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气”的项南

我和项南初次见面是在1946年10月的涟水保卫战前线,距今已有52年。上海解放后,项南任青年团安徽省委书记、青年团华东工委第二书记,我在华东海军,时常来往。20世纪50年代,我们又先后调到北京工作。1988年我离休,项南也从福建退下来,两家仅隔着一条     

抗日英雄李兆麟遇害始末

李兆麟同志是在1946年3月9日被国民党的特务杀害的。他是一位坚定而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位坚强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长期抗日斗争中,表现了英勇顽强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他在东北指挥抗日联军和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战中,也表现了他的指挥才能。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无畏,不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我和兆麟同志初次见面,是在“八一五”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上旬。当时,我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命令,带部分干部去哈尔滨市工作。而那时兆麟同志已随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中旬先期到达哈尔滨。他配合苏…     

“三个月消灭共军”的由来

1946年内战爆发后,陈诚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忽然传来消息,陈诚扬言“三个月消灭共军”。我听了很不理解,他怎么会说出这样“假大空”的话呢?他不是一向认为,共军是消灭不了的吗?记得曾任五十二师营长的谢尚廉和我谈到新四军驻在皖南泾县时的一段往事:一次,新四军部分干部、战士与五十二师部分官兵开联欢会。江渭清(当时主办新四军干部教育学校)在会上发表讲话,讲到共产党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全国军民热烈拥护时,说:“早在1935年,红军发表北上抗日宣言,连最反动的陈诚也表示拥护。”他说,陈诚看到宣言时说:“这么多年的剿匪有什么效果?…     

热心振兴我国围棋的金明

今年二月中旬，正值元宵佳节。在第五届炎黄杯敬老围棋赛场，高兴地看到85岁高龄的金明同志也来参赛了。他是参赛者中年龄最大的，看上去虽较前清瘦许多，但精神依然矍烁。我问他身体怎么样，他一如往常地笑笑说“还好”。他每天上午两场比赛必到，坚持赛完全程，还参加了闭幕发奖仪式。没有想到，一个多月后竟传来金老病逝的噩耗。听说他是在睡梦中离开尘世的，走得很安祥。金老是30年代初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历任党政要职。解放后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后任国务院秘书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金老虽然是位大忙人，…     

李时雨卧底敌营18年

50年前的春天——1949年4月29日,刚进北京城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刘少奇,紧紧握着一位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的青年人的手,感慨不已道：“我在中央北方局当书记和在新四军当政委时,经常得到你的重要情报。你一个人顶三个师,在敌人心脏整整战斗了18年,今日得以凯旋,我看是个奇迹。”这位青年名叫李时雨,1908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宏新村雌凤岗屯一个大地主家庭。1926年3月,他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在这里,他遇见了地下党员林枫（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教育。19…     

郑振铎从战火中抢救珍稀图书

求书藏书 人生一乐 解放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既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又是一位著名的藏书家。他一生藏书几经劫难,仍达1.7万多件,近10万册。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后,他的夫人高君箴遵从他的遗愿,将全部藏书损赠北京图书馆。     

心清似水 吐气如虹——读李任仁先生的“为政”诗作

曾任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解放后任民革中央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任仁先生,一生为追求祖国统一、民族昌盛在政坛上呕心沥血,作出了特殊贡献。同时,他也在文教战线上奋力耕耘,成果卓著。他既是一位嫉恶如仇的勇士,锋芒直指旧社会的毒瘤,又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诲人不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这种刚直性格无论在生命的低谷还是在鲜花盛开的春天都始终不异。李任仁先生于抗战时期的1944年冬至1945年夏因广西省府桂林沦陷,携省府部分官员到我的家乡(田林县利周瑶族乡)避居。这时候国家破碎,山河血染,但他已…     

朱老总教我种兰花

“水静,这几天你把东西收拾一下,我们得搬搬家了。” 尚奎对我说,“要抓紧时间,国庆节前一定要把房子腾出来。” “好好的搬什么家嘛。”我说,“要搬,等秋凉以后再搬也下迟呀。” “朱老总要在南昌住一段时间,我想,住我们这幢房子比较合适。”他解释说。 听说是腾给朱老总住,我立时就高兴起来。要知道,对这位名震中外的总司令,我还不曾见过哩。 朱老总是解放后最早来南昌的中央领导人。当时,滨江招待所还没有修缮好,江西宾馆也还没有动工,的确很难找到一幢适合他住的房子。我们住的原是曾任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公馆,房子一般,只是院子…     

我在武汉解放初的两次“传播秀”

1948年,我18岁,在汉口一男中（今武汉市第一中学）读高中。中共地下党员曹贵斌同学（解放后曾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小册子和其他一些进步读物秘密地给我看,在他的启发、帮助下,我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做一些组织指派的工作。     

黎明前的觉醒与搏击——忆解放前夕我的地下斗争生活

1948年暑假,我住在武汉大学单身教授宿舍半山庐.有一天,蔡心耜讲师等3位同在武大教书、相互有所了解但素无来往的高中校友,突然来找我打桥牌.我虽然不无高兴地、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但对这种多少有悖常情的交谊行为有些费解,特别是此后半年再无来往,更令我觉得这次孤独的桥牌友谊很是蹊跷.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蔡心耜是解放前武汉大学教师中唯一的一位地下党员,那次他带人来和我打桥牌,是因为他读了我当时发表在上海《观察》、《时与文》以及南京、北平等杂志上的文章,知道我倾向进步,来做我的工作的.我曾问他,为什么以后再没来找我呢?他说:“你在上海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红(这当然是他当时的理解),我们怕暴露,所以未敢再来找你.”     

在中央苏区,我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同志

1933年6月17日,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时,我正在江西乐安县担任团中心县委书记。有一天,我正和中央苏区乐安县中心县委书记胡加宾同志(解放后曾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策马向前线奔驰,途中,接到苏区中央局书记兼“黄陂战役”(宜黄县     

武汉城建往事

50年代的“二线建设” 1946年暑期,我来到武汉．是随学校一起迁来的。那时从报刊杂志上,看到有关长江三峡工程的报道以及美国人设计的长江大桥方案后,很受鼓舞,向往毕业后能参加大武汉的建设。未几,内战爆发。这一意愿在战争烽火中化为泡影。孰料,解放后我留在武汉参与城建工作,终于有了了却自己心愿的机会。     

张紫葛并非女士

编辑同志:《文史月刊》2004年第12期《武汉会战之际,宋美龄的几次遇险》一文,末段说:“她的秘书张紫葛女士”云云,有误。实际张紫葛不是女士。他确作过宋美龄的机要秘书,时间不长。他曾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解放后,先后任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师大)和西南政法学院(现政法大学     

中国的“巴顿将军”——钟伟

钟伟,人称“小霸王”、“好战分子”,1915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东野纵5师师长、12纵队司令员、四野第49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钟伟是位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将领。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巴顿将军”。     

中国的“巴顿将军”——钟伟

钟伟,人称“小霸王”、“好战分子”,1915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东野纵5师师长、12纵队司令员、四野第49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钟伟是位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将领。有人说他是中国的“巴顿将军”。     

陈铭枢与武汉

陈铭枢在中国现代史上,可算是一位风云人物,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曾先后在武汉有过多次活动,他对武汉是有感情的。 陈铭枢,字真如。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世称“铁军”的国民     

甘持耿洁独精神——纪念父亲（外公）韦瑞霖诞辰100周年

韦瑞霖先生是我区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一生艰苦奋斗,爱国为民。解放前曾任桂林市市长等职。解放后参加土改,参加民革。历任广西省人委参事室参事兼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广西分会副秘书长;民革广西区委会副主委、主委;广西人大常委会委员;广西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副主席等职。今年是他百年诞辰纪念,特此刊发他的小女韦玉宁、长外孙女韦隽群撰写的缅怀文章《甘持耿洁独精神》,以资怀念。     

我的二伯江公亮

<正>我的二伯江公亮,名奇吾,1895年2月3日出生于安徽庐江县,祖籍是安徽旌德江村人。1928年至1930年曾任江苏上海地方法院推事。1931年至1941年曾任江苏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民事执行庭主任推事。1946年1月至6月,曾任旧上海监狱典狱长。1986年,92岁高龄的江公亮接下由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签署的聘书,成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12年,江公亮从南京法政学校毕业时,正值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他随父亲江泽恩,也就是我的爷爷,一同前往北京投靠本家江朝宗。同年,江公亮考取中华大学法律科,     

“文革”秦城监狱坐牢追记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同志被诬陷为“美国特务”,1972年3月被迫害致死。徐冰,原名邢西萍,河北省南宫县人。1923年赴德国勤工俭学,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被捕,经营救出狱后,在北平、太原等地从事党的宣传工作。1937年任延安《解放周刊》编辑、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9年调往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统战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顾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我在香港做电影导演

1946年冬,我因剧本《嫦娥奔月》中有影射蒋介石的内容而激怒了上海当局。上海警官学校学生剧团的一位负责者(他本人是剧中演员)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你一定赶快离开上海！” 事情就是这样凑巧,就在一个星期之前,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的朱旭华先生经我的好朋友唐瑜兄介绍,从香港专程来上海;奉总经理蒋伯英先生之命,邀我到大中华去做导演,并指定我导演自己的舞台剧《风雪夜归人》,当时我觉得可笑,回答他说:“我连电影厂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