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王门论考

黄宗羲仅认识到王门或王门之外存在“所见而复失去者”的缺憾,而并未意识到一些重要地域的遗漏(如黔中王门)或虽有其名但无其实(如闽中王门)的缺失。实际上,后者的遗漏和缺失要远多于前者的缺憾。黄宗羲不重视黔中王门,与阳明高足钱德洪有关。对黔中王门的评价,最好以阳明的最早弟子徐爱所言为据。日本学者永富青地新近发表的《上海图书馆藏<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について》一文,为黔中王门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依据。阳明在黔中做的主要事情,是普及文化教育,而不是为了王学的传播和门户的扩张。阳明去世后,贵州曾刊刻过《居夷集》、《传习录》、《文录》、《文录续编》等阳明的各类著作,这是黔中王门对阳明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浅谈日本阳明学对明治维新的影响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阳明学受到了先秦孟子心性之学的深刻影响,建立在儒家身心修养的实践哲学之上,在日本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传播、发扬光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阳明学;日本阳明学对日本维新变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对民众道德培育的影响

本文重点对阳明心学在日本传播发展的主脉——日本阳明学始祖中江藤树的阳明学思想,以渊冈山为代表的主内省派及其衍生出的石田心学、以熊泽蕃山为代表的主事功派及其衍生出的“报德教”,以及近代日本的阳明学运动进行简要考察和分析,揭示阳明学对于日本近世庶民道德的培育以及近现代国民道德建设的作用,以期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公民道德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地方志能否“越境”而书——兼谈《侨务志》的“越境”问题

《新疆地方志》1990年第2期刊登了许力《谈谈地方志的“越境”问题》的文章。许文认为,“不能简单地将行政区划线作为入志或不入志的唯一标准”,或者说,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越境”而书的。 地方志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这可以说是编修地方志的根本性原则。方志,即一方之志,这个“方”是严格受到一定行政区域制约的。方志界的同志常说,志书最忌“越境而书”。“方志既然以地域为重心,依据行政区划范围,就当把遵守疆界线,作首要的基础,所记事物控制于内,不得随意超越”     

为打造阳明特色文化品牌出力

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王阳明曾流放贵阳市修文县,他在那里悟道,形成“知行合一”哲理。使阳明文化成为贵阳市特色文化的知名品牌,促成国内外学者共同认知的“王学圣地”,进一步发掘了我市旅游景点的思想文化内涵。1994年12月,由我市社科界的一些专家组织成立了“贵阳王阳明研究会”。十余年来,该研究会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市社科联的支持下,对王阳明的研究从恢复常状中逐步形成热点,并率先在全国取得十大历史性的突破,经全市人民公议,把王阳明确定为贵阳市十大历史名人之首,阳明文化成为贵阳市的一个特色文化品牌而影响国内外,大大提升了贵阳市的城市文化品位,为增强城市竞争力作出了贡献。     

王学影响在中外

"千古大师"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源远流长,影响古今中外。从明代嘉靖年间至清代,全国先后建书院75所传播阳明学说,建祠420所奉祀祭奠王阳明。其中贵州建的书院24所,祠堂2个。阳明学说明代传入日本,后又传至朝鲜和东南亚各国,近代又传入欧美各国。许多国家都在研究阳明学对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     

栖霞胜境——阳明祠

阳明祠于1981年由贵阳市政府公布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又将其公布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经人民政府批准划定了阳明祠的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占地约43,700平方米,包括扶风山(俗称螺蛳山)王阳明先生祠、扶风寺、尹道真先生祠。建筑面积约为4,162平方米,构成现在的扶风山景区。“阳明祠”亦是上述两祠一寺的统称。     

论地方志书的性质形成与基本特征

地方志书的性质,是指地方志书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特性,是方志学全部理论的基石。历史上,方志界对地方志书的性质形成有多种说法。至清代,形成以戴震“志以考地理”为代表的地理书说和以章学诚“志属史体”为代表的历史书说。随后又有史地两性说、资料书说、地情书说、资料性著述说等等。直到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才确定地方志书是一种资料性文献。从这个定义可知：地方志书是记述本行政区域的事物,具有地方性;是完整反映一个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事物,具有资料性;是记述一个时期的历史与现状,具有时限性;是一种资料性文献,具有独特性。因此,地方志书应具备地方性、资料性、时限性、独特性四个基本特征。     

文史摘

王阳明史实考辨今人研究阳明学说者多,而于王阳明生平,却颇为忽视,故不少史实仍似是而非,或以讹传讹。经过对相关史料分析后得知,导致王阳明贬谪龙场的《气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其中的“去权奸”三字乃后来所加。贬谪途中,所谓刘瑾派人加害,乃王阳明主观臆测。王阳明由龙场至吉安为庐陵知县,乃正常职务变动,与刘瑾的被殊杀无任何关系。阳明与宁王府关系密切,乃不争的事实,政敌攻击阳明“通濠(宁王)”,固属猜忌,也与阳明平日行事有关。阳明惧内的真实原因,是体弱多病,缺乏生育能力。(方志远文,载《江西师大学报》2003.4)中华文明文化基…     

阳明学中的六个难解之谜——阳明洞先知与临终光明探微

在王阳明生平中,有三个奇怪现象：阳明洞先知、龙场彻悟和临终光明;在阳明学中,有三个难解命题：心生万物、心外无物、万物同体。学术界对于前者,基本上避而不谈;对于后者,运用从近代到当代的种种西方理论,试图对此做“出圆满解释,可总显得相当牵强附会。本文运用以古证古、以阳明学解释阳明学的方法,阐释了阳明心学之“心”的真正涵义,以探讨阳明洞先知与临终光明之谜。     

拓展读志用志的尝试

全国各地读志用志的实践表明。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各界对地方志所储存的地情情报、信息知识、资料文献有效开发利用寄予厚望。如何把志书推向社会。让全社会广泛地读志用志,充分发挥地方志“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建瓯市方志委在开通地情网站、创办地情专刊、编印地情丛书、刻制地情光盘等读志用志方面做了有益尝试。     

读志用志应成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

地方志作为“官修”之书．是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情况．具有高权威性、高可信度、大信息量的地方文献和百科全书。地方志资源，以地方志书和年鉴为主，涵盖其他地情类的资料性文献．准确而系统，广泛而丰富。“修志为用”，古今皆然。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学习地方志、切实用好地方志，对更好地传承历史文脉、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研究决策能力，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独特而深远的意义。     

台湾的地方史志撰修及理论研究

一　　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及《各省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章程》。明文规定地方志书为省志、市志及县志三种。台湾省政府翌年即组建设置台湾省通志馆,开始纂修《台湾省通志》。1949年改组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至今。1983年,台湾“内政部”发布施行《地方志书纂修办法》,确定地方志种类、编纂时限、内容,并明确各级各类地方志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终审批准后方可出版。其后,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制定《台湾省政府辅导各县市文献业务要点》,推动各县、市志纂修。1997年,台湾“内政部”修正《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各省(市)、…     

用“三新”观点指导地方综合年鉴编纂

年鉴编纂作为地方志事业的“九业”之一不可或缺。九业即：志（三级志书）、库（数据库）、馆（方志馆）、鉴（年鉴）、用（服务开发）、刊（方志期刊）、网（地情网站）、会（地方志学会）、研（理论研究）。可以说志鉴编纂是其中的主业。年鉴编纂和地方志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相通的地方。笔者从志鉴两种文献共同作为指导理论的“三新”观点,谈点个...     

王阳明的方志观

修志编史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华文化特有的文化基因。志书编纂付梓刊印前,总要邀请社会贤达作序,让人们通过序言对志书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起着引导或佐读志书和用志的作用。本文通过对王阳明给《高平县志》《金坛县志》所作序言的分析、探究,阐述王阳明以志书观政、经世致用的修志思想。修志是王者之事,而非"具文书,计岁月"的工具,阐明方志与治国的辩证关系。     

王阳明“拔本塞源”的思想

今天我要报告的题目是《王阳明的“拔本塞源”思想》,应该属于阳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讨.王阳明的思想很丰富,他在晚年提出的“拔本塞源”论,虽然在当时的王门中颇受重视,但在当代受到的关注较少.所以,我在这里对其“拔本塞源”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作一些梳理,以促进对这一思想的研究.     

《地方志工作文献选》出版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地方志工作文献选》近日出版,计60万字。该书收录了全国及四川省部分地方志工作文献,分“行政法规”、“抗震救灾志工作文件”、“地方志工作文件”、“领导讲话”、“附录”五个部分。     

从编纂者主观角度谈地方志的功用

编纂地方志有什么功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二条指出:“编纂地方志是一项长期的具有连续性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对全面了解和反映我国地情国情,对推进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对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有重要意义。”流行的说法则是“资治、存史、教化”。作为以特定体例形式记载地情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地方志具有“存史”或说“积累和保存地方文献”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地方志书的主要功用应是利用资料“资治”和“教化”。然而,所谓方志的“六字”功能,是就其客观作用与功效而言的。从主观角度看,地方志对…     

盛世修志 继往开来——写在《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两周年之际

古人讲,“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将之称为“一方之全史”。我国历来有“隔代修史、当代修志”的传统。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修纂的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书,为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早在1957年,国务院就已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到2006年,我国已基本完成了首轮新编地方志工作。为了保障地方志事业健康发展,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还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将地方志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在《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施行两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和展望我省地方志工作,对促进全省地方志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史志中的无相禅师行迹杂考

地方志,简称“方志”或“志”,是以地域(主要是行政区划)为单位,由历代官方主持,按一定体例,综合记载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化、社会及自然等方面的专。地方志和历史,一横一纵,相辅相成。自汉代以来即已流行,到明成祖朱棣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诏令地方志统由官修。每隔数十年,即续修一次。地方志中记录、保存、考订了大量历代传下来的历史资料,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