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方志资料看明清时期通州的漕运

明清时期的通州为北京左辅,是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枢纽,作为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明清两朝中央政府不但在通州设重兵守护粮仓,而且置仓场侍郎、坐粮厅、通惠河郎中、厅汛等官员疏浚通州河道、修筑闸坝、收支税粮,将通州视为畿辅之门户。同时通州政治地位的变迁也与自然地理环境、漕运政策、国家方略密不可分,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通州在明清五百余年中一直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盛名。     

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

位于大运河北端的通州城土坝和石坝是明清时期朝廷专用漕运码头,在漕运史上曾经发挥巨大历史作用。本文首先探讨了京东运河水系变迁与通州城漕运码头的形成,详细介绍了曹运码头的功能设施、转运职能以及转运规模等,重点对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和京通二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研究。通州漕运码头是体现通州城市形象的重要物质载体,也是北京地区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并加强保护。     

清代乾隆中、晚期的潞河漕运——《潞河督运图郑》的初步研究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通州是左辅京师的东大门，是京畿仓储所在，地位十分重要。同时，通州由潞河可达天津而人海，南循卫河(也称御河)可控江淮，陆路扼东北诸关塞，是水陆要冲、舟车辐辏的交通枢纽。史载通州当年千樯云集，车毂织络，盖仓庾之都会，而水路之冲达也。特别自元以来，每年由东南地区供给京师的数百万石漕粮，不论海运、河运，     

略谈《通州漕运粮道图》

《通州漕运粮道图》简称《粮道图》,是一百多年前用毛笔手绘的地图,它忠实地记录了清代咸丰三年（1853年）前后运粮船艘在通州境内及其附近地区行走的水道情况。漕运．指从水道往京城运输粮食。《史记·平准书》记有：“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记述的是西汉政权建立后．     

通惠河的修浚及争议——兼论明代朝廷决策中的利益权衡

通惠河是元代修建用于连接张家湾与大都的漕运通道,在明永乐重建北京城后,因水源问题遭到废弃,从通州到北京的漕粮不得不改用陆路运送。鉴于陆路运输存在诸多弊端,朝廷中屡有疏浚通惠河的呼声和行动,但直到嘉靖初年,通惠河才得以彻底疏通并维持长期运行。围绕通惠河疏浚争议的背后牵涉到朝廷内部以及朝廷与地方势力的角逐,这种类型的角力使得古代中国的公共工程的成本和效益并不是按照最优化的方向进行配置,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利益博弈的影响。     

元代黄河漕运考

元代的黄河漕运贯穿始终。本文通过论述黄河漕运的开辟,考证黄河水站名目与地望,探讨屯田、贮存与漕运的关系,梳理辨析漕运量,进一步明确了元代黄河漕运的各个环节。纵向审视,元代黄河漕运规模超越了元魏、李唐,发展空前。横向比较,它是元代北方粮食调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向甘青藏区延伸的企图和输粮漠北的作用反映了元代一统国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促进内地、边地联系,巩固边防的积极性。     

清代漕运对天津的影响

清代,天津处于漕运枢纽地位,是漕粮进入京师、通州以及边防粮仓的必经之地。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从天津经过,或者在此停留,对天津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漕船带运的大量南方货物涌入天津,促进了天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起;二是漕运带动的商业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寓居天津,从而对天津人口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三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天津人不仅能听懂而且学会了多种南方语言;四是随着漕船北来,南方沿海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和演变,备受尊崇。     

明朝海运与漕运利弊简析

海运的发展在明朝时期,经历了一个兴衰的过程。人们的海洋、海运意识却是在不断加强的。相较于漕运的诸多的弊端,海运更显现了其优越性,体现了海洋开发、海洋利用的重要性以及趋势。从漕运、海运二者的相互利弊的对比,可以从历史角度来更好地认识到海洋发展这个潮流趋势,对于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及把握时代主题都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探

监兑官制的出现根源于明代漕运制度变迁过程中"兑运法"的施行,并于成化年间"改兑"后趋于定制。"监兑"即监督军民之间的漕粮交兑过程,一般由户部每年选差五名本部主事或员外郎充任,分派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和南直隶六大有漕省区。总体看来,有明一代的监兑制一直在户部外差与归并地方粮道之间摇摆不定。其屡遭裁、并的根本原因,除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外,当归因于晚明户部监兑官在监兑漕粮本职之外,增加了兼催地方钱粮逋赋的职能,以致同地方税粮征解体系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博弈关系。明清鼎革之后,清廷吸取明代经验教训,使监兑官完全规制于地方,而不再具有户部外差属性。     

冬泳不过圣诞节

“什么圣诞节不圣诞节的,我们不论这个！“精神抖擞的老人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跃向了冰水。2005年的圣诞节,北京的后海聚集了很多冬泳、溜冰的人,但更多的人是在附近的酒吧消磨节日时光,后海由前海、后海、西海三块水面组成,也就是老北京人口中的什制海。元大都,时什刹海是漕运码头,水中帆樯林立,岸边茶楼酒肆鳓发栉比。     

西北汉简所见汉代边塞漕运

漕运是汉代西北边塞地区重要的物资转输方式之一,一些自然河流及人工修建的渠道为此地的漕运提供了基础条件。参与边塞地区漕运的人员有“将漕”的吏及漕卒,其中负责漕运的官吏多为民政系统与军事系统中的官员如县尉、官佐及候长等;漕卒则多来自从各屯戍机构抽调的省卒。汉代边塞地区的漕运受其军事特性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军事需要下的灵活调配,具体由相应的候官机构和县廷机构负责。这种由中央统一调配、相关机构负责执行的转输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人力物力资源,为这一地区的物资转输提供了基础保障。     

清代通惠河

北京通惠河自明代嘉靖七年(1528)吴仲修复以后，历明清两代始终通畅不废。公元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随即议立北京为京师以后，通惠河仍承担运输漕粮入京的任务。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津铁路竣工以后，海运漕粮由天津通过铁路直运北京，不再经过通州，通惠河数百年来转输京师天庾的任务才算告终，转以运送各地商货入京为主。但是通惠     

大运河漕运的兴衰

近期许多专家提出,应将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使这条世界上最长的运河能够再次引起世人的瞩目。京杭大运河与长城一道,     

明清漕运与淮安天妃信仰的变迁

淮安地区的天妃宫最早建于南宋,来源于福建籍军士征戍两淮的地域流动,此后天妃宫庙在淮安地区的空间展布与当地河道变迁密切相关。山阳、清河的个案研究表明旧城天妃宫曾作为一亦游亦祀的胜境,国家漕粮的转运导致了淮安地区天妃信仰中心的转换,清口惠济祠逐渐成为运河沿线的重要天妃宫庙,从天妃宫到惠济祠的转移,与山阳、清河城市变迁的轨迹基本一致。官方对天妃神灵的标榜和塑造,使惠济祠内呈现泰山娘娘与天妃混祀的信仰生态,而对其庙会的分析则显示出民间信仰意涵的延展。     

通州与运河

郭守敬奉诏疏凿通州至大都的运粮河。开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3年)春，告成于至元三十年(1294年)秋，皇帝赐名曰：“通惠河”。通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编篱为城”的。篱城距乐岁、广储等仓甚近，通惠河自通州篱城北到乐岁仓西北，水陆共长500步。可见，元末的通州篱城是依据通惠河和仓储的位置确定的。     

简论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瓷器（上）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辽代,便在这里建都了。辽会同元年（938年）,改唐幽州为南京,作为陪都。金代在此建都后,于贞元元年（1153年）改称中都。元代在辽金故城东北,建成一座新的都城,称为“大都”。元大都格局宏大,规划整齐,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大城市之一。     

漕运襟喉清江闸

清江大闸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淮安市区里运河上,历史上是京杭大运河的漕运襟喉,是目前京杭大运河上仅存的维护得最好的一座古闸。闸下的里运河东西贯穿淮安市区．闸上的若飞桥连接淮安市区的清河、清浦两区。     

元大都 寻找消失的“汗八里”

大元帝国宏伟壮丽的首都——《马可·波罗游记》中神奇繁荣的“汗八里”城（突厥语,意为皇帝之城）,让古今中外的人们无限向往。我们问投身此项考古研究多年的徐苹芳先生：“元大都在哪儿？”老先生用手向下一指：“在下面呢!”于是我们试图穿越时空迷雾,去寻找这座消失了的梦幻之城……     

漕运总督署遗址公园修建始末

公元二零零二年八月,我区于修建市民广场施工中发现明清漕运总督署遗址。该遗址位于淮安旧城中心高地,占地约三万平方米,其主体建筑与分居南北之镇淮楼、淮安府署位于同一中轴线。总督署建筑规模宏大,各类用房凡二百十三间,主体建筑两侧之附属建筑基本对称,体现传统建筑风格。遗址清理中复发现部分宋元建筑遗存。     

元大都与《周易》

一个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刻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理性思维。这一理性思维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深刻地反映在国都城市的面貌里。元大都是今天北京的前身,要认识今天北京的历史文化,就必须认识元大都。元大都的主题思想和文化特色是什么？朱彝尊说：“元之建国,建元及宫殿、城门之名,多取易乾坤之文。”中国本土原创文化的《周易》经邵雍绘成图,又经刘秉忠、虞集根据易图建成了元大都。所以,《周易》智慧在元大都的规划布局中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