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统治期间的南京市日语教育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实现军事占领、建立傀儡政权后,为配合侵华战争形势的需要,彻底铲除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和民族精神,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亲日情愫和亲日分子,日伪当局在其统治区的中小学及民众中大力普及日语教育。南京特别市作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其扶     

南京的“慰安所”与“慰安妇”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在侵华战争中,长期公开地实施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南京由于它是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驻防日军众多,因而成为日本当局实施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与慰安妇数量最多的大城市。南京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由来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在对中国军民进行血腥大屠杀的同时,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至8万人次,造成了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在1938年初,即在日军进占南京城不到一个月,谷寿夫第6师团的随军军医便发现性病己在该师团中蔓延开来。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闻报,当即命令组织医官至所…     

日伪时期南京的新闻传媒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一直特别重视新闻传媒的作用,特别重视对新闻舆论的制造、控制与利用。他们在攻占南京后,在这里先后建立起“华中派遣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伪中央政府,对南京新闻传媒的控制更是不遗余力。     

日伪时期的《东亚联盟》与东亚联盟运动北大核心CSSCI

中日战争期间,为侵略中国并在思想上控制中国,日本陆军中将石原莞尔抛出了"东亚联盟论",并与木村武雄等人组建东亚联盟协会,出版机关刊物《东亚联盟》。"东亚联盟论"提倡以"共同国防、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以及文化沟通"为基础,建立日满华同盟,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影响较大的侵华理论之一。在"东亚联盟论"思想的指导下,木村武雄与石原莞尔等人开展起来的东亚联盟运动,宣传"王道主义"蛊惑东亚他国民众,极具欺骗性。从《东亚联盟》期刊发展的脉络看,东亚联盟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分别以政治运动和半宗教半政治运动为特点。但无论侵略者们进行怎样的装点与掩饰,都掩盖不了"东亚联盟论"及其运动的侵略本质。     

抗战期间驻南京部分日本军民的反战活动

日本当局发动的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日本侵略军对南京等地军民的血腥大屠杀,以及对中国沦陷区长期的残酷的殖民统治,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仇恨与持久反抗,而且也引起了一些良心未泯的日本军民的痛苦思索与逐步觉醒。就是在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区,在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南京,也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军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对日本侵略战争与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活动,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反抗乃至叛逃、决裂的事件。尽管日本当局对日本军民的这些反战活动进行严酷的镇压与严密的封锁,但部分日本军民的反战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南京乃至在整个中国与日本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遏制的逻辑——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战争边缘”政策

朝鲜战争后,在中美处于准战争的状态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采取极端的“战争边缘”(brinkmanship)政策。一时间,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东亚上空。本主要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对华“战争边缘”政策的背景,指出在艾森豪威尔“大平衡”思想和杜勒斯“不对称反应”(asymmetrical response)理论的指导下,为实现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对华最大限度的威慑和防止东亚小国与中国联盟进而破坏远东力量均势这两大战略目标,“战争边缘”政策包括了“边缘     

日伪统治下的日语教育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先后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广大地区,并扶持傀儡政权。为配合其对华战争形势的需要,铲除沦陷区人民强烈的抗日意识,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日伪当局在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采取强制方式,大力推行日语教育,以在广大民众中培养亲日分子和亲日情愫。本以日伪统治下的华东华中华南地区为中心,探讨伪维新政府和汪伪国民政府实施日语教育的状况,揭示其奴化教育的实质。     

日伪时期的《东亚联盟》与东亚联盟运动

中日战争期间,为侵略中国并在思想上控制中国,日本陆军中将石原莞尔抛出了“东亚联盟论”,并与木村武雄等人组建东亚联盟协会,出版机关刊物《东亚联盟》。“东亚联盟论”提倡以“共同国防、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以及文化沟通”为基础,建立日满华同盟,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影响较大的侵华理论之一。在“东亚联盟论”思想的指导下,木村武雄与石原莞尔等人开展起来的东亚联盟运动,宣传“王道主义”蛊惑东亚他国民众,极具欺骗性。从《东亚联盟》期刊发展的脉络看,东亚联盟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分别以政治运动和半宗教半政治运动为特点。但无论侵略者们进行怎样的装点与掩饰,都掩盖不了“东亚联盟论”及其运动的侵略本质。     

试论日伪的东亚联盟运动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日本国内和中国伪政权统治区曾分别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东亚联盟运动。东亚联盟运动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为基本内容,从思想上、文化上为日本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目的服务。日本的东亚联盟以尊重中国的“政治独立”相标榜,比日本国内其他侵略理论和“兴亚”运动更加具有欺骗性。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东亚联盟运动则与新国民运动相配合,旨在加强伪政权的统治,为投敌行径制造理论根据。     

东亚联盟与伪满洲国

东亚联盟是侵华战争时日本国内一种较有影响的侵略理论,它鼓吹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为基本条件,结成日、“满”、华为核心的联盟。在这一虚拟的“联盟”中,伪满洲国被置于东亚联盟的“精神核心”、“王道主义”的模范地位。本文就东亚联盟与伪满洲国的关系做一概述和考察。 一、东亚联盟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东亚联盟是由“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提出并系统加以论述的侵略理论。石原莞尔从小就人军校学习,接受军国主义思想教育。１９２０年他曾到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任职,住在汉…     

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教育研究述评

社会教育是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并列的一种教育形态。自民国始,学界对社会教育表现出极大热情,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研究成果。1949—1977年间社会教育研究受挫,1978年开始复苏。到目前为止,社会教育研究逐渐走向深入,但从整体上看应有的重要地位仍未被充分认识。梳理并评述民国以来中国社会教育的有关成果,可以提示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中国民族主义与战后东北地区政治建构

国民政府在获得对内政治的合法性过程中,1936年发表的五五宪法草案具有象征性的地位,即《宪法草案》第4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东亚政治空间中日本“殖民地帝国”侵占中华民国领域。但是自1945年8月之后,中华民国政治合法性却面临新的挑战。这就是在日本战败之前和苏军一起回东北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提出的双重民族主义。一种是如何对待苏联的中国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如何把东北地区的认同意识凝聚成为新的国民国家民族主义。处于转折点的1945年不仅构成了当今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原型,而且还迎来了自身认同意识逐渐延伸到新的国民国家民族主义的历史阶段。     

民国初期在华西人尊孔思想平议

在民国初期的新旧思潮冲突中,在华西人的态度引人注目.他们提倡中西文化调和,主张尊崇孔教,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推动了孔教运动的发展.尽管他们与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尊孔思想在总体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们毕竟是以西方人的身份来看待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的,因此,也有其独特性.他们主张尊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战爆发后西方世界对中西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     

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试论统一多民族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

由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多自称“中国”,以及当时一些政权虽没有自称“中国”,但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并仍被称为“中国”等原因,致使中国古代自秦统一以后仍然存在复数“中国”的现象。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的发展,到了元朝统一全国,复数“中国”开始过渡为单数“中国”,明朝时期稍有反复,到了清朝统一全国,作为单数概念的“中国”最终确定下来,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下来。     

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西方传教士来华后,科举制度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传教士对科举制度的审视,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内在弊端,增强了科举改革的紧迫性;传教士对科举改革的设想,丰富了科举改革的思想,指明了科举改革的方向;传教士的宣传活动,促进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解放,推动了科举改革的进程。然而,传教士毕竟不是科举改革的主角,其作用与影响终究是有限的。     

清末民初日本对华投资研究拾遗

近代中国所遭受的经济侵略中,来自东亚“蕞尔小国”日本的侵略尤为值得研究。学界对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往往注重其直接的“经济掠夺”,对间接的“对华投资”未有足够重视。并且,日本是一个刚刚摆脱西方列强侵略的东亚国家,是一个尚未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尚未真正完成“工业革命”的“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投资”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当有重要区别。弄清这一问题,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特征将会有更为完整的理解。     

鄱阳湖 中华大地之肾

<正>鄱阳湖,一片远离城市喧嚣的自然纯净世界,它荟萃了水、鸟、草、鱼、岛、渔等自然和人文精华,像母亲湖一样养育着万类生灵。这儿,有中国最美的草洲,世界最大的白鹤和天鹅栖息地,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这儿,是中国湖泊最多最密集的地方;这儿,是中国湖文化最悠久的地方,中国渔耕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     

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课程设置

"中西交通史"列为大学课程之一,在中国为时并不太晚。1920年留美归国的陈衡哲在北大开设"欧亚交通史",盖为中西交通史进入大学课程之始。1930—1940年代,随着相关中外研究著作和译著的日益增多,在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性质课程者明显增加,如张星烺、郑鹤声、郑师许、周传儒、王国秀、陈受颐、向达、孙毓棠、郭廷以、张维华、叶国庆、朱谦之、翁独健、姚从吾、冯承钧、韩儒林、白寿彝、方豪等。作为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课程,中西交通史并非一般教员所能胜任,而且因其在大学史学系课程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没有制度化的保证,故该课程的开设常随教员流动而时断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