡改历史,竟然胡说“社会就是从母系氏族来的”。原始社会史告诉我们:社会不是从     

论《方舆胜览》的地理学价值——兼谈本文献的作者问题

《方舆胜览》,南宋时期的徽州学祝穆、祝洙相继编撰。全书70卷,以南宋王朝的地理区划为纲撰写的一部全国性的地志。内容十分丰富。     

璋的考辨——兼论三星堆玉器

璋是中国传统重要礼玉之一,记载璋的典籍以《周礼》最为详尽。但现存古今有关璋的说法却枝蔓横生,异说纷纭。本文试图重新考订和分析典籍中璋的原始资料,并在借助现代考古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几点新认识。     

《徐世昌年谱》补正——兼论《韬养斋日记》的价值

<(徐世昌年谱>及其编者考论>一文,对年谱编者贺培新之生平及其同徐世昌家族关系作了颇为详尽的考证,不过由于作者未参阅徐世昌所撰的<韬养斋日记>,故就<年谱>本身内容的考察略显不足,尚需补正.<韬养斋日记>学术价值很高,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徐世昌其人其事,更重要的是因其所涉甚广,覆盖了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通过该日记可以考察晚清民国的社会全貌.     

《南京百科全书》的编纂特点、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兼论地区百科全书的编纂及价值

《南京百科全书》的编撰较好地把握了百科全书的编纂规律。它以南京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为重点,具有地方性、全面性、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美观性等特色。它的成功出版是地方文献编纂史上的一大突破,为建立地方性学科南京学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