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荥阳北周村东魏造像碑

北周村东魏造像碑是河南现存较为完整的佛道造像碑,碑体高大,雕刻内容丰富。该碑始造时应为佛教造像,后来因需要又将主尊释迦佛改刻成道教祖师形象,成为佛道造像碑,反映了当时道教利用佛教造像来宣传道教教义。本文从其雕刻内容和时代风格以及道教造像的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来看北朝晚期嵩洛地区道教对佛教造像的改造和依附。     

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

本文从宗教社会史的角度阐释了唐宋时代的社会变革。唐代是佛教和道教的全盛时期 ,而自唐末五代以后 ,佛、道二教均趋于世俗化和平民化。佛教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唐代义学宗派的衰落和新禅宗的崛起 ,以及佛教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道教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神仙信仰的动摇、内丹术取代外丹术 ,以及南宋金元时期新道教的兴盛 ,道教从上层社会走向民间社会 ,民众道教成为主流。     

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未佚

《文物》1986年第3期刊登的丁明夷同志《从强独乐建周文王佛道造像碑看北朝道教造像》一文,介绍了北周"周文王佛道造像碑"的情况,并据此考证了北朝道教造像的有关问题,值得一读。但此文开始即谓"强     

汉代徐州地区的宗教传播

徐州汉化不仅以汉墓、汉俑、汉画称于世,而且由于地处南北交汇的特殊区位,儒佛道多种化在此碰撞融通,使之成为道教和佛教的传播基地。汉高祖以道治国,张良晚年退隐,刘向编撰《列仙传》,张陵创建五斗米道,楚王刘英祭浮屠,笮融下邳弘法,他们既促成了道教的产生,又为佛教在东方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日本神道的发展及形成

正中国和日本传统文化均有三根支柱:儒佛道。不同的是,中国的道是道教,日本的道是神道。神道也称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对日本文化有深刻影响。被称为"中国知日第一人"的戴季陶,在《日本论》一书中写道:"表面上,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而骨子里日本人普遍信仰的是神道。"但是,神道也是在与外来思想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     

北宋初期佛教融摄道教初探——以赣州慈云寺塔所出《行瘟使者皈佛图》为例

佛教与道教的相互文化交流向来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但由于文献缺乏的缘故,北宋初期佛教对道教文化的融摄问题却罕有研究。2004年江西赣州慈云寺塔所出的五代宋初绘本《行瘟使者皈佛图》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图像资料。通过对此图中“五方行瘟使者”的源流及其与梵僧灵严大圣关系的分析发现,北宋初期的佛教依然在积极融摄道教知识,并且将道教神祇(行瘟使者)佛教化,但此一融摄过程却并非显而易见,而是通过满足民众需求与对民俗知识的继承来隐晦体现出来的。     

《历代五言诗评选》的主要特征及其诗学论

五言诗的形成、发展是中国诗史上的重大事件,清末名士杨钟羲的《历代五言诗评选》分期选评了汉代至明初大量的五言诗诗人及诗作,具有批评和文献的双重属性及价值。其选评的取舍、数量的多寡以及品评内容体现了选评标准、选评方法、诗学取向和价值追求,主要表现为推崇五言古诗,主张风骚兴寄、雅正质实兼及清远、魏晋唐宋互参,以及"不可执一观之"、"宣情乃诗之道"等诗论。在大量征引、品评中亦可见杨钟羲与《诗品》《六一诗话》《石洲诗话》《昭昧詹言》"常州词派"等诗论的密切关联。因而,《历代五言诗评选》在五言诗史、五言诗批评以及杨钟羲诗学思想研究方面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20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三教关系研究述评

正日本学者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李庆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考察得出,历史上的儒教、道教、佛教都被称为教的说法大致开始于北魏寇谦之与刘宋顾欢的时代,这是其《新范式道教史的构建》(王皓月译,齐鲁书社,2014年)新范式道教史下的道教定义所决定的。三教关系所说的三教是广义儒佛道三教交涉而形成的包含儒家、道家、道教、玄学、佛教五方面及其交叉形成的复杂关系。魏晋南北朝佛教已传入中国,道教、玄学盛行,这一时期是三教关系形成的重要阶段,对展开三教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甘肃灵台蛟城庙长寿殿壁画二十四诸天像初探

甘肃灵台蛟城庙长寿殿壁画是平凉地区清中期代表性佛教、道教融合艺术遗存,主体为十八罗汉和二十四诸天,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造型生动、技法娴熟,其神像文武兼备、男女各异、个性鲜明。其中,二十四诸天尊格选择与一般斋天科仪有所不同,诸多造型均以道教神祇典型形象出现,并将佛教摩利攴天以道教斗姆元君的形象展现出来,这些都是佛道艺术融合及世俗化的典型例证。     

论儒、释、道思想对白居易的影响

作为继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一生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早期儒家思想是其积极参政的动力,而经历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挫折之后,佛道思想又成为其追求解脱的思想方式。尤其是佛教的禅宗思想已然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本文以自居易的诗作和其生命历程为中心,分析了儒、释、道思想对其一生的影响。     

关于968年京兆府国子监里的《佛道图文碑》

北宋初期长安的国子监出现了一块特殊的石碑:《佛道图文碑》.此碑碑身高133、宽67厘米,两面共刻有五篇经文(一篇佛教经文和四篇道教经文)及三幅卷首图,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1].正面(碑阳)制作于乾德六年(968),上部为佛教的《佛说摩利支天经》(带卷首图),下部为道教的《黄帝阴符经》(带卷首图).后刻的为背面(碑阴),制作于太平兴国五年(980),由上至下为道教的《太上老君常清静经》(带卷首图)、《太上升玄消灾护命经》和《太上天尊说生天得道经》.各段经文分别记有施主、书者、刊刻者、绘画者姓名.明代以来,此碑的两面分别以拓片的形式流传,曾发表过一些关于碑文书法的评论,但一直没有完整的介绍,更无专题研究[2].笔者在数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得此文,记录和讨论如下.     

庙产兴学事件中的河南寺观——以《获嘉县志》和《汲县采访卷》为中心

发端于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事件对河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很少引起后世关注。通过对庙产兴学事件的分析,对河南地方精英态度的明确以及对河南地方志文献的梳理就会发现,这一事件在河南执行得彻底而坚决,并使河南佛、道二教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传统社会渐趋瓦解的同时,佛教、道教等传统思想资源等同迷信,也遭到了质疑,而其教训也值得思考。     

《雪桥诗话》诗学思想研究

《雪桥诗话》是清末杨钟羲毕其一生所萃之作。诗话卷帙浩繁,资料丰富,是研究清代诗学、文学批评史、清史、文化史、北京史、满学不可或缺、颇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本文通过对杨钟羲生平仕宦、个人诗作、《雪桥诗话》选录诗人诗作、诗歌流派品评等几个方面的分析,来探究杨钟羲《雪桥诗话》的诗学思想及其成因。     

论皇侃经学思想的主体与本质

皇侃《论语义疏》加入了很多玄学和佛道思想。尽管如此,儒家思想在《论语义疏》中仍然占据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主体表现出越来越开放包容的趋势,玄学和佛道思想被主动引进,而又没有改变儒家体系,这是儒家主体成熟和自信的表现。关照现实是儒家思想区别于玄学佛道的鲜明特性。《论语义疏》中关于“忠”“孝”“礼”等问题的阐释,既植根于六合之内的孔子之论,又针对当时振兴儒家道德和完成礼制建设的社会现实进行议论发挥。它既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无源之水,也不是没有任何指向的抽象空谈,而是理论基础与现实意义的有机结合。因此,皇侃《论语义疏》具有鲜明的儒家特性。《论语义疏》大力阐发儒家经典的义理,使经学在思想理论形态上有了显著的提升。     

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的源流

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是道教中的神祗,也是民间所熟悉的神灵,但当前普遍认为他们源自佛教。因为虽然中国自古就有龙文化,可魏晋之前的古籍中却没有“龙王”的称谓,只是在佛教传入我国之后,在佛经中才出现了五龙王、七龙王、八龙王等名称。而较早提到“五方龙王”的也是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说灌顶神咒经》。另外在许多佛教经典著作如《华严生经》、《法华经》、《过去现在因果经》中均提到龙王生活在海中,且有“行云布雨”之能,这又与道教的四海龙王非常相似。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道教就继承了佛教中的龙王形象,     

袁洁及其《出戍诗话》研究

道光年间的袁洁以自己坎坷的西域遣戍经历,成就了一部独特的《出戍诗话》.该著是现存最早而且卷帙最繁的西域诗话作品.诗话详细记录了袁洁一路西行的经历、沿途所遇各种诗人诗事,以及自己的诗学交游.诗话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保留了袁洁个人的西域诗作和大量的友人西域诗作,展示出一幅色彩斑斓的西域诗人群像,其中不少诗作能够从客观上展现出道光年间的西域北疆社会生活史.袁洁半生潦倒,后客死异乡.但他遣戍西域的人生体验与《出戍诗话》的著作,都成为清代西域诗史中的经典.     

唐代道教对儒、佛的融汇之道

三教既斗争又融合是唐代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唐代时,道教凭借着与皇权的结合,社会地位日高,至中唐时,道教始祖老子的社会地位被抬高到极致。这时的道教不仅在与佛教的论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已经不满足"三分天下有其一"这样一般的社会影响,而是从义理与人生哲学方面整合儒佛之学,既纳儒入道又援佛入道,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大大挤压儒家在封建意识形态中的作用空间。道教对儒学与佛教思想的吸纳与融汇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完成的:一是重玄为宗,深化道教哲理以弘道;二是纳儒入道,融摄儒家纲常以治国;三是援佛入道,汲引佛教心性论以修身。     

宋代理学家的《春秋》学

东汉末年在何休时代,今古文经学已经合流,而佛教传人,道教形成。儒家经学在思想意识方面已不能发挥巨大作用,遂渐从统治地位而潜流于野;于是经师变作人师,无论其政治地位,思想情况,童年教育总是自儒家经学启蒙。以此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道俱有大师,儒家经学虽不寂寞,却步入训诂注疏之整理阶段,所谓“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繁芜,穷其枝叶”者,盖南学承玄学流风,北学袭服郑余荫。经学注疏虽云短于思想而长于名物训诂,但因儒、佛、道三家之思想交浸,在经解中亦渗透佛、玄思想,于是唐宋时代正义之学,亦具理学思想之萌芽。北宋理学由萌芽而结硕果,于是中国之哲学思想再现高峰。     

安徽合肥出土买地券中的佛教因素简

《文物春秋》2005年第3期所刊《安徽合肥出土的买地券述略》一文介绍的五代至宋代的买地券。其券文在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同时,亦出现“南赡部洲”“为佛采花”之类明显带有佛教色彩的词汇。同样的内容还出现在江西、海南等地出土的买地券中。本文分析,这些墓主多为普通民众,并非一定是道教徒或佛教徒。佛道性质的内容同时出现在一块买地券文中,是五代宋元时期佛道融合,普通民众宗教信仰实用、功利的反映。     

安徽合肥出土买地券中的佛教因素

《文物春秋》2005年第3期所刊《安徽合肥出土的买地券述略》一文介绍的五代至宋代的买地券,其券文在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同时,亦出现"南赡部洲""为佛采花"之类明显带有佛教色彩的词汇。同样的内容还出现在江西、海南等地出土的买地券中。本文分析,这些墓主多为普通民众,并非一定是道教徒或佛教徒。佛道性质的内容同时出现在一块买地券文中,是五代宋元时期佛道融合,普通民众宗教信仰实用、功利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