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维史学的命运观念

李维史学中的命运观念用fortuna、fatum等多种词汇形式表达，从而传递出不同状况下不同层面之内涵与意义。命运作为一种人类无法完全掌控的力量，在李维笔下源于诸神又超越于神意，其实质是以偶然性来展示历史进程中某种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因素。李维以通史之眼光，透过诸神或神意、人的行为与命运之互动，看到了pietas等德性力量，并试图以此来解释命运，表现出一种对罗马民族精神的内向观察以及一定时空场域而具有宗教伦理色彩的历史性反思。李维尝试以此相对不变之道德理性来解释历史变化，但面对历史之复杂性又无法完全化解。李维史学的命运观集中展现了这种具有内在张力的历史思想。     

古代希腊史学特征刍议——比较视野下的思考

正希腊古代史学是西方文明的重要载体,更是人们正确认识希腊古代的主要桥梁。黑格尔高度关注希腊古代史学的作用,在其讲解《历史哲学》绪论时,还专门对希腊古代史学做了深入的评析。他认为希腊古代史学具有原始历史学的特征:历史著述者记述他们经历的事件,描写他们亲眼所见的业绩。他们既生活于那个时代,又记述那个时代。将外在的现象变成内在的观念,把周围的种种演变转移至精神的观念领域,这是希腊历史著述者的职责,也是他们的价值与贡献。当然,他们也利用     

联通古典与现代的一部史学力作——读莫米格里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根基》

在人类史学发展史上,古代史学遗产丰厚并对后世影响深远。A·莫米格里亚诺将之大致划分为波斯、犹太、希腊和罗马史学等不同类型,并由此追溯了现代西方史学的古典根基。其间,论者着重探讨了古代史学自身的相互影响、古希腊史学内涵特征以及塔西佗影响等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在此意义上,全书深入揭示了古代与现代史学之间具体的历史衍生关联。遗憾的是,论者对史学某些共性特征关注不够,部分论断缺乏缜密的逻辑分析。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塔西佗《历史》的命运观

塔西佗《历史》中"命运"的涵义,或指神性之命运、或指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之原因。塔西佗承认神性之命运对人事的支配作用,同时也重视从人事上探求史事的原因。此类似乎存在矛盾的命运观中,实际上蕴含了相当深刻的思想。塔西佗意识到人类理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同时也意识到人类理性无法把握历史的偶然性与具有必然性意义的演变。他所谓神性之命运,最深层意思是指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塔西佗的命运观,深受希腊和罗马传统史学命运思想的影响。     

古代希腊人体艺术的形成

古代希腊人体艺术的形成、发展与其社会历史、民族特点、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城邦国家的奴隶主民主政体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城邦国家要求公民具有健壮的体格和完美的灵魂,成为古代希腊理想美的典范;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它包含着人类对自然奥秘的理性思索、孕育着历史和哲学观念的萌芽。希腊的艺术家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创造出古代世界最杰出的人体艺术,给人类文化宝库留下了最珍贵的遗产。     

鉴戒史学的反思

鉴戒史学是指从孔子修《春秋》到戊戌变法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学,古代希腊和罗马史学亦属此类。它是把历史上的事和人作为镜子对后人进行劝诫,以此作为史学研究目的的史学。目前的中国史学是从鉴戒史学发展而来的,它的某些传统保留至今,既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基础,又制约着中国史学的变革。因此,有必要对鉴戒史学做一番认真的反思,使中国史学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与演变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撰史旨趣,标志着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形成。从理论渊源来讲,《周易》的天人合一思维,战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对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维的形成都有重要的影响。司马迁之后传统史学的发展,也一直延续了这样一种天人合一思维特点,从汉代宣扬天人感应论,到魏晋重视名教与自然之辨,再到宋明强调天理与人欲之分,反映了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演变的过程,而伴随着这一过程的则是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从两汉重神意、魏晋法自然到宋明哲理化的演变轨迹。传统史学天人合一思维体现了传统史学的整体性思维和二重性思维特点。     

《西方史学思想史》

正于沛主编、王加丰副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4月版。该著作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资助的图书,也是2015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的图书。全书通过在历史语境中考察西方各个时期的史家、史学思潮和流派,清晰、简明、系统地描绘出西方史学思想史的发展图景。在书中,"古代史学"讨论了古代希腊史学和罗马史学、拜占庭史学和西欧中世纪史学。"近代史学"主要从14世纪开始介绍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这几个时期的历史     

中西古代史学发展途径的异同(续)

三、罗马史学与秦汉史学: 渐趋退缩与持续发展的两种趋势 希腊史学,从修昔底德以后便有不振的征兆。罗马史学继承了希腊史学,并曾在自身的基础上一度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却始终没有能够达到超出希腊史学成就的程度,从而呈现出渐趋退缩的趋势。中国史学,从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既是它的形成时期,又是它从各方面都作了准备即将跨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期,司马迁和班固的成就,     

略论“隐喻解经法”对早期基督教史学思想的建构

西方古典史学至公元一世纪时已渐趋困顿,新兴的基督教史学则为其召唤了一位拯救者——上帝。而早期基督教的隐喻解经法,正是促成此举的一个关键因素。一、它让古典史学中作者的自我主体,转换为上帝的神意载体,使上帝降临于历史撰述者自身;二、它更促使上帝成为史学撰述的客体与目的,令历史由对人事的再现,转向为对神意的显现。这一过程由斐洛肇创,经保罗、德尔图良、奥利金等转构,最终完成于攸西比乌斯。借助于隐喻解经法,基督教于是建构起了一种全新的史学理论结构。     

汉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史学思想与社会变动之间持续着一种互动。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促使了汉初史学"过秦"思潮的出现;汉家天子起于闾巷的特殊身份,以及光武中兴使得汉家天下失而复得,引起了汉代史家从神意角度对汉皇朝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汉代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扩大,使得汉代史学具有着浓厚的大一统观念;"汉盛于周"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汉代史学具有强烈的"宣汉"意识。     

论古希腊文化对古罗马文化的影响

在世界文化史上,古代希腊和罗马创造了古典文化的辉煌,又直接影响了以后欧洲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史学、哲学、建筑、宗教等诸多方面。这也充分体现了古罗马文化的包容性。     

一部拓宽希腊史研究领域的力作——读《古代希腊研究》

一部拓宽希腊史研究领域的力作——读《古代希腊研究》汪诗明古代希腊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史学界对希腊史的研究也给予高度的重视。但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很难超越希腊的城邦制度以及雅典的民主制等范畴。而古希腊留给人类的文化遗产是极其丰富的,...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古代希腊人的族群话语

本文通过分析古代文献中希腊人对"ethnos"、"genos"和"phylon"等表述族群的名词和用语的使用情况,以及他们对于自身的各种各样的定义和描述,并以当代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作为观察的参照尺度,厘清了古代希腊人认知族群和建构自身族群身份的视角和方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代希腊人的族群话语与后现代人类学情境主义族群理论不谋而合。     

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

自19世纪4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沧桑巨变,直接推动了史学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即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着眼于王朝治乱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之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对整个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修昔底德的“命运”说

"命运"说是修昔底德历史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命运"一词主要指机遇、运气(包括好运和厄运)等人类无法预见、非人格化的力量,而与神意无涉。它通常表现为人力无法预计和支配的偶然现象和事件,与人的智慧、谋算、预见力相对立,并对人的心理和活动产生很大的影响。修氏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修氏的"命运"说,体现了古希腊思想的进步。     

古代希腊史学的普世观念

古希腊文οiκουμ■νη,中文译作"普世",即人类世界(humanworld)①。"普世"作为西方古代史学的重要观念,大体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之后,此观念的涵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普世"涵义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古希腊史学思想的不断深化,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及哲学思想的变化对史学思想所产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