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敬爱的导师金啟孮先生

我与先生相识,是在农历庚申年春季。我的《塞北日记》之《庚申二月三日命笔》一篇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庚申初始……又值春光明媚,万物复甦……导师林干,调至内大,余随之而徒。”农历庚申二月,即公历1980年3月。就在这一年的初春,我读研究生的指导老师林干先生,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调至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     

永恒的薪火——怀念我的老师白寿彝先生

白寿彝先生把自己一生贡献给史学事业.他的治史体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这就是研究历史是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气魄,治史中不断创新的器识以及世界史的胸怀.先生研究历史的眼光是开阔的,他总是从世界范围内认识历史学问题.     

“批判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座谈会”学者发言——日本的侵略历史岂容抵赖

2001年4月3日，日本部科学省公布“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8家出版社2002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审定合格。针对日本政府纵容“编纂会”教科书严重歪曲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事件，4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集历史专家学共30余人进行座谈。这里选录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刘述礼、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桧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赵阶琦、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罗焕章、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李良志、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何仲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林晓光、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副研究员林治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章伯锋、张振鸱、曾业英、姜涛、曾景忠、雷颐、居之芬、卞修跃、刘萍等人的发言。发言标题均由发言自行拟定。     

甲子回眸:青年学人成长的摇篮——《史学月刊》与我的历史学习和研究

《史学月刊》走过了一甲子岁月,甲子回眸,感怀良多。我与《史学月刊》结缘三十年,既是一名忠实的读者,也是一位颇受她关注的作者。20世纪80年代初,我正在大学历史系学习。那时可供阅读的历史学专业刊物并不多,《史学月刊》是深受学生喜爱的一份专业杂志,借用当下的时尚话语,我称得上是她的粉丝。那时,《新史学通讯》解答了我们历史学习中的许多疑难问题,《史     

怀念刘大年先生——相识日本与重逢中国及其他的追忆

当今年年初山田辰雄教授从北京与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归来,告诉我有关刘大年先生于去年底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难以言状的悲痛!近年来,我不断接获林增平、刘望龄、乔志强等比我年幼的中国的历史学家相继去世的噩耗,深感痛惜!与这些友人们的结识是缘于80年代初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研讨会;而论及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日本学与刘大年先生的关系,则可追溯到近40年前的1963年。那年11月,刘大年先生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了日本。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现状与研究思考"专题讲座纪要

20 0 1年 1 0月 1 7日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特邀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曾玲博士来所做了题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现状与研究思考”的演讲并进行了研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顾问肖岗 ,中国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祖沛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 2 0余人参加了此次讲座。曾玲博士首先简述了新加坡的社会概况 ,特别指出和分析了新加坡在经济资源、地缘政治以及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元性如何制约包括华人在内的新加坡社会的发展。然后 ,曾玲博士围绕近来因新加坡政府提出“搭中国经济顺风车”…     

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若干问题——与张振鵾先生商榷

读了张振鵾先生的大作《“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1—8页),我们决定认真听取意见,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切实总结和改进编写工作。对张先生关注我们编写的书并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和有益的建议,深表谢意。经过仔细研读张,核对历史资料,我们也发现该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商榷,因此本着实事求是和负责的态度,撰成本就商于张先生和读。     

天道酬勤 坚如磐石——记我的父亲杨天石

我的父亲杨天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一般人只看到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头上的这些光环,却不了解他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作为他的女儿,我从小就一直目睹父亲的勤奋和努力。在我的眼中,他俨然就是为学术而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