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北京兵变

发生在1912年的北京兵变曾给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破坏。同时,这场兵变最终导致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在中华民国奠都及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地点斗争中的失败。     

日本与护国战争期间的南北妥协

护国运动爆发后,护国军方面始终反对帝制,但对待袁世凯的态度因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并非一成不变。日本为全面掌控中国,决定利用护国运动之机实施"倒袁"政策,在华扶植亲日势力。日本有意识地密切与护国军的联系,提供借款、军械,增强护国军实力及信心,强化护国军的倒袁立场,以巩固南北对抗的基础。袁世凯取消帝制后,护国军目标得到部分实现,南北妥协的可能性加大。日本对护国军进一步施加影响,压制英国的调停意向,增大了南北妥协的难度,并致使冯国璋主导的南京会议归于失败,冲消了袁世凯去世前南北实现和解的最后可能。护国战争期间,南北不乏实现妥协之机,双方最终止于局部停战,日本是贯穿其中的阻碍因素。     

袁世凯被假《顺天时报》骗很可能是伪史

正"长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使袁世凯误以为日本人支持其称帝",是一则广为人知的近代史轶事,却有诸多不合情理之处。首先,袁世凯有多种渠道了解日本对帝制的态度和立场,不会只凭一张《顺天时报》即做出判断。如袁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等,都是袁探察日本对帝制立场的重要渠道。     

袁世凯帝制自为中的阎锡山

阎锡山与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微妙,不能仅凭文史或口述资料盖棺论定,也不能简单地说阎"投靠"袁或"背叛革命"。在袁世凯帝制自为中,阎锡山因时而变,经历了由从众支持袁称帝,观望形势离弃袁,到最后公开抗袁的过程。其间,阎锡山和袁世凯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利益博弈的关系,而阎既不是袁的真正投靠者,也非袁帝制的忠实支持者,他只是受环境所迫及利益驱使与袁进行着社会交易。阎、袁之间的这种交往,更多显示了阎锡山的政治品格及其实用主义的处事风格。     

二次革命《开封民立报》被封案

国民党成立与《开封民立报》的创建 1912年8月11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于北京安庆会馆集会,决议合并为国民党,13日发表宣言,24日孙中山抵京,主持25日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成立大会,通过《国民党政见宣言》及政纲。国民党成立后为国内第一大党,因要选举大总统,始公开悬旗挂牌。袁世凯自任总统后,一意排斥共和,打击革命党人。1913年3月20日暗杀宋教仁,接着又非法向五国银行“善后大借款”。袁的面目逐渐暴露,孙中山、黄兴决心发动二次革命,“非去袁不可”。7月初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兴兵讨袁。     

清季江督之争与丁未政潮的一个新解释

辛丑回銮后,清廷为重树权威,裁抑东南互保的"抗旨"势力,同时为增强北洋实力以拱卫京畿,开始扶植袁世凯加强对江南财赋之区的控制;而袁世凯也借此将北洋势力逐步向南洋扩张,此一进程可称之为"北洋下南洋"。这使得两江总督的争夺白热化,严重冲击了南北派系平衡,积累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是酿成丁未政潮中统治高层激烈斗争的关键因素。除了清流浊流的分野外,瞿鸿禨和袁世凯交恶的重要原因是,北洋强势南下,湘人瞿鸿禨虽努力调护,南洋的湘系势力仍遭受重挫,瞿也因之孤立。岑春煊之所以发动政潮,反对奕劻、袁世凯,部分也是由于运动江督连续受阻,其与周馥、端方交恶,实有竞争江督的因素在。丙午官制改革后的政治安排,诱发了奕劻和瞿鸿禨的直接冲突,而瞿鸿禨公开揽权、奕劻病重、东三省用人等因素,都刺激了政潮的发生,但奕劻、袁世凯和瞿鸿禨的关系还可重新检讨。     

民国初年的反袁“三狼”

民国初年,社会动荡,兵变、民变迭起.当时,有斗争矛头直指袁世凯北洋军阀统治而被诬称为“白狼”、“黄狼”和自称为“黑狼”者,其中除白朗起义规模较大史有专载外,“黄狼”、“黑狼”,均未见诸史传,仅散见于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陆军等档案文件.三者反袁,虽各具特点,但都与革命党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兹根据上述档案资料的记载分述如下:     

洹上村的由来

洹上村因是袁世凯"隐居"之地而名载史册。此地本无人居,洹上村完全是袁世凯从无到有"亲手缔造"的,全村只有袁家一户。所以,应该叫"袁氏庄园"更合适。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县袁寨,其父袁保中有8个子女,嫡出、庶出各半,袁世凯行四,为庶出。袁做山东巡抚时,其母刘氏病逝天津,灵柩运回项城,以嫡子身份主持家务的二哥袁世敦认为刘氏不是正房,坚决不     

青柳笃恒:一个被湮没的袁世凯的高等间谍

现藏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多件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的密函,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曾为袁世凯顾问有贺长雄助理的早稻田大学教授青柳笃恒,实际上是袁在1913—1914年间重金收买的密探。其最初的任务是破坏革命党和日本财界的联系,旋因"二次革命"失败后大批党人流亡日本,其主要活动变为刺探流亡党人行踪,破坏其反袁活动,同时搜集日本朝野与革命党的关系及对袁态度等方面的情报,并设法通过多种途径在日本进行有利于袁的宣传。青柳搜集的情报有不少受到袁的重视。透过青柳的活动,可以看出袁对流亡党人的行踪甚为了解,对于改变其在日本朝野的负面形象极为注意。同时亦可看出,"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分裂加剧,争权斗争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国民革命第十六军建党的前后情况

为明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的来历,须说明一下这个部队的简明历史。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统治之后,袁世凯乘机窃取了国家大权,初任总统,继则阴谋称帝。云南省在辛亥革命前辈蔡锷的倡导下,发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役,出兵四川,战败袁军,推翻袁的帝制,恢复民国体制。这支入川部队的领导者之一顾品珍,于结束讨袁战争之后,率部回滇驱逐云南省督军唐继尧,取而自代。     

民初唐绍仪内阁与袁世凯关系新论

南北议和后,唐绍仪内阁在南北合作的基础之上组建起来,唐氏本人也把调和南北作为自己的基本政策,在政治上表现出某种超然性。北洋派却视其政策有违本派利益,群起而攻之。参议院中的原立宪派势力亦因敌视同盟会而攻唐,致使唐内阁发生动摇。袁世凯从统治的全局出发,采取了维护唐内阁的态度,居间斡旋,也显示出一定的超然性。然而,在王芝祥督直问题上,唐绍仪的调和政策与袁世凯的统一政策发生了矛盾,并最终导致袁、唐关系决裂。由于调和南北政策破产,唐绍仪终于弃职而去,唐内阁亦随之瓦解。唐内阁的解体,意味着统一政策压倒了调和政策,预示了西方式民主政治失败和大一统集权政治的复活。     

蔡锷与小凤仙——兼谈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问题

蔡锷任职袁世凯北京中央政府期间,结识了年仅十六七岁的风尘女子小凤仙。小凤仙本不是"名妓",更非助蔡出京的"侠妓",这些"美誉"皆源于为反袁称帝献出了年轻生命的蔡锷的英名。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只是他返回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谋略中的一环,不存在所谓"相恋"的问题。其京津脱险,经历了出京和离津两个步骤,出京并未逾越袁世凯所允许的范围,唯有离津才称得上"潜逃"。小凤仙对蔡锷的成功返滇起了一定的掩护作用,却是她始料不及的,但其祭奠蔡锷的行为理当受到尊重。历史研究不能盲目随"后现代"理论起舞,应高度重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工作。     

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武怀让命丧苏联

武胡景,1932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部长）,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要领导人,1936年被“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于苏联,时年37岁。武胡景原名武怀让,1899年11月24日,生于孟州市南街村。他五岁举神童,十岁能读诗书。因他第一个剪辩子,人称“武家小和尚”。1913年,他考入开封一中。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来,他在班会上痛斥袁贼复辟罪行,在他发动下,反袁怒潮迅速风卷开封一中,校内墙上贴满了“打倒民贼袁世凯”、“坚决废除不平等二十一条”等标语,校方怕学潮闹大,惶然提前放了…     

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

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是聚讼百年仍未能定谳的疑案。是案历经政治、道德和学术的评判阶段,具体而微地映证出近代学界在重大“问题人物”的研究中所走过的颇具共相的曲折历程。关于是案,笔者既不同意八月初五日（９．２０）袁世凯回津告密是引出次日政变原因的旧说;也不接受袁世凯告密并没有引出政变而只是引出“戊戌六君子”被害的新解。笔者以为：袁世凯是告密了,但不是在初五日返回天津之后,而是在见到谭嗣同后的初四日（９．１９）,袁告密是造成慈禧提前回宫发动政变的最直接原因。     

柏文蔚与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后,柏蔚亲统“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坐控津浦线,改任安徽军政府都督后,多次婉拒袁世凯的拉拢、收买,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宋教仁案发生后,他力主武装讨袁,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并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却因革命党人意见分歧,步调不一,而错过了讨袁大好时机,终被袁世凯免职。二次革命爆发后,柏蔚先被黄兴委任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至蚌埠督师,旋又被任命为安徽都督,回安庆平息皖省政潮,辛勤奔走于苏、皖之间,亦未能挽回二次革命之败局。柏蔚对二次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先未作必要的准备,临事因过于依赖领袖人物而未能当机立断,事发后又未能真正掌握军事指挥权,对二次革命的失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梁启超劝阻帝制与袁世凯之回应——以梁袁往来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一般认为,1915年9月3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公开决裂。事实上,从1915年9月到12月,梁启超与袁世凯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一定程度的工作联系。梁启超曾三度给袁世凯写信并向袁递交辞呈和病呈,还两度公开发表文章劝阻帝制运动。梁这样做,既有规劝袁世凯制止帝制运动、打探其对帝制运动真实态度之用意,又有麻痹袁以便于谋划讨袁斗争之效用。袁世凯对梁启超1915年9月1日来信未作回复,但也不便公开对梁施压。梁启超曾说,袁世凯贿赂他20万元,让他不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此说法不合逻辑。梁10月7日致信袁世凯表示对帝制问题不再"论列",袁复信委婉地表示了称帝的愿望。12月12日,梁启超第三次给袁写信劝阻帝制,同日袁世凯接受劝进称帝。     

护国时期的唐继尧与孙中山、梁启超

发生在1915到1916年的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行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称之为“第三次革命”。护国运动摧毁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维护了共和民国,其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应予肯定。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孙中山及其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固然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与梁启超、蔡锷等人的积极策划密不可分,但是首先发动护国起义、宣布脱离袁世凯反动政府的,却是以云南都督唐继尧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如果没有唐继尧的参与和支持,护国战争是很难迅速发动起来的,因此,唐继尧对护国战争可谓举足轻重,功不可没。     

袁世凯像银元的铸造与发行

袁像货币是指中国银元正面铸有袁世凯头像的货币。1914年12月,袁像货币在天津造币厂开始铸造．不久即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因为有了这种货币,在国内大量流通的墨西哥元日渐减少,旧有的重量成色参差不齐的龙洋也开始被淘汰。     

疑心生暗鬼——赵秉钧如何被“误”为宋案主谋

宋案中赵秉钧的形象,实际上是由袁世凯、国民党、当时舆论及后来研究者多方扭曲、误解而成的。就事实来看,赵秉钧绝非宋案主谋。其致洪述祖、应夔丞函完全不针对国民党,其送应夔丞密码电本也无对付国民党目的。他曾卷入构陷“孙黄宋”阴谋,但又中途退出,并将“应密”电本交给了洪述祖。洪、应后来策划杀宋,赵并不知情。说他为“长保”权位而杀宋则是个伪命题,因宋教仁被刺,适逢临时政府期限将届,不论有无刺案发生,赵秉钧都将卸任;而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主张,对赵秉钧而言非但不是威胁,反而是机会。宋被刺后,赵欲辞职自证清白,因受袁与总统府人员、部分国务员以及一些舆论反对而未果;赵拒绝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背后也是袁世凯在起作用。但袁所为也并非因为他是杀宋主谋,而是为了防止宋被刺给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造成进一步冲击。故可以说,赵其实是以牺牲自己的声誉为代价,维护了袁的利益。袁没有理由将赵毒杀,事实上,根据医学检验报告,赵也是病死而非被毒杀。百年宋案谜团不能解开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赵秉钧被严重扭曲、误解的本来面目未能得到还原。     

孙中山修铁路与陈毓英当局长

正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曾说过,大总统之位非袁项城(袁世凯)莫属,将来袁世凯推翻清政府后,他会将大总统之位还于袁世凯,因此自己只是"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孙中山兑现诺言,将大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1912年8月,孙中山入京晋见新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受到袁世凯热情而盛大的接待。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两人的蜜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