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军队构想的缘起及命运——《联合国宪章》第43条的实施进程

为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防止世界大战的再次爆发,联合国各会员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43条等条款的规定提供军队供安理会支配,这是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关键环节。在联合国创立之初,安理会为创设军事参谋团和制定联合国军队基本原则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随着战时同盟关系的逐步解体,各大国之间因各自根本利益及对外政策的不同而引发了矛盾冲突,使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付诸东流。联合国军队始终没有建立,《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对于威胁和破坏和平以及侵略行为的应对手段在实践中无从实施,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实际效能因此遭受严重削弱。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前景尚不明朗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的振兴联合国改革报告公布后,各方围绕这份报告展开了激烈争论。各方不仅未能就安理会扩大的方案达成共识,对扩大程序也存在分歧。此间分析人士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各方能否在今后数月内消除分歧并顺利启动安理会改革的前景尚不明朗。安南在3月21日向联大提交的改革报告中,采纳了高     

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1950-1951)

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美国的基本立场是反对中国代表权变更,尽管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有微妙的区别,此前主要是私下操纵,此后则公开阻挠。英国的投票立场经历了从弃权、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到最终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讨论的演变过程。而且,英国赞成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并不意味着取缔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其政策转轨亦不同步。在1950年1-6月,英国开始由弃权走向有条件赞成新中国取得席位,美英分歧凸现,各自为自己的立场游说其他安理会成员国。1950年6月-1951年1月是美英分歧与协调的高峰时期,英国逐渐走向赞成接纳新中国代表同时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的立场。美国则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代表权的变更。1951年2-6月,英国由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转向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搁置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英纷争基本平息。美英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除了反映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外,也折射出两国对联合国组织的不同理念。     

1950年代中国出兵朝鲜探究(下)

优势缘何丧失?还在8月初,眼见联合国作用巨大,斯大林已不得不指示他的代表利用当月苏联人轮值安理会主席的机会重返联合国,以便设法改变联合国已经形成的决定,从而改变联合国的倾向性。当然,在联合国安理会几乎所有成员国已经就朝鲜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正式决议之后,苏联人的这些外交努力是很难奏效的。在此期间莫斯科取得的唯一一项外交进展,是安理会通过了邀请     

小泉政府力促联合国改革的玄机

2005年是联合国改革年,小泉政府籍此推进其联合国改革外交,把删除敌国条款和加入常任理事国作为其主要目标。从国家利益出发,日本提出自己的联合国改革方案:恢复联大生机与活力、改革安理会、改革秘书处、修改敌国条款、重新考虑联合国会费分摊及增加联合国日本工作人员数量等。但由于联合国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小泉政府的强硬外交路线,其联合国改革方案能否实现及落实程度仍未可知。     

分歧与协调:佐藤内阁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选择

亲台反华的日本佐藤内阁在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费尽心机,不仅是为台湾当局继存于联合国的“逆重要问题案”的始作俑者,甚至一度对美国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随着尼克松访华计划的公布,视日美关系为日本对外关系核心的佐藤内阁迅速调整政策,公开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图谋“两个中国”并存局面。佐藤内阁顽固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不仅遭到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对华关系的反对力量的猛烈攻击,同时也使执政的自民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内部分歧越发难以调和,并最终导致佐藤内阁失去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契机。     

新中国派赴联合国的第一个代表团(下)

虽然台湾“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很快被机敏的伍修权抓住了把柄,虽然伍修权精彩绝伦的发言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但却未能阻止美国迫使联合国通过新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为此,我国代表团忿然退出会场。 11月29日,中国代表应邀出席了安理会的会议。这次会议的讨论内容,是美国提出的诬蔑北朝鲜和新中国的“侵略大韩民国案”,由于美国的操纵,联合国并未邀请北朝鲜的代表出席会议,而南朝鲜的代表却堂而皇之地坐在安理     

美国与1966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1964年以后,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力量日益增强。在1966年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中,为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及其盟国和蒋介石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经过讨价还价,美国在盟国的压力下作了相应的让步,美蒋最终达成妥协,中国仍然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     

联合国工作忆事

1971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没过几天,出席第26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立,11月9日出发赴纽约,我以一等秘书的身份随行.联大会议之后,中国留下了以黄华为首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点名要我参加.我这一留不要紧,一下子就是10年,还加1天,直到1981年11月10日才正式奉调回国内工作.在这10年,我相继担任一秘、政务参赞、大使衔副代表,自始至终负责安理会事务和大会的政治事务.     

朝鲜停战内幕——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斯大林通知我国:苏联代表准备重返联合国,以便影响朝鲜问题的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反对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没有及时把苏联代表派回到联合国去,从而使美国得以操纵安理会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随着7月7日     

《两阿提案》的提出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所起的影响——中非友谊的见证

早在联合国筹集时,中国就是联合国成员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国民党一直在联合国作为中国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要求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呼声一直不断,但是美国把持联合国,拒绝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中非友谊的加深,非洲23国提出了要求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地位的"两阿提案",它的提出对新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具有重大的意义。     

民俗动态

联合国将山西长子县评为中国“千年古县”,汉字在韩国再度复兴,何祚庥炮轰中医害死陈晓旭中医存废讨论再升级,中国在闽南设立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冯骥才义卖画作拯救民间遗产筹资200多万元。[编者按]     

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风波

1974年4月9日,联合国总部召开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 这次会议是由阿尔及利亚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身份倡议召开的,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大会,因此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的赞同和支持。     

中国出席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史料三件

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第二届会议于 1 947年 8月 1 8日至 2 7日在美国纽约召开 ,中国代表何廉出席并将会议情况撰成报告上报内政部。这次会议讨论了将于 1 948年出版的第一期《人口年鉴》以及国际户口调查计划、托管地人口研究、经济与社会变动的关系研究、移民问题研究等问题。本组史料可补充和印证何廉日记中的有关史料 ,对研究国民党政府后期的人口政策与国际关系亦有参考作用。1 何廉出席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报告( 1947年 9月 )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报告组织与任务联合国人口委员会于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开第二次会议于纽约…     

重返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5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的恢复,是超级大国敌视、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政策的破产,是我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跟随张闻天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

（一） 1950年1月．我跟张闻天从东北调到外交部“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代表团呢？原来是苏联为了支持咱们取代国民党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就向当时正在访问苏联的毛主席提出,建议中国赶快成立一个代表团,说苏联也要采取抵制行动,不开除国民党,苏联就不再出席安理会会议。毛主席当场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当即和周总理商定,马上对外宣布派张闻天为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     

新中国的两个国际大法官(二)

据新华社联合国(1994年)11月10日电,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于当天选出国际法院的5名法官,他们是从17名候选人中选出的。中国的史久镛当选。同一天,《人民日报》记者何洪泽自联合国报道,史久镛在第一轮投标时即以多数票当选。报道称,史久镛今年67岁,是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外交学院兼职教授,现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刊中人

无核的世界4月5日,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勾画无核世界的蓝图时,朝鲜如期发射了导弹,再次引发了东北亚的紧张局势。虽然联合国决议禁止朝鲜发射导弹,但在安理会随后的讨论中,中、俄还是以朝鲜有权进行空间探索活动为由,对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

<正>中国自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至1981年,出于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联合国作为争霸的场所、联合国维和部队被当作进行国际干涉和控制的工具的担忧,没有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1981～1988年是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的过渡时期。1984年10月15日,中     

陈健：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公务员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可由各自政府推荐一人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协助秘书长工作;当然视情况,非常任理事国也可以这样做。自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中国外交部先后有6位高级外交官赴纽约出任该职,他们分别是: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冀朝铸、金永健、陈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