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三到无为

安徽省无为县1978年开始实行农业大包干,是全省最早实行大包干的县份之一。为什么无为县在当时能冲破重重阻力,在全省最早实行大包干呢？这主要应归功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大力支持。从1978年9月到1979年12月,在无为实行大包干的起步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万里先后三次亲临无为县视察,他说：“我要把无为作为推行大包干的联系点。”他每次来,都是重点调研生产责任制推行情况,     

万里与无为农业大包干

无为县1978年开始实行农业大包干,是全省最早实行大包干的县份之一。为什么无为县在当时能冲破重重阻力,在全省最早实行大包干呢?这主要应归功于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大力支持。从1978年9月到1979年12月,在无为实行大包干的起步和发展的关键阶段,万里先后3次亲临无为县视察,他说:我要把无为作为推行大包干的联系点。”他每次来,都是重点调研生产责任制推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作出指示,对无为县的大包干从起步到成功,起了决定作用。对此,笔者仅就当年亲身经历作一些追述。省委“六条”催发改革萌芽无为是农业大县,地处长江北岸,八百里皖江,…     

“大包干红手印”真假辨

“大包干红手印”,被作为一级文物珍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可《南方周末》在 １９９８年６月 １２日却突然登出《翻案文章·大包干红手印是真是假》的“解密新闻”,并以“翻案文章”加在标题之中,公然宣称“这件藏品的真实性十分可疑。原件到底在哪里？”一时报刊纷纷转载,全国轰动。 乘着国庆节、中秋节小岗人纷纷回家过节的机会,我专程来到小岗村,采访这个曾经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地方。 在大包干发起人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家中,我见到了一张张小岗村和小岗人２０年来珍贵的历史照片,其艺术性、新闻性和历史价值让人震颤。…     

李锐反“左”文选

1957年至1978年20年来,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十年“文革”灾难。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分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安徽“大包干”是怎样起步的?

提起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包干”的开始实行,人们只知道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而真正起步却是皖西肥西县的山南。《安徽“大包干”是怎样起步的?》介绍了发生这一惊天动地事件的经过。     

“发展过快”不是腐败和污染的理由

“中国用三十年,走完了西方国家一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这是近年来中国流行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一个公式。具体地,还可以套“西方国家的两百年”、“三百年”。全看说话的人当时的心情。正由于它是一种“非正式表达”,所以,虽然很流行,却也很不严谨。     

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共产国际的“左”倾教主义的指挥下,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损失,尤以当时各苏维埃根据地及红军内展开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为巨,“AB团”、“改组派”等帽子满天飞,成为杀害整肃自己人的利器,难以数计的革命者倒在战友枪口之下。其中以湘鄂西的“肃反”最“左”最残酷。《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文再现了这段历史悲剧。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倡导者

中国农村在进行了“大包干”的改革20余年后,又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随着农村中不断加深的各种矛盾和出现的新问题,让关心农村前途的人们焦虑不安,中国农村需要进行第二次改革。可是,第二步改革的出路在那里呢?安徽省政府里一个默默无闻的官员,成为提出突破口的第一人,他就是何开荫。由于他与这场改革的密切关系,而被人们誉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     

“咊”与“和”

“咊”与“和”这两个字,都是以禾苗的“禾”为主干,仅仅是“口”的位置摆放不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右的是现在的一个常用字,大家一见就认识。如“口”在左。恐怕认识的人就很少了。     

苏区“查田运动“始末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获得了统治地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在土地问题上,照搬当时苏联在农业合作化中消灭富农经济的做法,在苏区实行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的政策。在“左”的     

参与推行“责任田”的回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农村成为“大包干”的发源地。人们往往把“大包干”同安徽1961年的“责任田”联系起来,于是在出版物上有关“责任田”的历史资料和回忆文章多起来了。这些材料,我都愿意看,因为当年我也曾参与过这件事。在看的过程中,也启发我把自己的点滴经历写出来。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基本内容是以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为重点,包括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在内的“五风”,规定了12条政策。安徽省委为了贯彻《紧急指示信》,对“五风”刮得比…     

江青与小靳庄

小靳庄当时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一个大队,不过是一个只有101户、582人的小村庄。那时的一份宣传材料说,解放前的小靳庄是地主的一个佃户村,“广大贫下中农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劳动人民翻了身,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一直到成立人民公社。但是,“文革”前的小靳庄,亩产停留在一二百     

八十重上黄山──回忆安徽的农村改革

今年6月,我应安徽老年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安徽老年报社的邀请,以81岁之身,在距上次15年之后,重上著名的风景胜地黄山,引起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回忆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安徽在20年前揭开我国农村改革开放序幕的情景,也是《人民日报》在当时对安徽改革进行大力宣传的情景。小平同志曾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这段历史之所以值得回忆,主要意义在这里。6月8日一到蚌埠,我触景生情,感慨万千。蚌埠原是凤阳县的一个小镇,凤阳是农村“大包干”的发祥地,我立即想起了当时曾经流传全国的“要吃米…     

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

有人在八十年代初曾对我说,中国在极左路线年代生产力所以发展慢,主要原因是“人”太少。当时我挺纳闷,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怎么能说生产发展慢的原因是“人”太少呢？他说,“人”是思维的动物,会创造工具,会使用工具,全国只有领袖在那里动脑子,在那里“创造”。从“人”的本义上来说,中国当时不是人太少太少了吗？因此当时的中国是活“工具”多,而“人”太少。一个国家只有个别领袖能动脑子,能发挥“创造性”,社会生产力怎么会发展快？     

胡耀邦正确处理信访大潮

小平举荐贤才耀邦走马上任文革时期,“左”倾思潮走向极端,在全国制造了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上至国家主席、三军元帅,下至平民百姓,无不深受其害,祸及近亿人口。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举国欢腾,但“左”倾流毒尚在盘旋,“两个凡是”依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昭雪。当时,仅北京中央机关就有6000多干部闲在家中无事可做。国家农林部有300多专业干部,被部长沙风“挂”在所谓工作队里听候处理。文化界一大批社会名人被当作社会糟粕弃之不用。当时主管干部工作的中央组织部更是“左”得出奇,在部长郭玉峰把持下…     

《共同纲领》未写“社会主义”原因探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在当时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那么为什么没写“社会主义”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纲领具有时间性、变动性;二是《共同纲领》是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三是当时条件还不成熟;四是避免发生“左”倾错误。     

一颗熠熠生辉的改革之星——追忆项南主政福建五年

在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1981年,项南同志来福建主持省委工作。尽管当时粉碎“四人帮”已经数年,党的正确路线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然而在福建的各项工作中,“左”的遗害依然严重地压抑着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特别突出和严重的是,中央有关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决定,由于一些人不理解,说什么包产到户是“砍大寨红旗”、“大寨别人不学我们学”,对上顶住不办,把农民和基层干部积极推行的包产到户当作“资本主义”封堵,以致在全省广大农村迟迟     

论刘师培的三次思想变化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别号左庵,又名光汉、无畏等,江苏扬州仪征人。他既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经学家与语言文字学家、“扬州学派”的殿军,又是清末民初政坛上的一位风云人物。他一生虽只活了36岁,却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和学术论著,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活动,在当时与以后部有重大的影响。尤其是他     

晋绥土改的“左“倾偏向及其纠正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农民翻身运动,它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但在土改运动中,各解放区曾出现“左”的偏差,晋绥解放区是康生、陈伯达搞的试点,左风大盛。后为中共中央发现并得到纠正,保证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晋绥土改的“左”倾偏向及其纠正》一文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被解散的文工队

这是1966年9月我们和阳大队文艺工作队（简称“和阳文工队”）解散时拍的照片。回忆当时的情景,拍这张照片确实有几分悲壮。照片上的人表情都很严肃,但我却至今想不起来就在摄影师按动快门的那一刹那间,为什么我（中排左起第一人）会笑那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