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右倾错误和共产国际

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发生过王明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放弃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王明的右倾错误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

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抗日救亡共御外侮的局面。这个大好局面的出现,与中共长江局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但长期以来由于有一个王明的右倾错误,直接影响了对它的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价。本分两部分对它进行了再研究。第一部分是充分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一)长江局积极开展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推动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积极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与日寇展开气壮山河的武汉保卫战。(三)发动社会各阶层,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四)恢复、组建了中共南方党的组织,为开辟南方抗日根据地,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二部分是通过对中共内部大量资料的梳理,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所谓王明右倾的错误,认为毛泽东与王明在这一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方面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主要分歧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特别是王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章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作用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将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加以批判,特别是1951年6月,经毛泽东修改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对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更加理论化与具体化。这些结论性的东西直到今天还在党史界起着重要作用。     

关于王明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

王明从1931年到1945年党的七大前夕,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延安整风中,全面清算了他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等名方面的错误,他成为党内头号机会主义人物。由于长期以来的片面宣传和盛行个人崇拜,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王明从没有作过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从未有过正确的时候。但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就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论,王明也是正确与错误、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兼而有之。下面仅就他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起的重大作用作一简要概述。     

1937年8月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对王明右倾错误形成的影响

过去我国学术界在阐述王明右倾错误形成的原因时,往往着重于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没有改变,还要腐蚀、拉拢共产党人,同时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不高,没有识破国民党的阴谋。在王明右倾错误形成的标志上,又着重于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在十二月     

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看如何处理阶级关系

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看如何处理阶级关系汪谦干本文试图通过剖析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内的陈独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看他们如何处理阶级关系及由此造成的危害。一、对陈独秀、王明的右倾错误的考察（一）大...     

“向东作战、发展华中”战略的历史贡献

正1938年9月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决策:巩固华北,"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发展华中"。华中战略上,     

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

1938年,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一年,也是中共党史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共召开了意义深远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不可撼动的最高领袖地位,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此王明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离中共中央核心机构渐行渐远,经过延安整风彻底出局。所谓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关系,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上被说成毛泽东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根据传统说法,所谓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基本形成,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称“二个一切”),主要表现在他与国民党谈判时,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建立国防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待遇和统一作战计划和行动”等;过高估计国民党、蒋介石,宣扬国民党是“中国一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主张以抗日与否来划分敌友,不赞成关于国民党有左中右的划法,提出应以抗日和亲日为标准等。本文根据历史档案,认为这段时间,不存在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基本策略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原则上的分岐。他们的主要分岐在三个方面:(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二)组织上王明闹独立性。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时,常凌驾党中央之上,有成立“第二中央之嫌”。(三)毛、王政治上的歧见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将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定罪为右倾投降主义是在延安整风中逐渐形成的。     

刘少奇与华中敌后抗战

刘少奇与华中敌后抗战徐承伦刘少奇于１９３９年１月到华中,组建中原局,并担任中原局书记,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回到延安。在此期间,他把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指示与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纠正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迅速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局面。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后...     

王明的传奇婚恋

王明一生错误多多,而传奇故事也多。他虽不是各省选拔的留苏学生,却堂堂走进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门;他曾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却又被李立三给予撤职和留党察看;他从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一名小干事,一跃成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从“左”倾路线的代表,忽然变成右倾投降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共产国际作为全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在1943年5月决定解散以前,在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上,虽然有过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但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也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王明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一、让王明边工作边认识错误, 毛泽东对王明可谓“仁慈”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一旦权在手,要置毛泽东于死地是人所共知的;而形势反转,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大权在握,却从来没有媳妇熬成婆婆,以毒攻毒,还是让王明边工作边认识错误,没有对他关紧给出路给工作的大门。在延安,患病的王明疑神疑鬼,因医生失误药物中毒,就到处鸣冤,怀恨在心,说是毛泽东让医生下毒药,要他的命。 而事实上,王明中毒后中央对他一方面抢救,一方面对失误医生严厉处理。这时的王明,生理的痛和心理的痛双箭齐发,搞得整天如被迫害狂一般。毛泽东对他可谓仁…     

如何看待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

对于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第一,他并不是不要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独立性;第二,他并不是没有开展对国民党错误思想及行动的斗争;第三,王明讲的很多话,毛泽东也讲过。因此,不能因为王明犯了错误,就认为他在抗战初期什么都是错的。更不能不顾全文,只挑出一些所谓错误的语句,来批判王明的错误。但他确实如毛泽东批评的: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还是毛泽东提出的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更为正确。     

1959年湖南开展反右倾斗争始末

湖南反右倾斗争与庐山会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湖南反右倾斗争和全国其他地区反右倾斗争一样,实际上是庐山会议错误的继续、发展和扩大化。湖南是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比较积极的一个省份。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错整了一大批实事求是和敢于讲真话的党员干部,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二是在经济上使湖南刚刚开始纠"左"的工作遭到否定,已经有所收敛的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重新泛滥起来。湖南反右倾斗争的教训是沉重深刻的。     

延安整风运动后的王明

●延安整风运动后的王明整整30年前,王明病死于苏联,中共党史上红极一时的人物却落个远葬异国他乡的结局,他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生至此划上沉重的句号。延安整风是王明失势的开始,此后的30多年,他在愁病交加和拒绝正视自身错误的精神折磨中度过,虽然波澜不惊,却也表现了一个政治人物的另一副面孔。     

中共早期党内斗争中的何孟雄

●何孟雄,是中国“北方革命运动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斗争史上,曾有李立三及王明的错误路线的统治,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在这期间,何孟雄挺身而出,第一个公开反对立三路线,并站在最前沿与王明宗派主义和错误路线斗争到最后一刻。他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与批判,最后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详情请见《中共早期党内斗争中的何孟雄》。     

任弼时:既反对右倾,也反对“左”倾

正任弼时,很多同志亲切地称他为"党内的母亲",他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搞"路线斗争",从不偏听偏信,倾力抵制各种"左"右倾错误,因而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和杀害。与右倾错误作坚决斗争1927年5月1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共青团三大之后,     

我看红军长征的原因——一种政治经济模式的破产过程的考察

关于中共领导的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的缘由,中共传统的党史解释是,王明博古的临时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指挥方面犯了左倾错误。从深层次上讲,这一时期红军之所以相继从主要的根据地撤出,进行逃跑式的战略转移,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     

遵义会议及其前后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陈绍禹)宗派集团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王明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这种左倾错误的理论纲领。同年九月,王明去莫斯科任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但他仍然通过主持     

前苏联档案中关于王明和邓文仪的会谈纪要

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促使国民政府内外政策逐步发生变化。对外方面,同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对日本态度趋于强硬;对内方面,国民政府在仍然坚持“剿共”政策的同时,乘中苏接近之机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同共产党谈判,以便“政治解决”中共问题。1936年初,蒋介石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直接进行会谈。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和谈判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积极的成果,但对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铺垫作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讨会,在2003年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文件集第四卷下册①中,公布了1936年1月17日、22日和23日王明同邓文仪三次会谈的记录,以下三份文件均译自上述文件集。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谈谈西安事变初起时的社会反响

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对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然功莫大焉，而且也是个多赢的结局。但是，事变初起时在社会上的反响不一，可以说反对的呼声更高。知识界反应尤为强烈，当然“左中右”（传统说法）的反应不一致。旗帜鲜明的“左派”或“右派”难免左袒、“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