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

《中国文物报》在1991年4月7日第三版刊载了《周代铭文铜鬲鼎》一文,其中提到该器物之“内壁有二竖行铭文‘春史正作宝彝’”六字,文章没有对铭文作任何解释。我认为该器物之第一字“     

一部填补学术空白之作─—评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研究》

徐正考博士《汉代铜器铭文研究》一书已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对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方面的空白。书共九章,附录二,洋洋二十万字。举凡铭文中所涉及的“物勒工名制度”、“纪年方式与断代问题”、“器类、器名与制作地”、“制作机构”、“器物制作数量与器物编号”、“度量衡问题”、“文字问题”等等都作出了精深的考证研究。如关于物勒工名制度,作者以翔实的铭文资料为基础,探讨了汉代铜器铸造过程中在器物上实行“物勒工名”制度的类型,各类铭文表现的工…     

“妇好”、“孝己”关系考证——从妇好墓“司母辛”铭文谈起

一、引言在殷墟妇好墓的器物铭文中、署“司母辛”铭文的铜器一共五件。其中大方鼎一对(标本789、809),铭文“司母辛”均署于内壁中部(图一;1.2);四足觥一对(标本803、1163),铭文“司母辛”署于器底里中部,盖里后端亦署“司母辛”三字(图一:3、4);另有方形高圈足器一件(标本850),铭文“司母辛”署于口下内壁中部(图一:5)。以上五件铜器均庄严典重,可与“妇好”组的大、中型青铜器     

一件有历史价值的青铜器——“保尊”

河南省博物馆历史陈列室,陈列出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西周早期铜尊,(见图版:5)根据其铭文内容,定名为“保尊”,它是西周成王(姬诵)时期的遗物。这件器物是1948年在洛阳市区发现的,器物体呈圆式,侈口、侈足,腹部铸制饕餮兽面纹和云雷纹。器高24.5,口径18.5、腹围42.5厘米,体重2.3公斤,该器圈足内壁部位铸铭文八行四十六字,铭文是:     

盐源县文管所藏“秦代篆书铜锭”为新莽衡杆考

盐源县文管所藏“秦代篆书铜锭”系红铜铸造,形制为横扁长条形,边缘平直。器表残存铭文3行,每行4字,为直书左行,完整内容推测为“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从铭文内容、器物尺寸等判断,盐源“铜锭”应为新莽时期铜衡杆残件,推测该物具体位于完整衡杆的左臂,可能为“斤、钧、石之锤之衡”。该器性质与年代的重新确认表明四川地区新莽时期具有明确度量衡诏书铭文实物,填补了四川地区新莽时期“同律度量衡”诏书铭文实物的空白,丰富了中国古代度量衡历史研究的内涵。     

“司(?)母”考——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探讨之七

殷墟妇好墓器物铭文中,铭“司(兔丂)母”者二十六器,计有方壶、圆斝、圆尊各一对,觚十一件、爵九件,铭文均为正书(图一,1、2、7)。另外,有大方尊二件,器底亦铭“司(兔丂)母”,但在“(兔丂)”旁多一“癸”字,铭文为反书(图一,6)。此二件方尊与前面二十六器当是一人之物,故妇好墓共有“司(兔丂)母”之器二十八件。在妇好墓不同铭文的铜器组中,“司(兔丂)母”组仅次于“妇好”组,足见此组铜器之重要.     

“■”字补释

本文在胡厚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卜辞和铜器铭文的考察,重新探讨了商代卜辞中的“”字,指出它是第一人称代词“我”的异体形式,加“王”符以别于复数“我”所表示的殷商集体,是一个用于特定场合的异体专用字。     

西汉“三囷共厨”铜鼎及相关问题

陕西考古博物馆收藏一件兴平北吴墓地M64出土的西汉铭文铜鼎,其器盖和器身皆刻有铭文“三囷共厨”。根据铜鼎的形制和铭文内容判断该器应为西汉中期铜器。文献中鲜见有关“三囷”的记载,笔者结合秦汉时期地理命名的原则,并通过与其他“共厨”类铭文进行对比研究,推测“三囷”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一处皇家宫苑。“三囷共厨”铭文反映出西汉时期“共厨”类铜器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该类铭文铜器受到不同层级机构的使用。“共厨”铭文正是相关职官管理器物时所留下的錾刻记录。     

“中播簋”应为“中獘簋”

《洛阳北窑西周墓青铜器铭文简论》一文首次刊布了15种铜器铭文,内容十分珍贵。其中有1件簋,铭文中的作器者被作者释为“中播”,称此簋为“中播簋”。我们认为“播”应释为“弊’。西周散氏盘铭中有地名(?),旧多释为“播”。张亚初先生最先改释为“敝”,李家浩和李零先生将此字及包山楚简中从“敝”的字释出。这些考释是非常正确的。獘字下部从“犬”应没有问题,上部所从可视为散氏盘“敝”宇的省形,与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前》63下蔽字所从“敝”形近。《说文》犬部:“獘,顿仆也。从犬敝     

泰安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淳于右造”铜戈

1999年4月,在泰山虎山东路拓宽工程中,发现了一处战国墓葬群,出土1件带铭文的铜戈。此戈援长而狭,胡上三穿。内微上翘,上有一穿,内末端及下侧有刃。通长27.2、援长18.6、宽2.5~2.9,内长8.3、宽2.9厘米。穿右侧自上而下铸有“淳于右造”1行4字铭文(图一~三)。从“淳于右造”戈的形制、铭文看,应属战国中晚期的遗物。铭文中的“右”,应是铸造兵器的“右库”之“右”。齐国当时在都城设有左右库冶造兵器,下属小诸侯国亦设兵器冶铸库。从目前所发现的铜戈铭文中,已有“淳于左造”、“淳于右造”可证明。铭文中的“造”字从“舟”则为齐国兵器铸…     

平坝出土“永元罐”铭文剖析

贵州省博物馆珍藏一个1965年冬出土于平坝马场六朝墓葬中的东汉“永元罐”和镌刻于罐体之上的三十三字铭文(贵州酒文化博物馆陈列有该陶罐彩照和铭文拓     

“卫父己”铭文青铜器族属研究与“卫”溯源

新乡市博物馆所藏青铜器数量丰富,中原地域风格突出,其中馆藏铸铭青铜器五十余件。“卫父己”铜觚和“卫父己”铜觯尤其引人注目。文章通过对“卫父己”的释读,对其进行族属研究。通过对比研究和对器物铭文的阐释,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从汉字字源、商代政治背景出发,对早期卫氏与卫国进行探讨,为早期“卫”文化溯源打开新的视角。     

新乡市博物馆藏“亚牧”铜爵铭文考释

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的“亚牧”铜爵,其鋬内杯体上铸有的二字铭文,对于研究晚商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本文结合相关文物和文献资料,对“亚牧”铜爵杯体上的二字铭文进行详细的考释,以深入探究其铭文的含义及此铜爵的历史价值     

“(石鼎)(鼎它)“橐驼”考

襄樊市博物馆所收藏的襄阳山湾铜器中,有一件有铭的铜鼎。关于鼎的形制、铭文,王少泉同志已撰文作了详细的介绍。此鼎盖、器皆有铭文二行六字,据王文所释,盖铭为:“邓尹侯之洉(池皿)”,器铭为“邓尹侯之”。杨权喜同志则释盖铭末二字为“浴(池皿)”,器铭末二字为“(鼎可)?(化鼎)”?.从所发表的铭文摹本看,盖铭中的“(池皿)”字当隶定为“(沱皿)”,其上一字释“浴”于字形无据;释:“洉”,形虽相近,亦不可通,此字应释为“沰”,为从水石声之字。春秋战国文字中,“石”或写作后,见《先秦货币文编》及《古玺文编》卷九;或写作,见《说文》“磬”字古文所从,     

元枢府瓷“宪台公用“青花铭碗

1998年春,我在江苏省扬州市一建设工地,采集到一件极为特殊的元枢府釉残碗(图1)。其器心印花十字宝杵,并环以缠枝莲花;外壁以青花环圈足外沿楷书:“宪台公用”四字铭,文字顺序呈十字排列。经查考,我国迄今所见瓷器上的铭文,最早的是江苏省南京市光华门外赵士岗三国吴墓出土的一件越窑青瓷虎子,其腹部刻划“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十三字铭文。赤乌十四年即公元251年,由此推算,这件器物距今已一千七百余年了。可以说,历代古瓷上的铭文内容都是一个历史时期内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等社     

“干章铜漏”辨正

1976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发现了一件铜漏.《伊克昭盟发现西汉铜漏》一文介绍说:“壶内底铸出阳文‘千章’二字.壶身外面正当流管之上,阴刻铭文一行:千章铜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四月造.在第二层梁的长方孔两端阴刻中阳铜漏四字.”刊登该文的《考古》1978年第5期的图版拾壹有铜漏器形和铭文的照片.转载该文的《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的图版拾玖有铜漏铭文的拓片.审视照片和拓片,壶底阳文第一个字作“￥”,壶身阴文第一个字“干”,这两个字都应释作“干戈”之“干”.     

青衣羌人的“青衣瓦当”

青衣羌人的“青衣瓦当”杨文成宝兴文管所保存两件同模印制的铭文瓦当,其铭文是“青衣瓦当”四个字。瓦当圆形,属泥质灰陶,火候偏低,直径１３厘米。瓦当面有廓。内边和外边,中心有直径４厘米的乳突。铭文隶书反写（印模正书）,以左旋方向排列在等分区界,“衣”字略...     

澳门“莲”系地名考（下）

莲峰,原为莲花山之别称。莲峰庙内观音殿前有一石砌荷池,池壁有铭文四句,首句“峰以莲名”点出了“莲峰”得名之由来：峰以莲名,池发其馨;擢青挺秀,应地之灵。此铭文为钟士超、李大临撰题于清代嘉庆四年(1799)春。     

曾公子弃疾铜器铭文辨读二则

辨读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弃疾墓所出铜器铭文二则。曾公子弃疾斗铭文器名前之字应为"■",与楚文字多见的"■缶"之"■"一样,当读为"赴",说明器物移动使用的特征。曾公子弃疾、甗铭文器名前之字当是"葬",说明器物属专为陪葬而造,"葬"字写法与秦系文字同而与楚系文字异,值得研究曾、楚文字时注意。     

黔墨铭文汉韵——器物上的贵州书法

正在贵州发现的元代及元代之前的铭文器物——金属器、陶器、漆器,为数不多,现存器物铭文较少,且多集中出现在汉墓里。这些带文字的器物不一定都产自贵州,器物上面的字未必都是当时生活在贵州土地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