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在1923年2月至11月,中国反动思想界曾发生一场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亦即所谓“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这次论战的背景如何、主要内容如何以及它的性质如何,在近年发表的论文中还缺乏全面的介如。因此本文拟根据上述诸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同志及读者。一、论践发生的背景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已由“自由競争”时代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是开始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正     

浅谈“科玄论战”的原因与影响

"科玄论战"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一次思想论战。这次论战爆发的原因,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外,还与张君劢自身经历以及其和丁文江二人的关系相关。"科玄论战"继承了国粹派的因素,是对"科学万能"偏激思想的纠偏,且对随后30年代出现新儒家做出了铺垫。     

1935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战

1935年初,陶希圣、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起国内文化人士的强烈反响,由此而展开了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的论战。这次论战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很多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就这次论战的基本问题作以简要的述评。     

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论历史主义问题

历史主义是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畴。60年代,我国史学界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历史主义的大论战,但由于时代的原因,这次论战的政治色彩比较明显,没有能按科学的方式对这一理论进行深入探讨。后来随着“文革”的发生,那场起步艰难的讨论,     

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

张君劢在 １９２３ 年一次带偶然性的讲话究竟在何处以及怎样挑战了五四新文化人关于 “科学”的基本观念, 从而使后者不得不拔剑而起？ 同时, 五四人心目中的 “赛先生”究竟何义？ 本文拟通过考察分析 “科学”观念在后五四时期的演变来反观和反思这些问题。过去有些研究者对这次论战的水平感到失望,其实论战当事人之所欲言与这些失望者之所欲观未必一致, 迄今为止研究得最多的概念问题似尚不如影响青年学生更为双方当事人所关注。而由于时人对于 “科学”及 “科学方法”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带本质区别的理解, 为许多研究者常规使用的 “科学主义”这样一个高度概括性的西方抽象术语, 对发生在中国后五四时期的一次具体争论有多大的史学诠释能力, 也还可以讨论。     

浅析“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论战,其中"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论战不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而且其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学说和观点也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启示。正是在这不断探索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     

经济结构与英国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关系

关于西欧各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课题,近几十年来欧美各国经济史和历史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从五十年代的道布——斯威齐论战至今天由布伦纳的文章所引起的轩然大波,表明人们对这一问题有着持续不衰的兴趣。 论战中出现了各种理论和“模式”,也提出大量发人深思的问题。简单归纳一下,似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较为重要,常为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评析

最近五年多来,我国学术界就“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一些主要代表的思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这场讨论和争论不仅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海峡对岸也引起了反响,那里,不仅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战集》,而且在台湾的《中国论坛》上直接发表了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争论文章。     

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读《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后的思考

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的三次哲学大论战》,作者萧岛泉。这部书翔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次哲学讨论如何被政治化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了禁区,不许人们了解,三次哲学大论战更是知者寥寥。     

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国情的一场论争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关于中国国情的一场争论。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场“论战”,无论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都有其重要影响。 近几年已有一些文章论及此问题,本文仅就这一“论战”的性质、内容、作用和影响,作一补充性的论述。     

20世纪40年代中国建都论战现象解析

中华民国都城是中国古都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1940—1948年发生了一场由知识阶层发起、被政界利用的关于都城选址问题的大讨论。它是近代建都问题争论时间最久、内容最复杂和保存资料最丰富的一次论战。有近20座城市或地区被选为未来都城所在,其诸多优势及不利条件均被提及并有所讨论。此次建都论战既有对中国古代建都经验的总结及对中国战后国防战略部署的思考,亦有对国外首都区位特征的借鉴,蕴含了近代都城空间生产的新动向。将都城选址问题作为国家战略问题,置入历史、未来和世界这样的时空框架中分析与研究,拓展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内容和视野,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重大影响

发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低潮后出现的。既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周佛海等在白区发动的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文化围剿。同时又是一场中国共产党捍卫马克思主义地位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论战,使人们对二三十年代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明确了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等问题。在论战中持不同观点的各方都得到了锻炼,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也逐渐深刻,尤其使人们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等问题的认识更加准确,指导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据。     

中亚的学术论战:意识形态与国家冲突

从1991年至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学术界围绕历史和现实问题,断断续续地展开论战,其中以塔、乌两国的论战最为持久。论战波及中亚地区各国,并引起地区外国家的关注。这种学术论战反映了中亚各国独立后意识形态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活、国家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的讨论

本刊自1993年第1期发表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宗智的论文《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并展开讨论以来,已连续发表了四期讨论文章和讨论会综述,本期还发表了史翼“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的讨论综述以及五篇在1993年12月1日本刊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讨论会上的发言(有关这次讨论会的综述见本刊1994年第1期)。至此,这次讨论暂告结束。今后,仍欢迎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研究者继续来稿,但本刊不再组织专门讨论。     

"文革"后改换国歌歌词始末

1978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新歌词”,提请五届人大会议讨论。这是继1949年北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阶段关于国歌歌词问题的议端再起。那时,有人认为田汉原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已不符国情,而提议用聂耳曲调另填新词。     

中国地方志协会召开工作经验交流会

我省学会建设经验在会上交流 2004年2月2日,中国地方志协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了工作经验交流会。全国有20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志学会及近70位会员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地方志协会如何围绕各地     

《读书杂志》与社会史大论战

20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 ,是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情况下 ,引发的一场由对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认识而溯源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 ,人们围绕古代社会性质 ,提出了种种意见和很多问题 ,影响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古史分期讨论。论战中 ,《读书杂志》成为主要的论辩阵地 ,对推动论辩的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论辩中 ,人们初步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 ,客观上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影响 ,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径。但在尝试中 ,有得也有失 ,学者们进行了总结 ,为此后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研究 ,提供了借鉴     

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论战

美国哈佛大学的杨大清在《中日研究》第三卷第一期(1990年11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南京暴行史实的中日论战》文章,叙述了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南京大屠杀问题的不同意见,今将其要点摘译并作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