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文书中的“Lho bal”(蛮貊)与“南波”、“南山”

敦煌藏文文书P.t.1089《吐蕃官吏呈请状》等中的"Lho bal",直译为"边鄙蛮貊",具体是指吐蕃统治下河西地区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为主的民族,主要有汉、回鹘、突厥等成分,陇右地区的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也可称Lho bal。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瓜沙地区的汉人建立了归义军政权,河陇其它地区的落蕃唐人后裔中相当一部分人口则形成了嗢末(吐蕃语属民,"奴部"之意)部族。敦煌汉文文书中的"南波"与"南山"应是指9-10世纪活动于瓜、沙、肃州南部祁连山中的含有原月氏等血统的民族,南波、南山也有可能被称为Lho bal,但并不能完全代表P.t.1089号文书中的Lho bal。吐蕃统治河陇西域时期的"南(nam)"部族(多弥)则不能被称为Lho bal。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祗、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柢、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祇、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祇、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仓曹贷粮文书》研究

文章主要探讨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399)仓曹贷粮文书》。这是目前所知吐鲁番出土段氏北凉统治高昌时期较早的,也是仅有的一件汉文非佛经文书。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进行疏理,并对年号、文书类型、内容、格式进行了分析。该文书反映出段氏北凉统治已达高昌、文书属官府公文《符》、实行了的"常平仓"制度、郡县属官制度相当完备等情况。该文书对研究段氏北凉的职官、经济、文化制度、统治高昌和经营西域等方面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仓曹贷粮文书》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主要探讨吐鲁番出土《北凉神玺三年(399)仓曹贷粮文书》。这是目前所知吐鲁番出土段氏北凉统治高昌时期较早的,也是仅有的一件汉文非佛经文书。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进行疏理,并对年号、文书类型、内容、格式进行了分析。该文书反映出段氏北凉统治已达高昌、文书属官府公文《符》、实行了的"常平仓"制度、郡县属官制度相当完备等情况。该文书对研究段氏北凉的职官、经济、文化制度、统治高昌和经营西域等方面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锡与S.1438文书中的沙州长官--吐蕃统治河西时期的"破落官"

本文对吐蕃统治河西时期的两位“破落官”王锡及S．1438文书中的沙州长官所遗存的文字进行对比研究,以期揭示吐蕃统治河西时期没蕃汉人的普遍心理,以及他们在吐蕃上层统治者与汉人百姓之间所起到的调和作用,并探及其文章的文学特性。     

从吐蕃碑文和简牍看吐蕃职官制度的差异

吐蕃时期的资料从文献载体上大致可分为碑文、写本、简牍等文献,资料大致分两类,出土于吐蕃本土即传统的卫藏地区的文献、和出土于吐蕃控制的敦煌、新疆、米兰等西域的写本和简牍。相对而言,由于写本数量比较庞大、篇幅长、内容复杂,所以笔者就把敦煌藏文文献这一部分给刨除去了,所依据的资料是吐蕃时期的碑文文献和简牍文献,通过分析和比较出现于这两类文献中的官职名称,来看吐蕃王朝在吐蕃本土和吐蕃在向东扩张领土的过程中新控制的地区实行的职官制度的区别,笔者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比较两类文献,来看吐蕃实行的官职体系,笔者认为没有被碑文记载的一些官职体系对我们研究和认识作为吐蕃时期制度文化的重要内容。     

吐蕃移民与唐宋之际河陇社会文化变迁

河陇地区自古是西北民族融合交汇之地,吐蕃占领敦煌后,对该地统治了长达80余年,无疑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基于文化交流的双向特征,通过理清唐宋之际(848-1038)史实,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吐蕃移民对河陇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巨大影响,诸如婚姻、宗教、语言词汇、服饰物品、民族社会构成等,不仅影响到了其他民族,同时也受到了先进文化的影响,对民族融合与社会变迁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推动作用,进而奠定了西北民族社会整体变革的基础.     

吐蕃沙州节儿及其统治新探

沙州节儿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在该地区设置的最高长官,由瓜州节度使衙任命,吐蕃中央大尚论和宫廷会议可以对它及其工作进行干预。沙州节儿拥有本地区的军政、司法、财政大权,并参预本地区的宗教活动。节儿在吐蕃对沙州进行有效统治中起了重要作用。     

论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与改土归流

羁縻职官制度既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职官制度的主要形式,也是以皇权统治为核心的封建王朝实行的基本民族政策。元明清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土司土官制度是诸朝历代羁縻职官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集大成。土司土官制度既是皇权统治下二元结构的职官制度,也是最终将少数民族纳入统一职官制度管理的一种过渡和准备。土司土官制度始于元代,盛行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其残余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土司土官制度的兴衰始终与改土归流活动联系在一起。     

金朝后期行省官制考

金朝后期设置的行省,由其最高长官行省事开府置官。行省机构职官有行政机构左右司职官、军事职官、监察御史等。行省事通常需要具有中央尚书省宰执身份,其职掌包括军事事务和地方行政事务两方面,体现出行省官制极强的军政合一性。其中行省行政机构的设置,为行省最终转化为地方统治机构奠定了基础。     

藏文文献中的若干古于阗史料

公元七世纪初,在青藏高原上兴起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吐蕃为了扩张势力,从公元六七○年前后至八世纪后叶与唐朝进行了长达一百二十多年的争夺西域四镇(龟兹、于阆,焉耆、疏勒)的战争,其结果导致了吐蕃对包括于阗在内的西域很多地区的达半个世纪(八世纪后叶至九世纪中叶)的占领。在吐蕃统治于阗的几十年中,吐蕃与于阗在各方面关系十分密切。藏族的政治、文化、语言、经济等对于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于阗的佛教和佛教僧人对吐蕃本土的佛教传播起了推动作用,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藏文文献记载颇多,可以说是史不绝书。     

唐代河陇朝鲜人之研究

唐朝河陇地区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由于唐高之战的爆发,不少朝鲜人被迁移于此。河陇朝鲜人的分布以秦、成、岷、渭、河、兰六州为中心,同时又散居于凉州以西地区。其活动主要在于防范吐蕃、突厥的进攻,同时又西征西域。其对唐朝政治军事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晚唐政府对河陇地区的收复与经营——以宣、懿二朝为中心

以吐蕃王国内部的政治动乱为契机,通过接受吐蕃河陇守将及张议潮归附、调派西北藩镇分区接收等方式,晚唐政府收复了河陇大片失地。唐政府在大中年间尚未形成经营河陇的整体战略,所以其最初多以参与失地收复的西北缘边藩镇及归义军管理新复地。随着咸通初年凉州等河陇重镇的陆续收复,唐政府经营河陇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新置天雄军节度及凉州节度的方式,唐政府完成了对河陇政区的重新划分。由此,河陇地区完成了由归义军独大到三节度分治的转变,从而奠定了晚唐时期河陇基本的政治格局。     

唐政府对西域布帛的运送及客商的活动

引言唐朝政府从七世纪中叶以前开始与吐蕃、突厥等少数民族在帕米尔以东的中亚地区(以下为叙述方便简称为“西域”)展开了争夺统治权的战争.进入八世纪以后,虽然这种战争并未停止,但已实现了对西域的牢固统治.不言而喻,唐政府对西域的这种统治,是靠军事力量支撑着的,在天山东部的直辖地区及其以西的主要绿洲地区,都派驻了安西、北庭两都护府的常驻镇守部队.八世纪中这种强有力的统治得以巩固,正是以这种驻留部队的扩大、强化为背景的.为了保证驻留部队的各种需要,必须建立军需物资的     

从清石津到广武梁:中古时期黄河金城河段津梁考

十六国时期,位于黄河的金城河段有清石津与石城津两个重要的渡口,以扼守庄浪河入河口与湟水入河口之间的交通,并有北岸河会城、石城加以保障。文章考辨清石津与石城津的相对位置,分析两津相互呼应、相互牵制的军事战略关系。至8—9世纪,吐蕃统治河陇,在清石津处修建广武梁,加强军事交通上的沟通作用。从清石津到广武梁的变化,展现了中古时期金城河津渡在连接陇右、河西与吐蕃之间交通功能的延续与发展。     

敦煌寿昌县的废置与唐前期对西域石城、播仙二镇地区的经营

本文将敦煌文书与正史记载相结合,首先论证了沙州寿昌县几番废置的历史背景和缘由,认为寿昌县的废置与唐的整个西域形势息息相关,且二者又可彼此参照,印证出该时期各民族在西域纷争的历史;其次论证了唐前期对西域石城、播仙二镇地区的经营统治情况,认为在唐前期至建中初年的一百多年里,该地区除几度短时间沦陷于吐蕃和藩属于吐谷浑政权外,大部分时间在唐沙州寿昌县的控制之下。     

刘元鼎入蕃路线河陇段考

两《唐书·吐蕃传》中刘元鼎入蕃路线的记载,展现了河陇地区沟通中原与吐蕃之间的路线图。河陇地区地形复杂多样,河流纵横交错,刘元鼎在入蕃途中如何在河州渡过黄河,如何在鄯州渡过湟水的路线等方面,鲜有研究。在论述刘元鼎所通过路线的基础上,再现刘元鼎在小川渡(甘肃省靖远县刘家峡镇小川黄河大桥)渡过黄河,以及在小晋兴城(青海省民和县川口镇)与白水军、绥戎城(青海省湟源县)两次渡过湟水的路线,进一步明确唐蕃之间的交通路线。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

吐蕃占领教煌时期,汉地佛教通过敦煌等地向吐蕃本部传播,对吐蕃佛教产生重要影响.吐蕃曾在敦煌等地举行释放唐朝战俘、两国通好、礼佛祈愿等活动;敦煌蕃汉官员与唐朝中央政权也曾发生过一些联系与接触;吐蕃在河陇推行的各项制度大量模仿唐制,唐朝文化礼俗在敦煌地区仍然被官方和民间一定程度上加以保留和吸收;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对唐朝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了公元848年敦煌世族张议潮率众起义,驱逐吐蕃,建立归义军政权,遣使归唐的壮举.     

敦煌文人窦良骥生平考述

窦良骥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重要文人,敦煌写卷中保存有他的至少十篇(首)作品,主要以功德记(碑文)、邈真赞等实用性文章为主,是考证吐蕃统治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料,也是这一时期敦煌文学的代表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可以考证他的生平经历,并从中揭示出吐蕃统治下汉族文人的真实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