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思想的内在逻辑建构

<正>《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页)此即后世所谓小学、辞章、义理三学之滥觞。而义理之学,实包儒学与所谓异端,即儒学之外的诸子与道、佛二教,如熊赐履《学统》即以诸子与道释二教为异端。清末宋恕当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明确提出救世之策在于复兴"周末诸子之教"。在《致夏穗卿书》中,梳理两千年来先秦诸子     

论苏辙《老子注》对儒、道的融合

苏辙《老子注》对《老子》的诠释,并未严格遵守《老子》文本,而是进行了重大改造,其目的是"六经注我",创造三教合一的新思想体系。苏辙融合儒、道的表现在:调和了儒、道关于仁义礼乐的争执;将儒家的中庸思想和道家的贵阴柔思想融于一体;借《老子》探讨儒家的性命之学;融合儒、道的圣人理论。     

梁启超"《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的建立及其意义

诸子学的近代复兴,与梁启超的努力推动密不可分.1922年,梁启超公开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与胡适进行学术争胜.而梁启超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接受了叶适、汪中、崔述、康有为等本土学者的观点,还在于其间接地受到了日本学者斋藤拙堂《老子辨》五篇的学术启发.因此,这一整合中外的学术观点一经问世,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回响.而该说更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在于,不仅进一步破除了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还推进了学术界关于诸子著作真伪及其年代的大讨论.总之,"《老子》作于战国之末"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动了诸子学的近代复兴.     

论春秋战国儒墨道法的救世之道——以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为例

春秋战国,社会动乱,诸子言说,百家争鸣。儒墨道法的创始者孔子、墨子、老子、韩非子分别提出了自己对于所处乱世的"救世"方案。孔子"文士的哲学",墨子"侠士的哲学",老子"隐士的哲学",韩非子"谋士的哲学"无疑都为儒道墨法四家思想主线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智慧结晶也为后世之广泛思考和继承。本文立足于春秋战国特定时期的特定背景,对孔、墨、老、韩四子的救世之道进行基本的分析和通俗的解释,并对其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的指导意义进行学习和反思。     

説《老子》中的“無爲”和“爲”——兼論老子的社會、政治思想

《老子》書中的"爲"有一種專指老子所反對的不合"道"的行爲的特殊用法,這種"爲"與以"聖人"爲行爲主體的合"道"的"爲"義正相對。對《老子》中的"聖人"而言,"無爲"之義已由"天道無爲"説的"不見其爲之之迹"變爲"没有不合‘道’的行爲"了。根據《老子》用韻之文等線索,《老子》書中專指老子所反對的行爲的"爲"和"無爲"之"爲"原來應該是讀去聲的。從老子主張聖人應"爲"之事來看,他的社會、政治思想主要是消極、落後的。     

“用非其有”：战国后期君道论的整合与歧出

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后期,诸子对君道的探讨表现出由"道"转"术"的趋势。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中主张的君道"用非其有",为此种趋势的存在提供了鲜明例证。《吕氏春秋》对君道"用非其有"的阐说,既明显接受了《管子》、《韩非子》式的道法家言,又表现出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与之前的《墨子》及后来的《淮南子》中的一些说法也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吕氏春秋》所说的君道"用非其有",其核心是驭臣之术,强调君主应任臣之能而非自任其能,这正是战国后期诸子君道论对君主的共同要求。在战国后期,随着新的中央集权制度及官僚行政体制的形成,君主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驾驭臣下,此时诸子君道论的关注重点转为"君术",实是此种现实政治的回应。     

是《墨子》引《老子》,还是《淮南子》引《老子》?

《文物》编辑部: 1974年第11期《文物》刊载了高亨、池曦朝两位同志的《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一文。作者指出:"《老子》在战国时代,已经流传很广。《墨子》引《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太平御览》五百十三引)。"又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战国时代,不仅道家引用《老子》,而且墨家、法家也引用《老子》,只有儒家未引用《老子》……"     

试论老子之"道"的绝对性与自我实现

老子之“道”的“绝对性”使得“万物”相对“道”的绝对存在必然是完全摊平、一律平等的,这也是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实现最为“形上”的根据和前提。深受老子思想影响的《管子》四篇和《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两篇则对老子思想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它们把老子之“道”“形下”地功利化、实用化、操作化、法术化了,把老子主要着眼于个体自我实现之“道”“修正”成为对确定、刚硬的法度的严格遵循。这样,老子的个体自我实现之“道”也就变成个体自我的泯灭之道。     

老子思想对现代教学的启示

<正>孔子理论中统摄一切的仁,开创了中和的诗教审美文化。而以老庄为代表道家思想是古代诗教课程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思想注重心灵自由境界的开掘,呈现出更为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崇尚自然,天人合一,是老庄思想的基本观点。老子的主要思想体现在《道德经》一书中。纵览《道德经》一书,全在于统摄一切的至高无上的道统一贯之。《道德经》四十二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道生成和决定了宇宙和世间万物。道的作用不仅在于产生万物,而且决定天地万物的生存发展。而道又通过无和有的境界透显。老子对于道的"无为而无不为"、"常有"与"常无"规律的揭示,对于"世之皆     

“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再认识:哲学之根与他山之石”会议综述

<正>2014年10月22日,"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再认识:哲学之根与他山之石"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举行。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联合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十余位学者及在京民俗学专业部分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主题为"中国民俗学理论资源的再认识",与会学者分别从中国民     

汪荣祖教授访谈录

汪荣祖 ,现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荣誉教授 ,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著有《史家陈寅恪传》、《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康章合论》、《史传通说》、《章太炎研究》、《走向世界的挫折 :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蒋介石评传》(与李敖合著 )、《康有为》、《史学九章》以及英文著作多种 ,中英文论文数十篇。 2 0 0 3年 1 0月 1 8日至 2 0日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办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 ,汪荣祖教授应邀前来参加会议。受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委托 ,我们在会议期间对汪教授进行了专访。     

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制作六经，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彰显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还促进了孔子与诸子的平等。总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读《古史辨》之《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引发的思考

"诸子出于王官"说始见于《汉书·艺文志》,盖本于刘歆《七略》。近代以来,有关于诸子是否出于王官问题的讨论中,肯定者以章太炎为首,他的《诸子学略说》极力主张"诸子出于王官",并利用对诸子各家的论列巩固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被学术界列入"信古"派;否定者则以胡适为中心,他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力陈章说的偏颇之处,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学术界也因而将他归入"疑古"派。笔者认为这种划分不尽恰当,并将章氏和胡氏的立论依据进行比较,发现胡适的"疑古"实则是建立在"信古"的基础上的。此外,本文还就"学在官府"和"学出王官"的实际进行讨论,肯定了胡适的"古者学在王官是一事;诸子之学是否出于王官又是一事"的论断;与此同时,还对诸子之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从简帛材料看汉初黄老之术的实质

将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云梦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等简帛材料与传世文献比勘,重新审视汉初黄老之术的实质:"无为"只是手段,"治"才是目的,与汉宣帝口中杂以霸王道的"汉家自有制度"无分彼此。道家以"道"为起点,从老子开始,经百家争鸣,与阴阳、儒、墨、名、法诸家思想杂糅之后,变为两大支流:一支经稷下学者改造为"君人南面之术",亦即"无不为"的黄老之术;另一支由庄子将"独任清虚"放大为"无为"。《史记·论六家之要指》本已拨云见日,惜乎汉武之后,道家风头被儒术一遮,黄老风头又被老庄一遮,黄老之术的真面目才朦胧模糊起来。     

《道德经》到底说了什么

正研究《道德经》首先要搞清楚《道德经》中的"道"究竟是什么意思?《道德经》全书81章,直接论及"道"的就有37章,"道"字先后出现了74次。"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     

探寻经史关系历史，彰显民族史学特点——四卷本《中国经史关系通史》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正>2023年5月14日上午，由汪高鑫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经史关系通史》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隆重召开。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所副所长、研究员左玉河，《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主任、研究员徐志民，福建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编审魏清荣，福建人民出版社历史文化编辑室主任、编审史霄鸿，武汉大学教授谢贵安，南开大学教授孙卫国，河南师范大学教授王记录，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传印，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江湄，河南大学教授田志光，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少川、李帆、张涛、汪高鑫、张越、周文玖等30余名京内外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从魏源《老子本义》看清代学术的转变

从魏源《老子本义》看清代学术的转变罗检秋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在学术领域影响深广。他不仅在经、史方面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清代学术格局的改变和晚清诸子学的兴起作出了贡献。他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同时他也研究过先秦诸子,撰写了《老子本义）》、《墨子注》、《孙子...     

两汉“诸子”与儒家思想的主流化

<正>“诸子”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夏官·诸子》,“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即职掌教导诸侯、卿、大夫、士之子的官员，可谓是“王官之学”的重要参与者。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学术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学在王官”变为了“学在四野”,学术下移，“士”阶层崛起，他们纷纷著书立说，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理想，相互辩难，“百家争鸣”的盛况出现，“诸子”逐渐成为他们的代称， 这个提法出自《史记·贾生列传》,“廷尉乃言贾生年少，     

彰往察来,开启新进——记《史学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座谈会纪要

2011年6月25日,由《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共同举办的"《史学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以及《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史学月刊》、《安徽史学》、《清史研究》、《人文杂志》和《天津社会科学》等编辑部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林甘泉先生等人,通过来电或以写信的方式对会议表示祝贺。与会的专家学者回顾了白寿彝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创刊、办刊的经历,充分肯定《史学史研究》的办刊成绩和办刊特色,并对《史学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兹概述如下:     

小说老子的“自然”、“无为”

老子的学说中,"道"是核心理念。老子对"道"有不同层面的解说,实存意义的"道"、规律性的"道"、生活准则中的"道"等等。而无论哪个层面,"道"的属性不变,那就是自然之道。老子的"自然"与现代语境中的"自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后者是一个具体概念,老子所说的"自然"则应理解为"事物本身的样子或规律"。而追求"自然之道"则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有了"自然"的理念,才有了"无为"的基础,才会有世界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