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赫鲁晓夫的访美与中苏关系

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关系发展史上一重要历史事件。它不仅影响到美苏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中苏关系的发展。赫鲁晓夫在访美期间高调宣扬“和平共处”的缓和外交,力图同美国共治世界,实现世界霸权;中国政府高度关注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对其所宣扬的外交政策及对世界局势的错误认识感到不满;随后在中国进行的会谈中,中苏双方也没有消除在对美国政策方面的分歧,反而使分歧进一步加深。     

1949～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述论

1949～1959年,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规模宏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不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而且充分显示了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群众发挥出来的巨大力量。同时,党和政府也积累了丰富的卫生工作经验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1949～1959年美国《纽约时报》涉藏报道初探

1949～1959年,美国《纽约时报》对西藏进行了多篇报道。在对华遏制的冷战语境下,其涉藏报道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西藏叛乱,《纽约时报》涉藏报道的基调是以负面消息为主,丑化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的形象,其中相关社论还对西藏事务进行舆论干涉,不但歪曲了中国的西藏政策和西藏的本来面目,也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西方公众对西藏的认知。     

中国对外政策主要原则(1949～2007年)

<正>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年鉴类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介绍了中国1949～2007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运用大量的材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方面逐年进行综合分析,这是该套丛书的独到之处,值得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参考借鉴。对外政策包括苏(俄)中关系在该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俄罗斯研究者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如同其国内发展一样可划分为若干阶段:     

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政策初探:1949～1953年

1949～1953年是冷战开始后美台关系的起点.这一时期美国对台湾的援助政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尽管在执行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模糊”策略,但并不存在由“放弃”到“扶植”的明确转折,更没有放弃台湾的切实行动.至1953年共和党执政时,美国对台湾援助政策的最大限度是将其作为“战略后备军”服务于美国的远东冷战.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反应(1966～1968)

196 6年 7月 ,迫于国际局势的压力 ,约翰逊政府提出了“遏制但不孤立”中国的政策 ,但该政策提出后并没有得到有始有终的实施。美国学者的一种观点认为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阻碍了美国的外交努力 ,使中美之间失去了一次改善关系的重要机会。然而 ,美国国务院最新解密的外交政策档案显示 ,这一观点的准确性值得怀疑。美国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应有自己的政策考虑 :它为中国这场内乱设定了目标 ,即希望这场运动导致中国政局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 1 96 7年中后期 ,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渐趋稳定 ,美国的期望落空 ,美国政府内强硬派人士拒绝进一步尝试新的对华政策     

论促成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的原因

国共双方由兵戎相见到北平谈判,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美国对国民党的干涉和压力,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国民党企图以谈判拖延时间,争得喘息之机,中共为着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早日结束战争;国共双方力争实现各自确定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等。双方在调整了斗争策略之后坐到了谈判桌前。     

试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对日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历史因素

20世界30年代前后,围绕日本侵华战争,门户开放和东亚新秩序这些问题,美日两国展开了长期的外交干涉。虽然日本的不断侵略威胁到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但美国仍然极力避免卷入战争。其原因是受国内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潮的反战倾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美日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影响导致美国对日奉行孤立主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人民反战的和平愿望,但实际效果却是助长了法西斯的卿略野心。最终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宣战,孤立主义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从本质上说,美国在围绕太平洋远东地区争霸的斗争中,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只能以武力解决。     

1959—1965年中国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再探讨

1959—196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比学赶帮”运动是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全国性群众生产运动。运动的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由“多快好省”转向“质量第一”。运动开展了两次：第一次由中央下发指示,即自上而下地开展;第二次则是在央地互动之下,由地方经验推广至全国,即自下而上地开展。运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既有效发挥了地方政府、工业企业、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也在严峻复杂的环境中提振了中国经济,同时还树立了“质量第一”的发展思想。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

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关系,标志着中苏关系从此走向一个全面合作的历史时期。通过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比较来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苏双方在充分协商、积极对话的基础上产生的,所强调的不仅是同盟,更是互助与合作。     

美国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反应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使双方走到了战争的边缘,美国方面对中苏冲突的反应是一个从倾向于中国“好战”和“挑衅”到看清苏联意图的认识过程。美国一直想利用中苏分歧,使其在与苏联争夺霸权的较量中获利。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客观上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尼克松政府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中苏边界冲突造成的中苏关系空前紧张的形势,使尼克松、基辛格感到美国有可能在处理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处于优越地位。所以,中苏冲突客观上是促进美国加速调整对华政策的催化剂。     

1992年中俄关系略论

在中俄关系的发展史上,1992年是关键的一年。在从中苏关系顺利过渡到中俄关系后,由于俄罗斯在1992年上半年推行全面倒向西方的“一边倒”政策,造成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失衡,中俄关系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始终坚持同俄罗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也做出了调整,提出了既面向西方、又顾及东方的“双头鹰”政策,朝着有利于中俄关系的方向发展。因而,尽管出现了一些波折,但并未对中俄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使1992年成为中俄关系发展的“承上启下”的一年。     

"156项工程"与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评析

20世纪中叶,一个举世耀眼的社会主义耍儿--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个新生儿需要在沐浴后迅速成长以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纷扰.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苏联的选择以及由苏联援建出台的"156项工程"如同助长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雏形由此被注入了苏式基因;中苏两党、两国间同时期的兄弟关系因此显得牢不可破.但既然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成就与缺憾、经验与教训总会相伴而生,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客观地加以评析将成为新世纪中俄两国关系发展、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开展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有益借鉴.     

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研究中的几个争议问题--再谈冷战史研究中史料的解读与利用

对于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谈判过程,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出现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但对其中一些重要史实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差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断,其结果可能影响到研究者对中苏双方立场和心态的理解。其中主要有三个有争议的问题,即：关于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是如何出台的问题;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是谁起草的问题;关于毛泽东对《补充协定》及合股公司持何种态度的问题。     

战后国际关系与我国建国初"一边倒"方针的形成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框架中最核心的方针.它的形成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两条线索:一是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二是冷战的开始与两大阵营的形成.这使中国不能置身局外,中间道路难以行得通,"一边倒"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下酝酿形成的.与此同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两大阵营的出现,也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的远东战略,包括对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这使"一边倒"的出现最终成为可能.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的准军事行动新探(1949～1969)

1949～196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从事了一系列准军事行动,其实质是为美国远东战略利益服务,目标是利用西藏分裂势力遏制与分裂中国。其具体内容包括: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情报和准军事训练技术;在西藏实施公路袭扰和破坏行动;为达赖集团提供军事物资和活动经费;开展针对中国的情报活动,等等。     

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中苏论战对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既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产生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作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中苏论战的教训,对我国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0年驻黑龙江省苏联专家撤走后几个相关问题的探讨

1960年在华苏联专家撤走后,根据中央指示,黑龙江省积极完成了各项善后工作,为1949年以来的苏联专家工作画上了圆满句号。与此同时,各原聘用工厂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生产和技术更新均取得重大突破,并未因苏联撤走专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生产下降。另外,为了避免摩擦和事态扩大,中方在再次聘请苏联专家和边境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谨慎和严格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