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可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要来评议呢?第一,"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和思想基础。批判了苏联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引申到我国国内,打倒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了。     

浅谈“科玄论战”的原因与影响

"科玄论战"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一次思想论战。这次论战爆发的原因,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外,还与张君劢自身经历以及其和丁文江二人的关系相关。"科玄论战"继承了国粹派的因素,是对"科学万能"偏激思想的纠偏,且对随后30年代出现新儒家做出了铺垫。     

一场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哲学论战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是上世纪中国哲学界三次大论战中一次极其重要的论战。论战之激烈,持续时间之长,为中国乃至世界之罕见。不仅如此,而且最后竟发展到了极端残暴的血泪交织、生死交恶的地步。现将有关情况叙述如下。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争论

<正>上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为了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中国出版了若干"灰皮书",其中就有普列汉诺夫的《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62年出版,内部发行)。普列汉诺夫在过了37年流亡生活之后,终于在俄国"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从1917年3月31日到1918年5月,普的全部演讲、文     

“科玄论战”缘起的另一种解读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著名论战,一般谈到此论战比较忽略相关人事的交往问题,而"科玄论战"之所以在张君劢和丁文江这对朋友间不得已爆发,除了时代潮流的背景和两人的思维模式外,与两人在个性、师承及所受思潮的影响上的冲突,也有微妙的关系。     

桑弘羊反儒扬法的革新精神——读《盐铁论》札记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汉朝政府曾经召开过一次盐铁会议,会上以当时政府的御史大夫、法家桑弘羊为一方,和来自各地的六十多名儒家"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两刃相割,二论相订"(《论衡·案书篇》)的大论战。论战涉及的方面很多,"上自礼乐刑法,下逮农耕商贾,内则     

中苏论战“一万年”何以变成“八千年”

中苏公开论战经历了一个波折起伏的复杂变化过程。在论战的高峰时期,毛泽东先后提出了答复苏共对中共攻击“要十年规划”、“要准备论战二十五年、一万年”的打算。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中苏论战的重视程度。     

中共与意共论战始末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共运曾发生过激烈的大论战。中共认为,以苏共及意共陶里亚蒂为代表的各党,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苏共和意共认为,毛泽东和中共则是"教条主义"。为此,中共及意共曾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进行交锋。十几年后双方握手言和,那场辩论不过是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详情请看《中共与意共论战始末》—文。     

“百万人委员会”与1957年美国对华贸易论战——以周以德档案为基础

围绕与新中国进行贸易的问题,从1956年底开始,美国舆论界发生了一次大论战。一派以"百万人委员会"为首,反对对华贸易,主张不接触、不承认新中国;另一派由部分宗教领袖、记者、学者、商人与政客组成,主张扩大对华贸易,与新中国积极来往。"百万人委员会"从经济、道德、国家安全等多个角度发动舆论攻势,宣扬与新中国进行贸易"百害而无一利";支持对华贸易者的声音虽然弱小,但他们利用媒体针锋相对地进行论辩。这场论战的结局是"百万人委员会"获得胜利,但是这场论战却是"百万人委员会"由盛转衰及美国对华舆论与对华政策转向的肇始。     

浅析“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论战,其中"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论战不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而且其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学说和观点也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启示。正是在这不断探索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     

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

20世纪30年代,由10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论战,直到今天,仍引起学界不断关注.本文拟对上世纪30年代至今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考察.20世纪30至70年代,对于该问题基本还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学者借机发表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见解.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于这场论战,在一致认同其"政治"、"党化"背景的同时,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场论战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从"政治"以外的其他角度去考察这场论战.90年代至今,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超越意识形态框架,而现代化视角的引入,使得这场论战的文化及现代化意义开始渐渐凸显.     

1964年罗共调停中苏关系始末（一）

1963年、1964年中苏两党论战期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担心中苏关系破裂,进而影响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曾居中调停,劝说中苏停止论战。罗马尼亚共产党就是其中之一。1964年3月,罗党派团来华调停,希望中苏停止论战。中罗两党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对罗党的尊重,     

要作“厚今薄古”的促进派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的论战,在我国学术界正广泛的进行着。这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学术思想、两种世界观的大论战。是我国学术界科学和反科学的斗争,是兴无灭资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厚今薄古"的方向已为大家所重视,所接     

中亚的学术论战:意识形态与国家冲突

从1991年至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学术界围绕历史和现实问题,断断续续地展开论战,其中以塔、乌两国的论战最为持久。论战波及中亚地区各国,并引起地区外国家的关注。这种学术论战反映了中亚各国独立后意识形态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活、国家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字与国家:近代简体字运动的兴起及其社会纷争

钱玄同是近代简体字运动最重要的倡导者,但这一观念的缘起应置于清末以来汉字拼音化改革的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作为拼音化之外的汉字改革的过渡,近代简体字运动的兴起,是改革者在面对拼音文字难以推行于世的社会现实面前,所做出的一种变通之举。至1935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知识界的支持与运动下颁布简体字表,承认其在书写体上的合法地位,并试图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简体字。但另一方面,时人因立场和认知的歧异,对于简体字在文化和教育上的功用聚讼不一,难下定论。汉字改革是泥于古,还是合于今?推行简体字是便于民,还是害于国?在那个多种思想竞逐的时代,简体字运动及其争论凸现出近世中国语文改革中错综复杂的学人心态和社会世相。     

鲁迅官场岁月十四年

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任职长逾14年,这段经历被其对头、批评家陈西滢等人称作是他的"污迹"。即使鲁迅为此同陈西滢论战,针锋相对,但仍解脱不了身后的非议。鲁迅     

社会主义论战之“外”的胡适及其“国家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论战爆发后,胡适比较关注,且于论战尚未结束之时借论王莽改制而谈起"社会主义"。他对王莽改制举措作出"社会主义"的解读,认为王莽的"六筦之令"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并对其失败予以同情。实际上,此后一段时间胡适所欣赏和认可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过,这已是他赋予了特别含义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德式国家社会主义并不相同。     

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

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     

戈尔巴乔夫访华纪录

苏联最高领导人访华,有两次最引人注目,一次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另一次则是30年后的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赫鲁晓夫的访问标志着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破裂,而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则是中苏经历了10年论战、10年武装对峙、10年谈判之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