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如何入史——以中国古地图为例

包括地图在内的图像的史料价值并不在于图面内容,而在于图像所反映的其与被绘制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图像这些方面史料价值的思考才能更为深入的挖掘图像与众不同的史料价值,也才有可能从一些不同的侧面回应重要的史学问题。当然,对图像史料价值的挖掘,需要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需要我们对历史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认知,这些都涉及到研究者的史学素养。"史料不是救世主",如果有"救世主"的话,那么也是作为研究主体的我们。     

浅谈慈禧与摄影

晚清时期是处于新旧变革的彷徨与探索阶段,中国屡遭外国列强欺压与凌辱。中国也在不断的向西方学习,慈禧作为晚期时期的头号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综合体。其在晚年接触到了西方的摄影技术,并留存下来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历史画面。对于解读慈禧和研究晚期历史,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史料。本文从慈禧与摄影之间的关系,来试图解读慈禧与西方文化间的互动。     

读安作障先生主编之《中国古代史料学》

读安作障先生主编之《中国古代史料学》高敏史料,顾名思义,它是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著作时所使用的材料。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和历史著作来说,如同建筑房屋要使用砖、瓦、石等材料一样重要。然而,史料的范围一分广泛,有有形史料如遗址、遗物等;有无形的史料如各种文化现...     

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

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部藏有幼天王、干王、洪仁政、黄文英等人供词、自述共 2 8件 ,内多未刊发的重要史料 ,涉及天国晚期政治、军事、人事、生活等方面。如南京失陷后 ,幼天王、干王等南下欲投奔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 ,而李、汪对“迎驾”“护驾”并不积极。这些新史料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历史 ,特别是天国晚期历史 ,有重要的价值。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晋商史料启事

明清晋商在中国经济、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山西省内各市(地)县(市、区)和省外足迹所到之处,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碑史料。全面广泛收集整理晋商史料,是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刻不容缓的大事,也是推动晋商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继承晋商优秀     

狄奥尼修斯对早期罗马历史的构建——基于对《罗马古事纪》的考察

作为罗马帝国初期希腊学者文化观念的样本,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纪》在古典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学界以客观史学标准为依据,将狄奥尼修斯与《古事纪》分别视为史料抄写员和史料汇编,未曾从研究狄奥尼修斯历史构建的角度入手,深入探究《古事纪》塑造的罗马传统及展现的罗马人形象,进而剖析狄奥尼修斯赞颂罗马背后暗含的希腊中心主义思想。狄奥尼修斯以希腊知识分子的视角,将希腊学者所知的罗马历史嵌入对罗马民族的历史叙事中。《古事纪》构建起希腊文化传统与罗马政治文明之间的联系。它与拉丁正统叙事完全不同,是罗马治下的希腊人对罗马历史的一种新的解释。     

关于清乾隆年间哈尔滨地区京旗移驻现象的研究

<正>京旗文化,顾名思义应该是"京都的旗人文化",但它的主体不在京城却出现在距京城数千里的塞外,所以京旗文化的实质应该是一种移民文化,而这种移民文化的产生和形成是与历史上著名的京都旗人移驻现象密切相关的。目前,京旗文化的概念已经广为人知,且对其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的研究也较为深入,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依据史料来研究京旗移驻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成果还不多见。本文试图从阐述清代乾隆年间京旗移驻现象产生的背景、移驻过程及结果,从而为人们更深切的理解京旗文化,以及开发和利用京旗文化,提供有力的历史依据。     

刘知几的史料学思想

关于史料学的思路建国四十年来,学术界对史料的议论可谓多矣。关于对“史学便是史料学”观点的批判,关于史论关系的争论,关于治史道路的所谓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分歧,等等,可以说辩论相当激烈。结果呢,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对有关史料学对象的研究也没有引向深入,至今人们还大多认为史料学仅仅是研究处理史料的原则和方法。我们的先人遗留下大量珍贵的史料学遗产,可是在我们手中并不曾使之系统化、理论化。问题的症结大概在于我们对史料的涵义以及史料、史学的理解不那末辩证所致。早在二十年代,李大钊同志在《史学要论》一书里就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历史学以及历史学系统等概念,他把“历史”区分为客观历史和写的历史,又把历史学(广义的)区分为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狭义的历史学),等     

关于清乾隆年间哈尔滨地区京旗移驻现象的研究

京旗文化,顾名思义应该是“京都的旗人文化”,但它的主体不在京城却出现在距京城数千里的塞外,所以京旗文化的实质应该是一种移民文化,而这种移民文化的产生和形成是与历史上著名的京都旗人移驻现象密切相关的。目前,京旗文化的概念已经广为人知,且对其历史价值和旅游价值的研究也较为深入,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依据史料来研究京旗移驻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成果还不多见。本文试图从阐述清代乾隆年间京旗移驻现象产生的背景、移驻过程及结果,从而为人们更深切的理解京旗文化,以及开发和利用京旗文化,提供有力的历史依据。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正确认识史料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历史、历史学和史料的确切含义。作为区别于自然史的人类社会史,其最根本的含义是指人类过去的生活,也就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过程。正如李大钊所说：“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     

鬼方文化及相关问题初探

鬼方大约是盘据在今陕北、晋西北及内蒙古中部地区的一个强悍民族。从有关史料看,它大约崛起于商代晚期,衰落于西周中期。古籍中对鬼方的史迹记载甚少,其历史不可考知,关于鬼方族的考古文化,一直是学术界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建国前至今在陕晋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出土了不少具有地方特征的商代青铜器,已有学者认为它是与鬼方先民有关的文化遗存。我们赞同此说。自1983年以来,我们在陕北清涧县高杰乡李家崖村西的无定河东岸台地上发掘了一座古城址,古城及文化遗存的时代上限约相当于商代晚期,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该古城址的文化遗存在其面貌上具有明显的地方风格     

合肥包公墓发掘纪实

在漫漫的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记载历史的有口耳相传的口碑史料、文字记录的文献史料、遗存后世的实物史料,这三种形式的历史载体相互补充、完善,使中国的历史得以传承。但是,像1973年包公墓发掘这样的文物考古中,把这三种形式的历史载体异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恐怕是非常少见的。揭开这尘封33年的往事,当年埋藏了近千年的谜是如何解开的呢?吴兴汉的疑惑吴兴汉,安徽省博物馆考古专家,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搞起了文物工作,还进了北京大学的考古培训班,实习是在西安的半坡遗址。1955年他参加了寿县著名的春秋晚期蔡昭侯墓的发掘,这个墓出土的青铜器…     

浙江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的立卷归档工作

浙江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的立卷归档工作浙江省文化厅史料办公室通过“五年规划”的实施,在全省范围内征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史料近百万字。其中包括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社团资料、报刊资料、专题资料以及访谈录、回忆录、照...     

三星堆文化是蜀文化的先声

三星堆文化是蜀文化的先声王子岗关于古代巴蜀历史真实面貌的探索，近代以来逐步引起了学术界的的广泛重视，研究工作也随着实物史料的不断丰富而深入，这当然是十分可喜的。有关巴蜀初期历史的文献资料不详。《诗·商颂·殷武》记：“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     

《乌鲁木齐政略》舛误归纳举证

文化的进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同时又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乌鲁木齐政略》作为乌鲁木齐都统辖区内首部地方志，是清乾隆中期乌鲁木齐政治、经济、文化积聚的产物，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乌鲁木齐城市建设初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对《乌鲁木齐政略》舛误指正、疏漏补充有利于对该文献进行客观史学评析，可以为历史文化工作者提供丰富、客观史料，其瑕疵不会掩盖史料价值及其历史地位。     

对近年来中国大陆口述历史发展现状的反思

口述历史借助大众媒介的新技术与新成果,打破了传统文献史料的正统性与固定性,有助于普通民众参与历史的叙述与书写,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类思维及叙说方式的特质。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让人们尽可能地发现和积累更丰富和更鲜活的史料,     

明清史料的搜集与利用——以《王氏之死》为例

明清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不仅实现了政治的大一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而且还为我们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可供进一步开发利用的史料资源。这些史料资源不仅数量多,而且所反映的历史现象,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均非前代所能比拟。因此,本文拟以《王氏之死》为例,来浅要分析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充分发掘和利用明清时期的史料资源。     

大明宫太液池出土“左策”铭文砖考释

近年来,随着唐长安城大明宫考古发掘的日益深入,出土了一大批蕴涵丰富文化信息的铭文砖,这些铭文砖是我们了解研究唐大明宫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本文主要结合前人考古研究,经考证后认为太液池铭文砖采用干支纪年,"左策"是左神策军的略写与"左策"相对应的"右策"也应是右神策军的简称。     

书讯

正《明清实录藏族史料类编丛书》该丛书共2部11集,较完整地辑录了《明实录》《清实录》所记藏族历史资料,以历史事件为中心拟定标题,形成系统性强、逻辑严谨、查找便利的藏族分类史料,内容涵盖了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以确凿的史料,充分展示了明清两代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和其他藏区进行有效治理行使国家主权的历史原貌,是研究明清两代藏族社会     

《人民手册》:新中国史史料编纂的早期代表刍议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新中国史史料编纂与新中国历史同步展开。1950—1965年间出版的《人民手册》以其丰富、全面的资料成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的早期代表。《人民手册》的出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编者个人志趣与工作经历、报社责任与时代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按年度出版的《人民手册》收录了各年度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法律政策文件、党派团体情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成就与统计资料,既是一套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参考工具书,又是一套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集,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