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续）

无论是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还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的爆发,都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李泽厚等人在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史学史的演变的论着中,提出了颇为着名的“启蒙舆救亡”双重变奏的论点,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追求中国富强的过程中,不断在“启蒙”或是“救亡”这两极中摇摆。     

1949年：中国的社会大变革

1949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并不只是一个政权代替了另一个政权、一种政治力量代替了另一种政治力量,而是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道：“1949年以来的中国革命,以其牵涉到的人数或从其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世界外部地区来说,这也是现代一次最少为外人所知的事件。”     

文史摘

西方学术界对前近代中国研究的两种主要观点西方学者对18世纪中国评价的分歧有两种观点影响最大。一种以黄宗智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以江南最为典型)由于人口压力而导致资源紧张,只能依靠不断地增加生产要素来提高产量,这导致劳动密集化,劳动力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但内卷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量的减少,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可以通过采内卷的运作方式来提高总产量,由此而得出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著名论断。另一种观点以彭慕兰为代表,他认为18世纪(含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     

日学术界“反华英雄”中岛岭雄 企图让中国分裂为多个小国

在日本的反华人物中,国际教养大学校长中岛岭雄,是另一个典型代表。他被称为“反华学者代表”、日本学界的“反华英雄”。他以反华为己任,是日本著名的专事研究“分裂中国”的学者。他还是日本最早提出“中国崩溃论”的人,每当中国遇到困难时,他就会抛出这一谬论;在中国经济发展时,又宣扬“中国威胁论”……     

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否可行?--由刑罚的宽免说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可疑

对中西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学术工作,学者们对其可行性和方法论尚未给出清楚系统的说明。比较史学是否可以成为像比较文学和比较法学这样为学界所公认的成熟学科还有待学者们的研究实践来证明。以中西法制史上刑罚的宽免为例,历史研究的对观或对照方法在某些个案研究中会有拓宽视野和思路的作用;而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流行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概念的质疑性分析,我们发现,另一种可行的同时又是宏观的历史比较研究可以是超越时间和空间局限的社会科学研究。至少,这样一种宏观的思维将会帮助我们突破一些陈旧和可能错误的思维框架。     

田仲一成的《中国祭祀戏剧研究》

在对中国戏剧史的考察上,王国维以倡优为中心．着重于戏剧形态本身的流变．而田仲一成则以巫觋为中心．着重于戏剧表演的功能和语境。所以．中国学者习惯于用“戏剧”这一概念．而田仲一成则另创了“演剧”一词。“演剧”对“戏剧”的替换不是同义反复．而是把一种被抽象的,孤立的、静止的记载文本还原为具体丰富的、动态的、现实村落语境中的“社会”行为。     

21世纪中国史学实证研究的前芽

有的学者在总结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对于近代史学的新形势,有“新史学方法论的三种体系”的分析。以为“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一”,即：“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为代表的民族文化主体论史学流派,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类型。他们强调在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近代西方学术方法发展出新史学方法。”而“新史学方法论体系之二”的表现,是“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近代新史学方法的另一种发展方向”。     

阿希斯·南迪 我从不是西方的一部分

南迪可以被看作是今天的泰戈尔,一个更为复杂和细腻的泰戈尔 阿希斯·南迪以一种非表演的方式,从各个方向展示了他的独特。 当他在上海美术馆和复旦大学做完两场演讲,学生们说：“他很棒!”学者们叹服：“中国若有这样的思想者,大幸。”     

时代的标志与时代的精神——评“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新论”

一、“现代化理论”：“进步”观念的现代发展本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出现的、７０－８０年代盛行的“现代化理论”,对开放改革的中国学术界来说,起了一种震聋发聩的作用。“现代化理论”并非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西方学术界,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学者,在探讨第二次...     

对“新疆红钱”定位的一点看法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关于新疆红钱研究的成果如雨后春笋,然而对于“新疆红钱”,还有许多待解之谜需要专家、学者及同好去破解。比如,关于“新疆红钱”范围的定位上。不少专家、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汇集起来主要就是两种说法,一类说法是,“红钱”限指新疆的红铜钱,甚至只限于南疆的铜钱;另一种说法是,清朝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所铸的方孔圆钱,不分南北两路,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对梁启超历史观的评价一般有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其主要贡献是把中国历史纳入到世界史的解释框架之内,用线性的因果关系替代了王朝更替的历史观。另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后完全放弃了他所倡导的“进步史观”,而成为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梁启超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期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既强调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又主张解释历史不能仅仅依赖于纯粹科学方法,而尚需运用直觉的手段,同时他又强调文化积淀而不仅仅是物质更新在文明演进中的作用,这样的阐释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西方历史观对我们思维的长期制约,也可避免“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极端解释取向所造成的偏颇后果。     

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胡适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20世纪50年代,胡适遭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在这场批判运动中,有一句话广为流传,那就是胡适说的：“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可以“任人打扮”,成了胡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罪证。但近来却有学者站出来证明：胡适从来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那句话是由另外的话变化过来的,而且与胡适的原意恰好相反。     

阴阳五行与中国古代地名学

阴阳五行学说是汉民族先民的宇宙论和世界观。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经说过: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1]现代“古史辨派”的统帅顾颉刚先生认定: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2]地名作为专有名词中的一种,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成果”[3],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受到阴阳五行学说这一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成分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学者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地名学研究中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在他们的著述中进行了论述。本文试图对前人的有关研究…     

当代艺术家作品的市场前景

“当代艺术家”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画（或者制作）“当代艺术”风格的艺术家;第二种是指活跃在“当代”的艺术家,至于他的艺术风格,可以是“当代艺术”,也可以是“现代艺术”,还可以是“古典艺术”。本文所指,是就活跃在“当代”的,尤其是70岁以下的中青年艺术家而言。     

台湾披露毛泽东任国民党要职时的信函

2005年秋天,马英九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以来,在历史论述上颇为用心。为了配合,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开始积极作为,不仅举办相关历史展览,也主动规划开放珍贵史料,并且考虑以“中山博物馆”的方式向海内外学者开放,以供民国历史专研之用。此构想若实现,这里或将成为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另一权威重镇。     

“四王”研究的范式转移北大核心CSSCI

艺术史现代学术化的一段进程,可以清初“四王”研究为焦点。二十世纪初期在“疑古主义”史学转型影响下,清代画史被第一代学者归为“沉滞”时期,论述有所局限。然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四王”作品的公开传布中,出现了与画史论述之低迷状态完全相反的蓬勃情势,利用珂罗版印刷技术的图版流传以及公、私收藏的公开展览,可谓“四王”现代研究的两方基石,影响力扩及日本,在内藤湖南、滋精一等人的推动下,逐渐形塑出与日本过往仰赖“古渡”文物颇为不同的中国画史理解。而在欧美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中,风格分析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与成果,方闻的“趋古”除了展现风格分析的典范转移外,尚针对“复古”这个古典命题赋予现代新解的意义。近三十年,脉络研究成为“四王”研究之新径,配合新出文献资料,提供了有意义的深入论述。本文侧重于研究范式的更迭,兼及作品和相关画史文献资料的公布状况,此一方面是“四王”的研究史回顾,也是中国绘画史学史的“现代”历程。     

华人·华文与新加坡

近来,中国的一些领袖与学者,认为新加坡社会秩序井然,经济发展蓬勃,值得学习。一时,中国上下似乎都有同感。一些人发表言论支持,一些人还特别到新加坡去实地考察,蔚为风气。 新加坡的长处相当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极为有效的司法制度。法令严明;任何被颁布的法令都严格推行,真正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地步。此外,它有一套继承自英国的文官制度。所有公务员都听命于执政党的政策,行政上讲究效率,而且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不可以搞“官僚”,更不可以依势凌人,必须真正成为“人民公仆”。另一点是新加坡具有远近驰名的反贪…     

台湾披露毛泽东任国民党要职时的信函

2005年秋天,马英九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以来,在历史论述上颇为用心。为了配合,台北的国民党党史馆开始积极作为,不仅举办相关历史展览,也主动规划开放珍贵史料,并且考虑以“中山博物馆”的方式向海内外学者开放,以供民国历史专研之用。此构想若实现,这里或将成为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另一权威重镇。     

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

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语境里,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概念先是大体经历了一个摆脱轻视物质、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内蕴进化理念的新的现代“文明”概念——广义的现代“文化”概念,再从另一维度部分地回归与“武化”、物质化相对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的关键内涵,进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建一种新的狭义“文化”概念的过程,最终复构成了一个广、狭义内涵并存的、带有矛盾性的现代“文化”概念结构。这两个重要的现代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当时的中国人运用它们进行社会改革的实践过程。戊戌时期,现代“文明”概念已经在趋新士大夫中逐渐流行开来,并携带一系列现代性主导价值观念,成为维新运动得以全方位展开不容忽视的思想依托;而狭义“文化”概念的出现及其与广义概念的合构,则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这是一条危险的路

今年4月3日,日本政府不顾中国、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对,公然审定通过了有严重问题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将于明年4月新学期开始摆在学生面前。新教科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撰的“新历史教科书”首次问世;另一种是原有7家出版社将按审定结果出版新版本。前者篡改日本历史、掩盖战争罪行、美化侵略战争;后者在日本侵略及其战争罪行的表述上也大幅度倒退。日本政府审定通过上述教科书的举动进一步激起了亚洲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强烈抗议和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