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雀”考

许慎《说文解字》释“爵”字为“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对于其中“象爵”之解,前人争论颇多,然并未解释透彻。详细考证甲骨文、金文“爵”字字形可知：早期的“爵”字为象形文字,是先人们根据青铜酒器“爵”的形象创造的,后经演变,“爵”字字形加入了分别表示手和酒的构件,变成了会意字,而古人造爵的设计灵感则是来源于雀的形体。     

“邻”“里”“街”“坊”

“乡”、“县”、“州”这些今天还在沿用的行政单位,在诞生之初与“家”的概念息息相关。古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统治,便于政令的实施,完善赋税的管理,把一定数量的“户”固定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之内,     

试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

在分析人类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众多矛盾时,人们时常使用“根本矛盾”、“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等概念。但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却存在明显的歧异。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把贯穿整个近代的两大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称为“基本的矛盾”．把中日矛盾称为当时的“主要的矛盾”。这里,他对“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这两个概念是区别使用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却有了改变。     

君特·格拉斯作品中的“丑男”价值探究

文章主要研究了君特·格拉斯作品中“丑男”的美学价值。本文首先从君特·格拉斯作品作品中的“丑男”形象出发,结合文献资料深入研究了其“丑男”形象中所想表达的原罪,分析了其“丑男”形象中所展现的人物形态。其次,文章在上述基础上对作品中的“丑男”进行反思,以“丑”审美,独辟蹊径,形成了独特的美学价值。本文对审美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贡献性作用。     

试析“月光”、“枯井”和“三脚猫”的象征意义

意识流、潜意识、时空倒错、象征意象构成了《月光·枯井·三脚猫》的现代派小说特质。其中三个具有神秘色彩的意象“月光”、“枯井”和“三脚猫”是作者刻意营造的,每个意象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而且三者之间还具有某种必然联系,这对理解文章的主旨具有关键作用。不同于以往的分析,本文认为“月亮”、“月光”象征着汀樱对情与欲的需求,“三脚猫”是丹一的化身,幻觉中的“蓝猫”则是道德和理性对情欲的监督和约束,沉入“枯井”则象征着汀樱陷入苦闷、困惑、无助的境地,因此这篇小说是用意识流和象征手法表现汀樱内心世界灵与肉、情与理的矛盾冲突。     

屠格涅夫和郁达夫：从“多余人”到“零余者”

1850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多余人日记》中,塑造了一个生活不得志,情感不得志,英年早逝的“多余人”丘尔卡图林的形象。1921年,中国作家郁达夫在《沉沦》中塑造了一个性格抑郁,情感孤独,过早告别人生的类似人物“他”的形象。1924年,郁达夫发表散文《零余者》,开始为自己作品中的同类人物寻求名分。1932年,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翻译成《零余者的日记》。于是,他笔下的类似的形象就被称为“零余者”。     

民国“国都论争”与北京城政治形象的衍化

在民国时期三次“国都论争”中,古都北京的政治形象成为首都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帝制刚被推翻的民国初年,北京虽在政治强力下被定为首都,却被时论普遍定性为“专制巢穴”。20世纪20年代,基于新的政治与社会局势,主张定都南京与北京的双方围绕北京“专制巢穴”形象的建构与消解展开激烈博弈,结果首都南移。抗战胜利前后,北京虽未迎回首都身份,但论争中曾经的建都劣势却被转化为优势,“历史名都”的正面形象基本取代了“专制巢穴”的负面定位。北京形象的衍化是政局、社会环境、个人思想诸要素叠加影响、演变的结果,是其作为千年古都的独特境遇。     

“四好”、“五好”运动始末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这场运动是如何兴起的，它对人民解放军建设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后来又为什么停止了，这些恐怕是许多人都想知道的。     

错把“牛虻”当“流氓”

20世纪60年代末,我响应号召到“广阔天地”插队落户。临行之际。我找了一些包装箱板钉了一个小木箱,将平时爱看的书一股脑全装了进去。其中有我上小学时看的小人书,更多的是上中学时读的外国小说。当时带这些书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冒一定风险的,因为其中有不少小人书是“四旧”书,外国的那些小说大多是“黄色”书,都属于“禁读”之列。但是这些书在我“扎根”农村时却帮我消除了不少寂寞。     

“换头”与“易尾”

本文说的是词体结构中的事(旁及曲)。“换头”,是古人创造的词语;“易尾”,则是洛地杜撰的。先说“换头”,再说“易尾”。     

“咊”与“和”

“咊”与“和”这两个字,都是以禾苗的“禾”为主干,仅仅是“口”的位置摆放不同：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在右的是现在的一个常用字,大家一见就认识。如“口”在左。恐怕认识的人就很少了。     

劳改“橱窗”兴衰记

江南许多城市的监狱和看守所常常设在地名叫“桥”的地段,上海有著名的提篮桥监狱,南京则有老虎桥监狱、娃娃桥看守所,人们多半省略地称“&;#215;&;#215;桥”,当地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去处。一个“桥”字,形象地标示了此岸彼岸,阴阳两界。当这座“桥”超常规地热闹起来,整批整批过客的时候,就难免人鬼不分了。继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初,中发三号文件被圈阅之后,     

“文革”后期批“黑画”闹剧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制造了以批判一些绘画为主要内容的闹剧。这些批判蛮不讲理,十分荒唐。遵照毛泽东在对外宣传中“不要强加于人”和“内外有别”等重要指示,周恩来在出口工艺美术及宾馆布置工作等方面,作了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的安排。1971年,周恩来明确指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能反映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挂中国画,从古到今都要有些。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美术作品。由于这是一项新任务,缺乏经验,特别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利于创…     

何谓“大器”？

“大器晚成”出自《老子》四十一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讲的是“道”的几种无为境界：最方正的东西没有棱角,最大、最贵重的东西总是最后完成,最好的音乐没有声音,最大的形象就是没有形象。     

“天天读”备忘录

1968年秋,我在河南郑州,此时“文革”正在高潮,在社会上闲荡了两年之后,我们这些小学六六届毕业生终于升人中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之下开始“复课闹革命”。所谓“复课”,复的当然不是“文化课”,而是“阶级斗争”这门“闹革命”的主课。整天价不是对从赫鲁晓夫、刘少奇到不少我们连名字还叫不出的     

大众文学与日本“近代”“国民”

日本大众文学是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日本“近代”大众文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正末年到昭和十年（1935）,作家多将时代背景设置在幕府禾期至明治初期,实质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大日本帝国”的历史的再发现;第二时期,昭和十年至1945年战败,作家大多表达了作为“大日本帝国”国民一员的自豪感和归属感,体现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国民化”,这一时期的《宫本武藏》更被认为是日本国民自我的确认之作。然而,从战时的《宫本武藏》到2010年时代小说《天地明察》的畅销,我们仍能透视出内在的历史连续性。     

“武士道”与“武士倒”

以前拼刺刀,鬼子通常要关上保险,甚至退出子弹,显示他用不着浪费子弹。到了这一刻,这些“武士”顾不得那“道”了,看着拼不过你,马上就开枪。     

探究“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涌现的文化成因

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漾初的“二拍”都是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之作,在这两部作品中,涌现出大量的商人形象。本文试从三个层面来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文化成因,从而深化我们对文学与文化以及明代中后期时代特点的认识。     

“麻胡”考

问题的提出儿时在平遥———现今世界文化遗产的乡下度过。每每夜间哭闹,母亲便以“麻胡”来吓唬,自己便恐惧,便用双手紧紧搂抱母亲,便哭闹声立停。“麻胡”,在我同代人的心中是一种凶恶的吃人的野兽。稍长,随母亲去邻村赶会(赶集)正正在玉米吐穗时。回家路上,见不远处田野里一只狼悠闲地正走向一片高粱地,大人们都说,那是“麻胡”,自己便紧紧拉住了母亲的手,催母亲快走。心中也便以为“麻胡”原来便是狼。至于“麻胡”两个字怎么写,是“麻胡”、“马虎”,还是“麻虎”?并不知晓。后来读了书,游了一些地方,知道以“麻胡”来恐吓小儿的,不仅…     

试论“巴讴”与“巴人”

试论“巴讴”汉晋人著作中 ,言及有所谓“巴讴”、“女翟舞”者 ,是研究古代巴蜀地区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不可忽视。略引二条 :扬雄《蜀记》 :“蜀之先代人椎髻、左语 ,不晓文字 ,女翟讴歌 ,巴土人之歌也”。左思《三都赋·魏都赋》 :“(巴人 )或　 (椎 )结而左言 ,或镂肤而钅赞发 ;或明发而女翟舞 ,或浮冰而卒岁”。“女翟讴歌”简称“女翟讴”、“讴歌” ,既是“巴土人之歌” ,亦可称“巴讴”。“巴讴”是古代巴蜀地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群众文化活动。在人类的原始社会 ,当艺术刚从劳动中产生出来时 ,诗歌、音乐、舞蹈还未发展为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