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

美国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反应与它的南亚政策息息相关。从印巴分治直到中美和解前夕,美国的南亚政策始终有服务于全球冷战的两个目标：力促印巴和解以防止共产主义集团乘机介入;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印度放弃中立政策并加入到西方集团。中印边界冲突在美国政府的南亚政策渐入困境时发生,给了美国决策者以莫大的期望,他们企图以其所谓的天赐良机达至以上主要针对中国的冷战目标。然而,中国正确政策及出神入化的实践大大强化了美国在南亚地区既有的结构性困境,使肯尼迪政府利用中印冲突的图谋以失败而告终。     

美国尼克松政府大三角战略决策肇始解析——以第63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为中心

构筑美苏中大三角关系是尼克松政府的重大外交决策,它开始于1969年.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美国政府围绕第63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进行了详细研讨,全面评估中苏分歧对美国对外政策及世界格局的影响.经过多次讨论,美国政府内部基本达成共识,即构筑美苏中三角关系是最有利于美国的政策选项,要以灵活的态度处理三边关系,但不允许发生会导致核战争或世界力量对比出现重大改变的情况.     

赫鲁晓夫与中印边界冲突

1959年,印度屡屡在中印边界挑起冲突,图谋中国领土。为维护领土完整与和平,中方始终采取了有理有力有节的克制态度。但当时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及其首脑赫鲁晓夫出于外交政策需要,不顾事实,指鹿为马,向印度出售武器,偏袒纵容印度,最终酿成了1962年大规模的中印边界冲突。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请看《赫鲁晓夫与中印边界冲突》一文。     

1965年印巴战争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

1965年印巴战争不仅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矛盾和冲突发展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这还是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国关系在南亚地区变化的直接结果。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美国决策者把遏制中国作为其南亚地区政策的核心,同时以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作为实现其南亚政策目标的主要手段。但是,美国的政策中存在着援助印度对抗中国与同时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同盟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对1965年印巴战争的反应和政策,就是以不介入及以停止援助作为迫使印巴接受停火的压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惩罚。美国的政策实际上丧失了对印巴两国施加影响的渠道,这不仅使得苏联在调停印巴关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且也导致苏联在1965年印巴战争后大力援助印度并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巴基斯坦发展和密切同苏联及中国的关系,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迅速减退。美国对1965年印巴战争的反应和政策表明,以对外援助作为实现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战略目标的主要手段,其作用和影响力是极其有限的。     

1954年中印协定与中印边界争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50周年回顾

1954年中印协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印边界争端中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当时的印度政府认为,1954年中印协定解决了中印之间包括边界在内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其主张的中印边界中段的条约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协定表明中国确认了印度政府主张的中印边界.中国政府认为,1954年中印协定和写入其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印边界无关,更不能表明中国承认了印度主张的任何一段中印边界.中国政府的观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印度政府坚持上述主张及其拒绝续签1954年中印协定的做法,只是为了把其主张的中印边界强加给中国,这对中印关系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上世纪60年代中印边境反击战决策始末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一条麦克马洪线种下了边界纠纷的祸根。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印方不断升级边境冲突,中国政府忍无可忍．1962年10月20日发起反击。这次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     

美国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反应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使双方走到了战争的边缘,美国方面对中苏冲突的反应是一个从倾向于中国“好战”和“挑衅”到看清苏联意图的认识过程。美国一直想利用中苏分歧,使其在与苏联争夺霸权的较量中获利。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客观上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尼克松政府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中苏边界冲突造成的中苏关系空前紧张的形势,使尼克松、基辛格感到美国有可能在处理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处于优越地位。所以,中苏冲突客观上是促进美国加速调整对华政策的催化剂。     

巴基斯坦政府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及其变化

中印边界冲突对南亚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巴基斯坦选择走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和与中国建立事实上的战略合作关系。实际上,巴基斯坦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经历了从联印制华到联华反印的转变,这一变化是巴基斯坦在外交困境之下的现实主义选择,也体现了巴基斯坦对中国的认同和信任。这些认同和信任正是巴基斯坦走向与中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基础。     

中印两国围绕"麦克马洪线"的百年博弈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6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发起了贸易战、科技战.中国近邻大国印度积极参与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多次主动在中印边境寻衅滋事. 中印边界全长1700多公里,分东、中、西3段.东段争议领土9万平方公里,全部被印度占领,实际控制线就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段争议领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学界对中印边界战争的解析

<正>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在中印两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当今中印关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和西方学界曾纷纷指责中国对印度"发动了无端的侵略",认为印度是中印边界纠纷和边境战争的受害者。①这种观点在中印关系全面冷冻时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直到今天仍是主流。70年代,印     

冷战时期美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政策演变——以卡格纽通讯站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冷战两极格局的形成促使美国把非洲之角纳入其大中东战略,并选择与埃塞俄比亚结为军事防御联盟,其中作为主要纽带的卡格纽通讯站就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美国政府主要根据对该基地的战略需要程度决定对埃塞俄比亚军事援助的规模与速度。而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以稳定政权统治及应对周边威胁为根本目标,将之视为向美国索取更多军事援助的筹码。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卫星技术的突破以及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的兴建,卡格纽通讯站的作用迅速下降,美埃(塞)关系处于崩溃边缘。然而,由于苏联大规模介入非洲之角以及埃塞俄比亚革命的爆发,美国转而强调埃(塞)的地缘战略意义,并在加速运送已承诺的军事援助基础上采取了观望政策。最终,门格斯图革命政权因意识形态以及急需大量武器以应对来自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威胁,而选择了苏东集团,与美国的联盟关系随之破裂。     

试析约翰逊政府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策略与意图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一方面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应对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灵活性的挡箭牌,把中美僵硬对峙的责任推给中国;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开始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与中国联系的潜在的、有用的渠道,避免两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约翰逊政府与尼克松政府对会谈的不同立场,说明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是由美国对华政策决定的,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冷战时期影响印美关系的因素分析

纵观冷战期间印美关系的演变历史,非结盟却并不完全交恶的状态是主调.外交目标的分歧、印巴矛盾、经济援助以及印度国内背景等方面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多重性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此消彼长,形成了印美关系在友好与淡漠状态之间徘徊.     

朝鲜战争与英美关系

冷战初期 ,英美两国在二战时期建立的“特殊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英国成为美国推行冷战政策的最主要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但是 ,这种“特殊关系”并不表明英国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与美国保持一致 ,对美国一味给予支持。围绕朝鲜战争和对华政策 ,双方存在着重大分歧和矛盾 ,从而使英美“特殊关系”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由于实力有限和对美国的依赖 ,英国不得不一再向美国做出妥协、让步 ,以避免双方关系的破裂。对于英国来说 ,维护和加强同美国的关系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所在。朝鲜战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英美关系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     

马歇尔计划与战后法国政治中右化

战后,处于“冷战”前沿的法国成了美国重点争取的对象,而法国的共产党势力始终又是美国的心腹大患,美国必欲除之而后快。通过积极插手战后法国内部事务,美国如愿以偿地坐视法国共产党被赶出联合政府。在马歇尔计划的鼓舞下,法国建立了亲美的中右翼政权,法国政治由此开始向右转。美国成功地实现了从政治上对法国的控制。     

试析美苏建交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美苏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身受经济危机困扰的美国迫切需要将苏联作为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日德法西斯势力开始了疯狂的侵略扩张活动,严重影响了美苏自身的安全和世界和平.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面前,奉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罗斯福总统终于打开了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     

论英国在新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的政策(1949～1951年)

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以帮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作为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突破口,并试图影响美国的态度。执政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对于中国革命与前途的认知及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印象使英国政府力图奉行独立的对华政策。随着冷战的升级,朝鲜战争的爆发,联合国席位问题复杂化。美国日益强硬的态度及英国在西欧防务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使英国违心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在某种程度上英国仍是打破冷战阵营的潜在力量之一。     

Secret Intelligence and Anti-Nazi Resistance: The Mysterious Exile of Gottfried Reinhold Treviranus

The U.S. decision to send 14,000 marines to Lebanon during the civil war of 1958 exasperated Lebanese peoples. The American military intervention, as a result, contributed to a cultural process in which many Lebanese began to imagine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imperial” force, inheriting the legacy of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stepping into the shoes of former European imperial powers, Britain and France. While admiring U.S. values and cultures, Lebanese anti-colonialists, nationalists, and pan-Arabists expressed their antipathy vis-à-vis the “imperial” nature of Washington's involvement in their internal affairs. Others, primarily content with and invested in the socio-political status quo, stood by and exalted the American presence in their country.

Using Lebanon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popular perceptions of and experiences with U.S. global power during the 1958 crisis. As a result, it goes beyond traditional interstate relations and combines top-down and bottom-up approaches in order to illuminate power negotiations between a global superpow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rab masses of Lebanon. In this spirit, the voices and actions of national and local leaders, as well as everyday men and women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story of U.S. involv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本对中东政策的转折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中东产油国把石油武器不仅对准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等国家,也对准了持“中立”政策的日本等国家。日本一方面面临中东产油国不断加大压力,国内经济出现混乱,另一方面担心得罪美国而影响日美同盟关系,不敢轻举妄动。最后,为了维持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日本经济正常运转,日本政府不得不放弃“中立”政策,转而公开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并且提供巨额资金及技术援助中东有关国家,加强与中东有关国家关系,确保中东石油平稳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