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述而不作的禁锢 分析性记述范式的运用——《龙岩市志》文本分析及二轮修志理论创新的思索

“述而不作”是首轮新方志编修的一条基本规则,其意是说只记事实,不加评论。这一著述思想出自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言说。“述而不作”原本是史书编纂的一条原则,其后才演化为修志的专业原则。     

修志的“述”与“作”

“述而不作”的本义是对理论、学说而言。首轮修志提倡“述而不作”,但事实上也是“述而有作”,大述而小作。“述而有作”不是矫揉造作,必须是资料的仓理延伸。“述而有作”就是要增强志书的述性,增强述性的前提是消化资料。     

修志的"述"与"作"

述而不作的本义是对理论、学说而言。首轮修志提倡述而不作,但事实上是述而有作,大述而小作。述而有作不是矫揉造作,而是资料运用的合理延伸。述而有作就是要增强志书的述性。增强述性的前提是消化资料。     

试论地方志书述而不作

第二轮修志的创新需求和途径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已有修志规范原则中不合理、不科学和与当今时代发展要求不相符合等因素的改进和完善,破除不合理的传统观念桎梏,寻求与时俱进的合理性创新发展。比如对述而不作这个通行志界的编纂原则,需要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完全意义上的述而不作不可能做到。志书中的"作",可以理解为研究、编排和论证、论述、评论等。     

关于方志是资料性科学著述的对话——兼谈上海城市区志对“述体”的运用

地方志是资料性科学著述,在大多数修志者中已取得共识。但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并未取得统一认识。诸如：方志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是科学著述?方志有没有彰明事物内部联系和因果关系的任务?方志除了回答“是什么”外,要不要回答“为什么”?修志应“述而不作”还是应“述而有作”?“述体”是怎样成为方志的一种体裁,应怎样加以运用?等等。本文联系上海城市区志的修志实践,对上述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上届修志"述而有作"笔法探得

“述而不作”是方志界长期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作认为方志编写应“述而有作”,并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才能“述而精作”,从更深层次和细节上写出本质,写出特色。     

关于历史人物传记中“述而不作”的原则──答《张西曼为陈独秀辩污前前后后》一文

“述而不作”的原则是孔子提出来的。孔子曾经删《诗》、《书》,定礼乐,撰写《周易》,修《春秋》,对于文化整理工作积累了一套经验,其中“述而不作”是他总结出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的要义,就是把前人的思想继承下来,传给后人,而不刻意增加自己的思想。朱熹在《论...     

杨万里的历史通变思想

杨万里的历史通变思想的内涵是主张历史变化不已,但有“一治一乱”章法。他提出“穷必革”和“圣人惧于革”,总结出变中有常、“中正立而万变通”、“兴天下之大利,为天下之大益”和革除弊政重在用人等原则,要求区别对待“一代家法”与“祖宗家法”。杨氏以史事参证《易》理     

历史文化名城如何修志——以《敦煌志》为例

《敦煌志》创造发展了坊志的一种新的类型——历史文化名城志。学者修志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新版《敦煌志》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聘请李正宇等著名敦煌学家担任顾问,指导修志工作。李正宇先生大大增加古代敦煌记述内容,凸现敦煌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具体对待“详今略古”原则等修志思想在编纂实践中得到了贯彻落实。陈国灿、郑炳林和李并成等先生也指导了该志的编修工作,对其中的古代部分纠谬补阙,从而增加了志稿的学术份量,提高了志稿内容的科学性,使该志成为继1994年版《敦煌市志》之后新编方志中的又“一株奇葩”。     

试析戴震方志思想

戴震的方志思想,产生于实践,并成一家之言。笔试为总结其特点、原则及修志主张的优缺点,并且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戴震修志主张的思想根源,以备今日修志之用。     

对“述而不作”应灵活运用

沈泽云在1991年第2期《贵州方志》上发表《谈述而不作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认为“述而不作”作为地方志书的编写原则应该遵守,但也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志书要写出一定的深度,要写出事业的兴衰起伏,     

浅议新疆第二轮修志对历史资料的收集与补记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展的首轮修志中,人们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受“详今略古”思想的影响,对历史资料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如现代资料。现在开展第二轮修志,修志工作者对历史资料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要做好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补记工作。     

“述而不作”考析

“述而不作”考析辽宁省阜新市教育研究中心刘金印“述而不作”是编修方志的一条重要原则。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述而不作”的解释和理解不同,在学术观点和实际运用上也截然不同;因而,其社会作用和社会功能也就不同。这种不同的观点,影响了方志理论的改革和创新,影...     

续志应该重视记载问题与不足

社会主义新方志既要记载经验与成就,也要记载问题与不足。在续志工作中,要客观公正地记载问题与不足,必须创新修志理念,把握好分寸,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修志队伍,改革工作方法。重视记载问题和不足,是对“述而不论”原则的一大突破,是新时代对修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浅议修志要加强资料性科学著述与坚持述而不作

志书要注意写好宏观资料,要注意加强志书的资料性科学著述,同时要注意坚持“述而不作”的撰写原则。“述而不作”与加强志书资料性科学著述并无矛盾,不必提“述而有论”。志与史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有共性也有差异,各有用途,不可替代。     

对方志语言的再认识

方志的体裁和文风,是本届修志工作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是关系到志书质量的关键之一。方志的体裁和文风,由方志的性质所决定。从历史传统和本届修志的实践看,主要还是采用史体史法,但又不全同于史体史法。方志兼融了地理书和工具书的一些方法,严于合理分类,统属有序。况且,史体有叙有论,论从史出。古代还曾有过“太史公曰”“臣光曰”“史臣曰”之类的按评。而方志则以叙事记人为重,坚持“述而不作”。这是最基本的区别。此外,还有记事的纵横和详略之别。即史纵而志横,史存大体,而志贵详细,史载过去,而志重现状等等。十多年来,方志编纂的…     

打造用志新理念

“经世致用”是历代修志秉承的一条基本原则。修志是基础,用志是目的,“修志为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的修志主旨。     

从深圳历次修志看深圳历史

现代深圳以“一夜城”闻名于世,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而从深圳历次修志的史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深圳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而且蕴藏着深厚历史内涵的地区。     

“众手修志”与“专家修志”浅析

首轮新志编修采取“众手修志”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二轮修志提出“专家修志”,有利于提高志书的科学性和学术品位。修志究竟采取“众手修志”还是“专家修志”？笔者就这一问题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从《湖北省志》看章学诚的省志编纂思想

章学诚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和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将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修志实践,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对方志的性质、源流、作用、体例、编纂原则和方法、要求等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极有见地的主张,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本文以《章学诚遗书》为据,以《湖北通志》为基础,对章学诚的省志编纂理论作简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