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

张掖,古甘州之地。 它的得名。我是从当地电视台正在播映的风光片上看来根由的,是打在荧屏下面的一个小长条:“张中国之臂掖,以通西域,断绝匈奴右臂也(河西一带曾属匈奴右贤王驻牧地)。”这句话的出处,据说在《汉书》,但真正以“张掖”名之,是隋代的事情,依据本诸《辞海》。至于甘州叫法的来历,总之离不开那眼“河西第一泉”。     

时代气息浓郁 地方特点突出——评《黑河地区志》

《黑河地区志》作为黑河市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记述了黑河市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地情书,无论从编纂的指导思想,到志书的体例、内容、地方特色等都在这部志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指导思想明确.《黑河地区志》编者始终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记述了黑河地区各项事物的主流、本质,也记述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曲折和磨难.既记述了成绩,也记述了失误.如《政党篇》、《农业篇》、《工业篇》、《城乡建设篇》、《外贸篇》等都如实地、客观地记述了解放前后政治、经济发展的过程.解放前的政治、经济发展缓慢,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外国的侵略.但也有发展快的情况,如 《外贸篇》中记,1858年,《中俄瑗珲条约》签订后,中俄关系一度紧张,“两岸中俄民间贸易仍以货易货方式缓慢发展”.但“贸易中心逐渐移到中国瑗珲、黑河与俄布拉戈维申斯克等地”“大黑河屯成为通商口岸”“一派商业殷繁景象.”这种辩证的记述手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点.     

人物志编写方法和技巧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描写活动家在历史上的各种人物传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人物传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史志中记载人物就成了定例。“二十四史”大部分是记述人物的传记,被称为“记传体”。司马迁的《史记》全书130篇,人物传记就占了112篇。而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12卷,就有7卷为人物志。古往今来,地方志中的人物被誉为“志中之志”、“书中之髓”。     

乾隆版满文《大藏经》刊刻述略

清代,乾隆皇帝视满文《大藏经》的刊刻与《四库全书》的纂修、“十全武功”之记述为同样重大之事,译刻满文《大藏经》在佛教译经史乃至清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相关的档案与实物资料为依据,对满文《大藏经》刊刻的起因、年代、刷印部数及佛经中的插图版画、经卷装潢作了简要的论述。工程浩大的满文《大藏经》从翻译到雕版印刷、经函的装潢,无一不代表了清代书籍的最高水平。     

浅谈综合年鉴政治部类条目的编写

《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综合年鉴是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在这五大部类中,政治部类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地方综合年鉴的政治部类一般设有：市委、人大、政府、政协、民主党派、群团、政法、军事等栏目。探讨如何全面、准确地把握和记述年度内党政群团等部门的“新事、特事、大事、要事”,对于研究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高执政水平,发挥地方综合年鉴的资政和存史作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用心用力而记之——《增城县志》《怀集县志》“文革”记述之比较与归纳

近日展读新编《增城县城》(以下简称为《增》),以为其志当年称为“波澜壮阔”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为“文革”)在增城一地进行的情况,用心复用力,致其记述见广度又见深度。又由此联系到笔者主编(后期为参与主编)的《怀集县志》(以下简称为《怀》)之志“文革”在怀集进行的情况,乃产生将两志之记此从铺张编排到具体记述作比较总结设想,以从中对县级地方综合性志     

陈宝琛“密札“探秘

“清流健将”、“宣统帝师”陈宝琛晚年是否保持了民族气节？史学界众说不一。纵览有关史料,笔者认为,《溥仪私藏伪满秘档》（以下简称《秘档》）中所编入的“陈宝琛密札”对确认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史料主要有三：一是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对陈宝琛和郑孝胥为溥仪是否去东北的“御前争论”之记述;二是《壬申密折》;三便是《秘档》中的“陈宝琛密札”。其中“陈宝琛密札”的内容之丰富、材料之份量及真实可靠程度均是另两种史料所难以比拟的。溥仪《我的前半生》对“御前争论”是如下记述的：“这天是十…     

汉张掖郡昭武、骊靬二县城址考

汉张掖郡昭武、骊轩二县,因其名称分别与昭武九姓胡和古罗马国(骊轩)之名相同,而备受丝绸之路和西北史地研究者的关注。笔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经多次实地考察,拟对二县城址作一新的考证,以就教于学界。一、昭武县昭武县城位置,汉代史籍无载。《后汉书》卷47《梁懂传》记,安帝永初二年(108年)懂率军击羌,“大破之,乘胜追至昭武”。唐章怀太子注:昭武,“县名,属张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张掖县西北也”。唐甘州张掖县城即今甘肃省张掖市城,则汉昭武城当位今张掖市城西北。《晋书·地理     

略论《唐六典》的编纂特色

本文通过考察典制专著《唐六典》的编纂特色,认为在开元盛世大背景下编撰的《唐六典》,发展并完善了《周礼》以六部为纲,设官分职的编纂之法,创构了规模宏大、纲目清楚、叙述规范的典制编纂体例和绝无“点窜变易”地编辑、实录一朝典制史料的特色,成为“会典体”典制体裁的创始之作。其内容丰富、创意独具的自注与正文互为经纬、动态记载一代典制的崭新记述方法,为后世典制专著创造性地运用自注作出了良好的范式;该书在历史编纂学上有着明显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重立东华山碑记

丰县华山,位于县城东南30里,乃千古名山。旧志载：“地型高阜,相传汉高祖尝与乡人会此。”古籍记述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的宝剑就是从华山中得到。《姜州志》云：“山日东华,有别于西也。”被称为徐州西北第一景观,“百里平原一幢横,郁葱佳气此间生”,记述了华山风景。明隆庆年间,嘉靖进士、大理寺少卿、兵部侍郎万恭总理河道时治水徐、邳、丰、沛,登华山之巅,撰书《东华山碑记》,记述刘邦封华山,     

《中国古方志考》补证三则

<正> (一) 《河西人物志》当属甘肃省下 唐赵彦昭撰《河西人物志》十卷,见于《旧唐书》卷九二本传记载,张国淦先生以为“河西泛指黄河以西之地”,故系此书于陕西省下。今案唐人所谓河西实多指陇右,无庸举证。《旧唐书》本传云“赵彦昭者,甘州张掖人也”,弘扬乡里先贤正是当时通习,可证《河西人物志》当系于     

征集续志资料的几点做法

资料是编修地方志的基础。《地方志工作条例》把地方志书定义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勿容置疑地确立了资料在地方志中的重要地位,我们浦城县方志委和各地方志界同仁一样,为征集到全面、翔实的地方志资料,煞费苦心,历尽艰辛,在此过程中积累了点滴体会,归纳其要点有“四种做法”。在此抛砖引玉,供修志同仁参考。     

谈谈《黑龙江省志·人物志》的问续题修

素以述地、记人并重见称于世的我国方志 ,深受《史记》以来的正史人物传记的影响 ,历来重视人物事迹的记述。人物志一向在志书中占有较多的篇幅 ,故有“古今方志半人物”之说。如清末《吉林通志》2 6 0卷 ,人物传就有 5 0卷之多 ;民国《黑龙江志稿》共 6 2卷 (不包括《大事志》) ,人物传有 9卷 ,若加上《职官志》卷四十九的“宦绩”的 1卷 ,则共有 10卷之多。人们常说方志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功用 ,方志人物志这方面的功用尤其显著。这是因为人物志主要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 ,体裁有传、表、录多种 ,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层次和角度记述…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过天星”考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大多起有诨号。因为,参加起义的领导人,有的出身“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有的则是受《水浒》中绰号的影响。当时起义领袖使用诨名,为后世研究这段历史增添了困难。有些起义领袖的真名与诨号,史载抵牾,模糊不清。在深入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过程中,也是个需要逐步搞清的问题。“过天星”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中经常见到的著名起义领袖,参加过许多有名的重要战役,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占居重要地位。我们常见的诸如《明史》等记述明末农民起     

《国语》观人记述简论

《国语》中有相当多的观人记述。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相关的文献资料来看,《国语》观人记述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反映了西周春秋时期的观人途径和手段,并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蕴和明显的进步意义。就整部作品的文学性而言,《国语》观人记述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这主要表现为借一人之口刻画人物、直指人物内心的白描手法、赋予人物形象以深厚精警的意蕴等。     

记述“文化大革命”的三个认识阶段

郭鹏在《方志研究》1989年3期撰文指出,自八十年代开展新编地方志工作以来,在要不要记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84年6月以前。几部出书较早的县志,如《万年县志》、《台安县志》、《呼玛县志》等,都不同程度地记述了“文化大革命”,总的倾向是写的比较细,尽管有不尽妥当的地方,     

宋代成都游乐之风的历史考察

两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随着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物质生产的相对丰盛,都市的日渐繁荣,居民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多彩,一些地区的游乐性风俗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著作所记述的北宋都城汴梁、南宋都城临安的繁盛景况相呼应,元人费著的《岁华纪丽谱》以及宋人的一些诗文,则系统地记述了西南都会城市成都的岁时风俗及“游赏之盛”①。两宋时期成都游乐风尚之盛,不仅“甲于四蜀”②,而且还以游娱天时,动至连月．并在活动中形成了若干不容更改的“常法”③,地方官员竞相带头倡…     

志书可不可以使用“本”字

地方志书是客观记述地情的百科全书．其对记述方法有特殊要求,诸如称谓要用第三人称,不能用“我省”“我市”“我县”“我单位”等第一人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标准》第二十七条规定：“除引文和特殊情况外,以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许多地方志书的“行文通则”也是这样规定的。如《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行文通则》中关于“称谓的书写”规定：“称谓一律用第三人称书写,不用‘我省“我市’等第一人称。”     

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研讨会召开

近来,笔者在进一步研究宋代铸钱管理机构铸钱司时,在《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中意外发现了绍兴二十九年洪遵应诏之议的详细记述,从而对在中国钱币史中占重要地位的《泉志》作者有了更深的了解。     

蜀开明氏族属试探──兼释“故大夜郎国”与“汉夜郎国”

开明蜀国在四川古代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但对开明氏的族属,史学界却各执一说．莫衷一是。作者不避浅陋,试就这一问题及其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故大夜郎国”和“汉夜郎国”问题作一探讨,以请教于读者。（－）“故大夜郎国”与开明蜀国“故夜郎国”首见于《汉书·地理志》。该志师古往：“应协曰。健为郡故夜郎国”。自此之后,有关“故夜郎国”的记载就屡见诸于史籍,而且记述越渐具体。比如,部道元在《水经注·温水》健为郡武阳县下说：“县,故大夜郎国,汉武帝建元六年开置郡县”。武阳即今彭山县。乐）资在其《九州要记》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