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施渚镇考

宋代施渚镇位于今湖州市埭溪镇。其地名变化过程包含三个阶段:唐时叫做上强,宋元时名为施渚,明清时更名埭溪。施渚镇位于连接湖州与杭州的陆路交通要道上,故北宋在此设税场征收商税。南宋时,江南运河交通地位愈发重要,施渚镇所在陆路通道之地位下降,导致该镇及税场被废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在此兴起埭溪市,最终成长为镇。施渚镇之兴衰是其所在地区交通格局及商业格局之变迁的反映。     

清至民国时期的江南宣卷

<正>宣卷,被文史、社科界认为与唐代佛教俗讲有着深切关联,本是一种具信仰内涵的仪式行为。宣卷在明代就已作为一种民间宗教活动流入江南,在湖州、嘉兴、杭州等地的文献记载中均有其踪迹①。宣卷的底本宝卷一直以来都是文史学界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他们根据宝卷文本的内容和属性梳理出宝卷发展的     

明代苏皖浙赣地区的棉麻生产与蚕桑业分布

明代苏皖浙赣地区的棉麻生产与蚕桑业分布王社教棉、麻与蚕桑是明代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其地位仅次于稻、麦等粮食作物,在明代征收的田赋中,除夏税麦和秋粮米豆以外,另一个较大的项目便是棉、麻、蚕丝及其制品。由于它们在国家赋税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又是自给自...     

浅论明代的钞关与商税

钞关是明代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隶属于户部,专门负责对往来船只征收商业税。钞关的税额以及征收方法是我们急需厘清的一个问题;同样,钞关对于明代商业活动的影响,也是本文在写作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寻访扬州盐商古宅

翻开扬州悠久厚重的档案史册,在2500多年漫长的岁月里,扬州城由山上移到了山下,由最初的军事、政治城堡变化为经济文化城市。明代中叶以后,扬州成为南灌北运的咽喉、全国盐业的中心,清代达到当时中国城市经济和文化繁荣的巅峰,居世界十大城市之前列,闻名于海内外。     

吴承恩与杭州

人们知道吴承恩其人,往往是从明代名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开始的。作为中国四大小说的《西游记》在我国可谓家喻户诵,因而一说吴承恩,几乎无人不知。吴承恩在杭州也曾留下不少足迹,与杭州西子湖结下过深厚的情缘。     

清代江南徽州籍收藏家述论

江南自明后期兴盛起来的书画鼎彝收藏赏鉴之风,至清代并未衰歇,作为收藏主力军的徽州籍人士,仍然相当活跃。清初杭州"湖山主人"汪汝谦,清前期桐乡汪文桂三兄弟、鲍廷博知不足斋,钱塘汪氏振绮堂,杭州汪启淑开万卷楼,镇洋毕沅兄弟,海宁吴骞拜经楼,苏州大阜潘氏、吴绍浣家族等,或者收藏书画鼎彝,或者搜罗校勘、整理刊刻群籍,在护持、传承历代名迹珍品甚至国家重器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发现,清代徽州籍人士的收藏活动较之明代,无论收藏者的居住地、在地身份、专业水准,还是活动地域、收藏动机、表现方式,以至藏品存储地点等均有其独特的特点。     

妈祖信仰在河北省及京津地区的传播

河北及京津地区的妈祖信仰 ,随着漕粮北运自东南沿海传播而来。代表妈祖信仰存在的第一座天妃宫在元泰定三年出现以后 ,至清代 ,天妃或天后宫庙的数量已达 35处之多。这些宫庙绝大部分为元、明两代所建。根据这些宫庙的形成时间及分布情况推测 ,元代的妈祖信仰是沿海河、北运河及天津以北渤海沿岸地区传播的。到明代 ,沿海继续向北推进到山海关 ,沿滦河向内地推进到长城南侧 ,并由天津向南沿南运河两侧扩展。妈祖信仰在河北及京津地区分布的时空特征 ,是由于当时全国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分离 ,需要东南大批漕粮北运而形成的。元、明海、河运输路线的差异 ,以及两朝国都所在地区军事形势和军事力量布置上的差异 ,使明代妈祖信仰分布的范围与元代有所不同 ,并比元代有所扩大     

福建天主教的开创者——艾儒略

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字思及,明代继利玛窦来华传教之意大利耶稣会士,1613年奉命入内地传教。1616年第一次教难时期,避居杭州杨廷筠家学习中国学。后曾到陕西、山西等地传教。1622年沈(jue)再次兴起教难时,艾儒略回到杭州直至1624年底。其《西学凡》一卷、《职方外纪》六卷,有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序,《性学粗述》一卷,陈仅作序,于1623年在杭州刻成,前二书均被收入《四库全书》。     

王阳明与杭州

为考证明代王阳明在杭州的行踪,我们几乎踏遍了杭州城,不管是凤凰山麓万松岭的万松书院,还是玉皇山麓天真山的天真书院;不管是净寺、虎跑,还是杭州浙江贡院。可惜岁月的风尘已经掩埋了王阳明在杭州的遗迹。据历史记载,王阳明与西子湖是有情有缘的,虽然王阳明没有在杭州任过职,但却在杭州这块土地上,留下不少脚印。     

清光绪朝淮安关正额绌收原因探微

在接触这一命题以前,首先有必要对清代苏省设关、管理制度、商路和关税的征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才有可能进一步透过榷关的征榷,进而剖析具有代表性的淮安关正额绌收的原委,探讨清代末期商品经济盛衰的社会原因,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一个例证。这就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清代榷关的初设,始于顺治元年。承明代钞关之旧制,差员赴关,以掌榷务。甚至连关址也袭用了明代旧址,一切“俱照明季旧例”。这就是后世所称之常关。因其分属于户部和工部,因而又有户部关和工部关之分。各关的职责十分明确:“户部制天下之经费。”主要征收百货税,作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工部关较少,主要征收过境竹     

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及其功能

明代宣德年间,政府在临清设置钞关作为征收过往船只稅与商税的专门机构,这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以往学者对临清商业及城市的情况有详尽的论述,但是对其收税机构——临清钞关涉及不多。本文主要对临清钞关的设置沿革、管关官员与外界的互动以及钞关对本城市产生的影响作一历史考察,旨在探求钞关这一经济行政组织的性质及其功能。     

明代苏皖浙赣地区麦类作物的生产和分布

明代苏皖浙赣地区麦类作物的生产和分布王社教麦是明代苏皖浙赣地区又一重要的粮食作物,其品种虽不像稻品那样繁多,但同稻一样,种植也遍布南北各地。南直隶和浙江布政司的绝大部分州县都有夏税麦的任务①;江西布政司虽然征收夏税麦的州县不多,但从保留至今的明代各地...     

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

明代漕河因地为号,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和浙漕共七段。江南运河即浙漕,起自京口闸,终于杭州北郭务,全长近七百里。明代国家财赋主要仰赖东南,每年有二百余万石粮通过运河北运。因此运河是明代经济的重要命脉, 常镇运河是江南运河的西北部分,是明代东南漕运的关键地段。“三吴之粟,必由常镇”,它可以说明常镇运河在明代漕运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分析明代常镇运河的利用和整治,以恢复明代常镇运河通航的历史,从中了解运河利用中的得失,以指导我们现在的运河利用和整治工作。     

封闭的村庄:1940—1944年晋西北救国公粮之征收

成功动员农民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本文在分析1940-1944年晋西北征收抗日救国公粮后认为,在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就已经以村庄为中介,巧妙地利用征收公粮的契机,通过把村庄作为公粮征收单位,构建了一个个"封闭的村庄",并充分利用"封闭的村庄"内部的宗族、租佃关系等矛盾,成功地将国家与农民勾连起来,从而充分地动员了农民。     

明代华南的渔业生产

在明代华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中 ,渔业占有一定的比重。这种情况与华南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关 ,与明代华南人对渔业的重视也有较大的关系。从大量资料来看 ,明代华南的淡水养鱼业和海洋捕鱼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人们对鱼类及其它水产品的认识也逐渐深化。由于渔业生产在华南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 ,故明政府在华南地区设置了一些“河泊所”,并比较注意征收渔业税     

萧山老虎洞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

杭州萧山老虎洞遗址发掘揭露出9处干栏式建筑基址,同时发现多处与当时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灰坑等遗迹,发掘表明这是一处结构明确的聚落遗址,如此丰富的发现是浙江乃至南方地区商周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发掘的竖穴土坑石椁墓、南朝纪年砖室墓和大型明代墓为研究杭州地区汉代至明代的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     

明代北京的房号税——兼及明代其他城市的几种房屋税

明代以房屋作为课税对象的税收,最重要的是北京城市的"房号税",又称"房号钱"、"房号银",简称"房号"。北京之外,其他个别城市也有房屋税,如南京的"房钞"、杭州的"间架税"等。明代后期,嘉兴、南京等一些城市废除了总甲、火夫等役的实役制,改为按房屋征税,这属于由徭役演变而来的房屋税。总体来看,在明代,房屋税并不是一项普遍性的税收,不仅局限于城市,而且开征的城市数量不多,所得收入也很有限。到崇祯年间,因财政极端困窘,朝廷试图在全国开征房号税,但效果很不理想。     

西安钟楼建筑刍议

钟楼作为西安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明代,其建筑形制、结构特点彩画及装饰手法保留了明代的营造技法,是一座四角攒尖顶三重檐古建筑,为研究明代楼阁式建筑提供了典型的实物例证。     

从考古新材料看章氏与哥窑

本文依据新发现的考古材料,重新梳理相关文献后认定:杭州老虎洞瓷窑址是传世哥窑瓷器的生产窑场,其生产时间相当于元代晚期。主持生产哥窑瓷器者正是明代文献记述的章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