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窑刻款罐三件及其他

上世纪80年代初,“河北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对临城、内丘两县交界处和临城县境内的古瓷窑遗址进行了普查,旨在找到唐代文献中记载的烧造“类银类雪”的邢窑窑址。1980年11月,研制小组在临城的祁村和西双井一带首先采集到细白瓷片和器物。次年,经过确认,肯定了窑址的断代,唐代邢窑之谜被揭开。临城邢窑的发现,与先前以文献为依据推测的邢窑在内丘不符,这成为了陶瓷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学生罢课,帮老师讨薪

正1947年春天,困守山东枣庄临城(今薛城)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第九十七军已被我人民解放军鲁南军区的部队形成战略包围,1万多人马在临城修起了土围子,晚上龟缩在围子里,白天便到附近的游击区去骚扰。城里的人出入都要凭身份证,周围的村民再也不能到临城来     

《宋氏墓志》考略

宋氏墓志是早年从临城王氏家族墓地盗掘出土的。宋氏乃北宋名臣宋浞之女,王鬷之妻。该墓志不仅记述了宋氏生平事迹,而且对研究北宋临城王氏家族以及宋、王之间的姻亲关系等颇具价值。     

论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的维持和局之策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洋务时期,清政府为阻止列强新的攫取、侵犯而又维持中外和平局面,提出并实施了各种外交策略。一是以已经签订的条约为依据,据理力争;二是备战以威慑列强;三是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这些策略取得了一些成效,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后果。     

何桂清与咸丰帝的对外政策之争及其影响

何桂清与咸丰帝的对外政策之争主要发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清廷对外政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战前,它虽然被迫对外五口通商,但是在对外观念和政策上并没发生显著变化。战后,清廷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同时在对外观念和政策上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观念上,由对列强的蔑视转为畏惧,对外政策上由抵制列强、单独镇压太平天国转为向列强妥协、开始“借师助剿”。     

一位女洋票眼中的临城劫车案

１９２３年５月６日凌晨２时３０分,沿津浦铁路北行的第二次特别快车在山东境内的临城附近,被以孙美瑶为首的土匪所拦劫,２００多名中外旅客被绑架至抱犊崮山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由于这是民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事件,因此也被称为“民国第一案”。中国方面对于这一事件的记录和研究的文章已有不少,但是从被绑架的外国人本人、即被称为“洋票”的这一角度的记录则较为少见。本文便是以美国露茜·奥尔德里奇（ＬｕｃｙＴ．Ａｌｄｒｉｃｈ）小姐的回忆录为蓝本,描述一下这位女洋票眼中的临城劫车案。一在中国有关临城劫车案…     

东方问题的若干探讨

东方问题是"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19世纪它是国际关系的重心,即使现在它的影响犹存。"东方问题"产生于18世纪末,斗争的重点在19世纪。列强之间的争斗是"东方问题"产生的根源,19世纪列强的插手中东延缓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而20世纪列强的干涉加速了帝国的灭亡。但东方问题并没有随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它依然存在于当前的世界里。只要中东没有形成强大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它的重要的战略位置,会使列强继续染指中东",东方问题"就不会结束。     

租界华商与“五四”后的北京政府及西方列强——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租界华人拒贴印花税票研究

北京政府为开征租界内华人印花税,与西方列强进行了长时间交涉,有抗争、亦有妥协,最终于1919年年底达成了《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并拟于1920年1月1日起施行。但是,有令难行,北京政府拟于租界华商中开征印花税之举遭到了强烈抵制,租界华商在上海总商会和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下,以负担过重、"华洋不能一律"为理据,拒贴印花税票,并借助工部局的力量,达到了抵制印花税的目的。在北京政府、西方列强与租界华商的三方博弈中,西方列强是真正的赢家,北京政府和租界华商都是弱者,租界华商只有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才得以拒绝印花税,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的北京政府没有达到开征印花税的目的,其权威再次受到挑战,工部局则成功地维护了其对租界的管治权。     

晚清政府的海洋主张与对南海权益的维护

晚清时期,南海诸岛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以及军事上的战略枢纽地位,引起了西方列强的觊觎,此时南海诸岛的主权问题已经较为明显地凸现出来。在与列强斗争过程中,晚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南海诸岛的开发建设,并自觉运用国际法来捍卫我国的海洋国土主权。     

邢窑调查试掘主要收获

８０年代初、中期,河北省临城、内丘境内的邢窑遗址相继被发现并公诸于世,人们对邢窑的研究和认识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邢窑考古队对两县的瓷窑遗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铲探,并发现了一些新的邢窑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邢窑考古队于８８年到９１年分别对内丘城关和临城祁村两处遗址进行了试掘。现就调查和试掘的主要收获分述如下。一、单纯的邢窑诸窑址由于种种原因,留给今天人们的是一幅幅破烂不堪的邢窑画面。几年来,邢窑考古队艰难跋涉其中,以期获得有助于邢窑研究的新资料。调查,…     

无望的对抗格局——三论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

当近代西方殖民列强东来的时候,它们面临的是一个走向衰亡的明王朝和一个崛起的清王朝。上升时期的大清帝国,特别是其康雍乾盛世,国家生命力旺盛。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荷兰、英国,都无法阻止其繁荣昌盛。然而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列强轮番兴起,由于各种内部因素,如中国封建王朝自然经济的发展规律,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皇权压制下海商集团的命运,大清帝国反而逐渐耗尽了国家生命力,终于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并走向衰亡。     

临城劫车案插曲──土匪邮票

１９９９年《贵州文史天地》第３期介绍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详细叙述了当年劫车案的经过和结局。但是在营救人质的过程中还发生一件印制“邮票”的事。世人称之为“土匪邮票”。因此事发生在山东峰县的“抱犊崮”,多称“抱犊崮匪邮”,又因劫车地在临城,故也有人称“临城匪票”。 劫车案发生后,被掳中外人质全部扣押在山上。当时美国红十字会和美国商会派的代表卡尔·克劳,参与了人质的营救和联络工作,他忽然异想天开,设计了２枚邮票,一枚为抱犊崮地形图,上列中英文山名,大洋五分（但英文误为５０ＣＥＮＴＳ）,第二枚面…     

安徽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

90年前的神州大地,正遭受着极其深重的苦难。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加疯狂,使中国人民遭受极度的屈辱和痛苦。而腐败透顶的清王朝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大量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并加深对人民的榨取和搜刮。国势衰微、列强环伺、民不聊生,亡国灭种的阴影,     

势力范围秩序变动与日本的“‘满蒙’优越地位说”(1905—1922)

19世纪末列强开始在华构筑势力范围，并形成了以划分势力范围为重要特征的势力范围秩序。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等地区扩张，并形成了一套“‘满蒙’优越地位说”,为其侵略行为制造理论依据。由于在华盛顿会议之前，列强普遍认可在华构筑势力范围的行为，故而日本将自己在东北等地的扩张行为解释为势力范围扩张，以图获得列强的承认。起初，日本通过与英国、俄国和法国达成协约的形式，获得了列强对其在华势力范围的认可。而在“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新四国借款团成立，以及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在华构筑势力范围逐渐违法化。日本便脱离势力范围秩序这一解释框架，转而从其他角度论述自己与“满蒙”所谓的特殊关系，继续构建新的“‘满蒙’优越地位说”。     

“土匪邮票”应予平反

１９２６年５月６日以孙美瑶为首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在上海张锦湖、张聘卿等同盟会元老指示下,为反帝反军阀,被迫在山东临城河沟山,劫拦了去黄河官家坝堤口参加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行者的火车,将这二百余人绑架到抱犊崮山麓的巢云观。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本是一次爱国行动,尽管有其一定局限性,主流是革命的,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参加劫车的范铭新,曾于１９２２年末被孙中山任命为山东建国军总司令,其后被发展为国民党党员。可是几乎国内外所有书刊一直称他们为土匪、绑匪。只有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     

晚清海军建设始末

明清时期称海军为水师,其部署特征是各地分防,散而无当,根本无法抵挡列强的坚船利炮。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84次,入侵舰艇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列强从海上侵略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史。     

清末至民国文物外流之原因分析——以上海古玩市场为观察中心

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种,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和骗购。鸦片战争以后,国势衰弱,一次又一次的战败和列强的入侵,致使中国文物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浩劫。列强在战乱中直接掠夺,外国团体或个人非法挖掘、盗窃,低价骗购并贩运文物数以百万计。第二种,文化交流。     

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与清政府昭信股票的发行

<正>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就凭借着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掠取的特权,扩大对中国的贸易,但由于这时的西方列强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加上其本身的生产力并没达到完全的机器     

1930年中共推行“会师武汉”计划期间与列强的局部冲突及其影响

1930年红军在长江中游与列强驻华海军的冲突,并非如当时列强政府和后世西方学者所言,是中共盲目"排外"、无端攻击外舰的结果。其根源在于英、美、日等国仇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推行维护其所谓内河航行权和长江利益的政策,干涉中国革命,并不顾中国平民百姓伤亡,从而引起红军和苏区群众针锋相对的武力对抗。尽管红军还缺乏足够的实力与列强争胜,但其不甘屈服的反帝精神,连同舆论界要求维护国家主权的呼声,造成了列强"长江共同警备"设想的流产,使其难以对中国革命实行大规模的联合武力干涉。此次冲突为中共初步确立兼顾党的民族解放理想与现实步骤、结合革命与外交、区分帝国主义者与外国人民的反帝政策,以及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近代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述论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被迫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在签约过程和条约内容方面却有不同之处。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修约谈判。经过40余年的努力,日本完成了修约的任务,彻底实现了关税和法权的自立和独立,与西方列强建立起了平等的国家关系。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成功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