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四四”儿童节

提到儿童节,大家不约而同地会想到"六一"。但在1942年4月4日的陕甘宁边区,这天儿童们欢欣鼓舞,庆贺着"四四"儿童节的到来,中央党报《解放日报》还专门刊登了毛泽东为儿童节的题词:"儿童们团结     

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改造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抗日军队的大后方,也是全国其他根据地学习的榜样。1941年后由于日寇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遇到极大的经济困难,军备、生活物资十分匮乏。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边区政府带领各界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不仅克服了暂时困难,而且有力地保卫了边区抗日政权。在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政府还十分重视对“人”的改造和教育,在全边区广泛掀起一场改造“二流子”的运动。     

看见 读懂 回应——以“小山坡”畅游课程为例

<正>在课程建设中,教师要以幼儿为中心,开发符合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需要的课程,看见、读懂、回应幼儿,引发深度学习,助推“亲自然”畅游课程建设,促进幼儿在开放、互动、浸润、融合的活动中得到成长。     

“年年岁岁花相似”背后的命案

正初唐时期,有个叫刘希夷的青年才俊,擅长写诗,且酒量极大。有一天,他饮酒数斗不醉,反而诗兴大发,提笔写下一首长诗《代悲白头翁》。刘希夷有个舅舅,是当时诗坛上的大咖。第二天,刘希夷到舅舅家谈诗。在介绍自己的新作《代悲白头翁》时,刘希夷情不自禁地吟诵起来,当吟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一联诗时,     

漫说《红楼》“罪”与“罚”——“太平命案”分析

《红楼梦》的“犯罪”与“法律”描写,以揭露封建衙门贪赃枉法和豪强贵族欺法、抗法的手段和伎俩,为全书悲剧性主题增添了社会批判锋芒。但作者曹雪芹和续者高鹗的意图,并不在于以此否定封建制度和维护这个制度的封建法律。作者处于封建专制极端强化,统治阶级正以强权暴力推行高压与利诱兼施政策,摧残和扼杀一切新兴思想萌芽的清初盛期。他们还没有条件接受民主思潮影响,以新的社会意识觉醒去透视封建社会的本质。因此也不可能理解:以土地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封建制度,乃是一切犯罪现象的根源,而标     

清代档案史料的“虚构”问题研究——以《巴县档案》命案为中心

清代地方档案中的命案为我们研究司法档案虚构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来源。《巴县档案》命案显示,司法档案文书存在"真实"与"虚构"并存的复杂面相。司法档案存在"虚构"的问题在《巴县档案》"曹宗志自缢案"中展示得十分突出,从堂讯叙供到"通详""招详",直至四川总督的案情描述均有着程度不等的差异。而在"任四烧伤身死案"中均未发现"虚构"的存在。通过对"曹宗志自缢案"的解读发现,县衙上呈的"通详"文书认定的案情与县衙堂讯叙供及结状的差异是档案虚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从《巴县档案》命案可知,在借助清代司法档案进行学术研究时,必须将通详与县衙堂讯叙供、结状等文书进行比较,方可避免档案虚构给学术研究带来的误导。     

谢觉哉与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

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任政府秘书长、参议会副议长期间,对边区的政权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对边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呕心沥血,极大地阐释、发展和完善了"三三制"政权,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模范。     

再论三三制民主的实践——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三三制是中共提出的新民主模式,旨在扩大民主参与、促进社会团结,它是在陕甘宁边区基层民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吸纳更多的党外民主人士参政议政,扩大了抗日政权的代表性,而在其具体实践中,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民主制度,党领导下的"放手"与"包办",无时无刻不潜存着种种张力。回归三三制民主的历史实践,能更好地认识这一民主模式。     

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下的“民意”建构——以1931年国民会议为中心

1931年5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为确立训政体制的合法性,主导筹办国民会议。在此过程之中,国民党试图掌控民意,而民众团体及反对力量则寄望于国民会议来制约独裁。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职业团体与职业代表制成为民意汇集的主要渠道。然而在此前,国民党政府通过对职业团体的整顿改组,重建了民众组织体系。在代表的选举方式上,确定职业代表制为主要方式之一。在职业代表制的掩盖下,职业团体虽有代表与会,但绝大多数席位被党政要员占据。此类代表虽名为职业代表,实际上为国民党所圈定。实施的结果是,职业代表制使国民党在避免政党竞争的情况下保持了对选举事务的安排以及对国民会议政治方向的掌控。这种民意建构虽体现了民主的象征意义,但并未带来民主的实质性发展。     

也谈“义和团的真面目”——回应周育民先生

拜读了周育民与我商榷的大作《我看"义和团的真面目"》(《炎黄春秋》2012年第9期),尚有一些浅见,谨按周先生大作的顺序,逐一请教。我在拙文的第一部分,列举了几条史料,并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指出义和团运动的实质":如果说烧杀抢掠无辜的教民还打着‘灭洋’的幌子,实际干的是盗匪勾当,那么,烧杀抢掠无辜的平民、回民和官署官员则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了。"周先生对我讲的事实一概不顾,只指出我举出的县令张瑞芬禀报山东长清县团民勒索教民40余家、平民十余家的例子,说:"似乎坐实了山     

以姻亲视角看归义军张氏政权的兴衰

归义军张氏统治时期,因各位统治者联姻对象身份的不同,造成截然不同的政治结局。从张谦逸时联姻粟特人安氏,经张淮深、张淮鼎时娶妻嫁女与敦煌各大世族建立密切姻亲关系,渐以形成了以张氏家族为中心、各氏家大族互相依托的政治局面;张承奉时期断世族之姻亲,转而联姻于阗公主,破坏了与敦煌世族的密切关系,加之政治上割裂与唐王朝的从属关系,双重因素最终导致持续了66年的归义军张氏政权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前期张氏家族与敦煌各大世族建立的姻亲关系值得肯定,后期张承奉舍近求远的联姻政策加剧了其政权衰亡的速度,故以姻亲视角分析其政权从建立、发展到衰亡具有重要意义。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群英会”与劳模运动

<正>“英雄千万个,花开千万朵,头名状元选的是哪个？工人选的谁呀？选的赵占魁呀。农民选了谁？选的吴满有。学那英雄生产更加油呀,再呀再加劲儿,边区建设更加美！更呀更加美。”这是诗人贺敬之于1943年10月创作的歌词《赶骡马会》的第二曲,描写的是当年陕甘宁边区推选、学习劳动英雄的情景。     

科学技术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提倡自然科学、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科技人才和提高科技人员生活待遇等一系列政策,吸引了一批科技人才在根据地进行科学研究.在中共和边区政府支持下,各科研机构不仅对边区农林、矿产、地质等进行了全面调查,为开发边区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密切结合边区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由于各种新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促进了边区经济比较快的增长,使边区由抗战前一个主要依靠输入的地区逐渐变成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地区.基本实现了边区政府提出的部分工农业产品自给的目标.边区科学技术与工农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使根据地从被封锁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而且可以视为中共实现中国工业化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漳州张氏德远堂“安龙清醮”仪式

漳州张氏德远堂为南欧、大坝、塔下、曲江四个村社共享的宗庙。祠前林立着23根石龙旗杆,在全国宗庙中别具一格,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自明代华一娘开基以来,该庙堂枝繁叶茂,除在大陆繁衍了3000多人外,其子孙遍布泰国、缅甸、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及台湾地区,共有族众3万余名,是名副其实的客家侨村。一百年来,为巩固宗祠庙号“龙势”,促进宗族繁衍,达成族众祈求地方平安、外出谋生顺利的愿望,张氏德远堂一直保留着“安龙清醮”习俗。     

民生、民意与民策——“两会”藏族代表访谈录

阳春三月,举国瞩目的两会上,在人民大会堂红五星海的穹顶下,也坐着很多来自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代表。他们代表生活在那片高地上的朴实人民,肩负着讨论通过事关这片土地之上所有人命运的政策和法案的责任,他们有的人是政协委员,有的是人大代表。我带着很大的兴趣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些代表身上,和他们深入地探讨一些有关西藏民生、民意和民策的话题。这些话题源自今年年初中央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元代“张氏先茔碑”与“住童先德碑”

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梧桐花乡国公府村鸡冠子山东南坡,有一处元代蓟国公张应瑞家族墓地。墓地位于山间平坦的地上,为正南北方向,由南向北依次排列有石碑2通,石雕文吏、武将和石狮、石兽、麒麟雕像各2尊。这是一处内蒙古地区规模最大、保存状况较好的元代贵族家族墓地,现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一)。一张氏先茔碑该碑大理石质,龟趺螭首,通高5.63、宽1.35、厚0.37米。碑首正面篆书额题:“大元     

明治时期的藩阀与政党——以民意为中心

明治维新后,如何处理官民关系,并将民意有效反映在政治上,是政府的一大课题.在福泽谕吉等人看来,只有官民协调,政府积极向民众解释政策方向,在官民互动中把握民意,才能形成好的社会风气,政府才能巩固.议会召开之后,官民关系表现为政府与政党的关系,二者在议会中对抗、妥协,各自标榜对民意的占有.藩阀政府的“超然主义”因自身解释的不足、民党强势反对等,无法充分实现;而民党因组织程序、政务能力等,亦不能有效集约民意,获取支持.经过初期议会的交锋,民党自省以图改革,而伊藤博文亦高唱政党改良,二者趋向一致,最终实现了政友会的成立.     

对称赞语回应之“thank you”的研究

致谢作为一种和谐性的言语行为,本质上是礼貌的,与道歉,命令,祝贺和许诺一样,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致谢同时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发生频率很高的一种言语行为。正确地表达致谢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本研究从理论上增进了我们有关致谢言语行为的知识,从实践上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的社会氛围。     

明代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王朝之回应

明代嘉靖"大礼议"深刻改变了明代政治格局和国家祭祀体系,并引起朝鲜王朝君臣的高度关注。朝鲜中宗不断遣使庆贺世宗胜利,这有助于缓解其自身的内外危机和王权困境,并促成明鲜关系更为亲密。与此同时,朝鲜君臣结合本国政争对"大礼议"所做的评论,体现出朝鲜权力结构和士林政治的若干特点。朝鲜王朝后期,多次出现旁支继承王位的情况,"大礼议"再度成为影响朝鲜政治的历史参照,仁祖"礼讼"几乎是明"大礼议"的朝鲜翻版。其间,丁若镛等人从礼学角度对"大礼议"做了深入反思。从"大礼议"角度看,明朝对于朝鲜,既是榜样,又是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