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党建理论研究班的讹传与真相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广东视察时,警告党内人士必须深刻汲取苏联的教训：“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戈尔巴乔夫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鉴”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     

普京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

俄罗斯总统普京执政以来,领导俄罗斯“由乱到治”,走上“复兴”之路。普京政绩突出,威信很高,不仅得到多数民众的拥护,而且被国内最大的政党“统一俄罗斯”视为“精神领袖”。在苏联问题上,普京始终坚持“一分为二”,既肯定其客观存在的成绩,也指出其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普京的评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起先他对苏联的消极一面说得很重,后来则对苏联的积极一面说得较多,最后又总结教训,确认苏联解体是一场“悲剧”。通过对普京对苏联历史及苏联解体的评价的了解,可以从中了解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动向和发展。     

今天的中国让印象深刻——戈尔巴乔夫评论中国改革开放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五十多年前毛泽东说这句话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在中国人眼中熠熠生辉,中国共产党视之为自己的伟大梦想。     

苏联“大清洗”问题争辩的症结及意义

搞清苏联“大清洗”问题必须依据俄罗斯权威部门档案材料。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出于清算“斯大林集权体制罪行”的目的,各自单独统计的大清洗和苏联时期判刑政治犯人数,是在当时条件下的最大值;根据最新材料,其中既有被枉杀的无辜,也有该镇压的罪犯。研究大清洗问题,既要看到“破坏法制、伤及无辜”对苏联社会稳定造成的深层次影响,也要看到在苏联解体中竭力夸大大清洗数据、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重要因素。     

“芬兰化”—苏联对日政策的战略目标

七十年代以来,日本的书刊中出现了不少关于评论苏联对日政策的文章,有些文章指出,使日本“芬兰化”是苏联追求的战略目标。这种看法的出现绝非偶然,一方面,日本各界的有识之士通过长期观察苏联对日本的所作所为,洞悉其意图的结果;另一方面,77年日本特使园田直为渔业谈判访问莫斯科时,柯西金对他直言:“日本应仿效芬兰,采取与苏联睦邻友好的政策”,并说这种“良好友谊”是邻国关系的“榜样”。这次谈话在日本舆论界引起了广泛地反应。“芬兰化”是苏美争霸中苏联对其邻国推行的一种策略。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     

关于苏联联邦制的几点思考

在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中,学术界有“联邦制变形”之说,并把这种“变形”看成是苏联民族问题日趋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认为,对“联邦制变形”问题的讨论不应局限在“变形”的表现和后果上,更重要的是要研究苏联联邦制创立的历史条件与初衷、自身的特点与缺陷,以及联邦制变形的原因。     

台湾与苏联的秘密接触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国、美国和苏联三者之间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台湾和苏联这对看来不可能往来的宿敌,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却有过多次秘密接触。据报道,从1965年到1975年,前往台湾的苏联“秘使”至少有六人,有的多次到台湾。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伦敦晚报》记者身份为掩护,化名为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特务”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此期间他曾三次去台湾,密晤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台湾高层人士。同时台湾也应邀或主动派出“特使”在维也纳等地与苏联“特使”接触。1995年5月21日至25日,台湾《联合报》全文连载了台湾前“新闻局长”魏景蒙日记《王平档案》(“王平”即路易斯的代号),首次披露了这些惊人的秘闻,其中对路易斯第一次台北之行和台苏双方“特使”两次维也纳会谈的记录尤为详尽。     

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之后,1949年底,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访苏联。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字仪式结束后,斯大林举行招待宴会,中苏官员互相祝贺。斯大林关心地问毛泽东,“你回国之后,你本人对苏联有什么需要的地方。请尽管提出来。”当时中国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意味着对西方关上了大门,这样的决策使中国成为苏联的同盟国。中国需要苏联的援助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想到了一件事,举举酒杯,对斯大林笑笑说：“我们对苏联的帮助是衷心感谢的,我的需要么,今天不谈,再说。”     

论斯大林镇压问题研究中的某些概念和方法

总结苏联的历史教训,需要研究斯大林执政时期镇压的全部情况。苏联时期有意使“镇压”一词含义模糊化,要知道其准确含义需做具体研究。苏联当局不承认“政治犯”的存在,《刑法典》中也不存在“政治犯”的概念,用“政治犯”的概念去统计镇压人数不能反映镇压的全貌。苏联解体并非始自揭露镇压人数,滥杀无辜的大镇压本身倒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另外,苏联有关镇压的档案由于人为销毁等种种原因已经不全,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对现有的档案资料需做具体分析。     

苏联战后初期安全保障性经济发展战略是否成功？

苏联战后初期安全保障性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四五”和“五五”两个五年计划,获得好评。一位西方一流苏联史专家赞其保持了“(苏联)头三个五年计划所特有的很高的工业生产年增长率。”苏联学术界既肯定“在重工业加速发展的基础上,自1940年至1652年,“工业生产增长倍”,又指出“农业总产值(可比价格)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这些看法固然不错,不过,笔者认为,判断战后初期苏联安全保障性     

“太上皇”洋顾问李德离开中国之后

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太上皇”的李德,在遵义会议上被赶下了台,作为“局外人”随军长征到达陕北,从事了一段军事教育和研究工作,于1939年夏奉命返回苏联,他的命运际遇又发生了如下重大变化。1李德乘着苏联飞机从迪化（今乌鲁木齐）起飞径直向西北飞时,随着与苏联国土的距离越来越近,他的心底却升起一种越来越沉重的失落感和令人难堪的被抛弃、被驱逐感。他离开延安时是那样地毫无准备和仓皇失措,又是那样地很不想走却不得不走,他深感无颜重见“江东父老”却非见不可,飞机已经飞临世界“红都”莫斯科上空了。当飞机在莫斯科…     

对美政策的成败

多年来,国内一些文章曾把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对美政策概括为“苏美合谋主宰世界”。笔者认为,这一概括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却是不全面和有失准确的。这里拟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实践内容以及苏联是如何寻求同美国的妥协等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AK步枪缘何谢幕

近日,俄罗斯宣布停止采购AK-74步枪。这意味着“苏联枪王”卡拉什尼科夫创造的AK步枪时代行将结束。     

论联盟的解体

1992年12月25日晚7时,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内的苏联总统府,通过电视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他“以不安的心情辞职”。在他20分钟的辞职演说结束后,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几十年的绣有镰刀与锤子的鲜红的苏联国旗,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降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的白、兰、红三色旗。12月26日上午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召开最后     

写作《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1917—1982)》的前前后后

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华大地拂起改革的春风,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苏联体制问题的研究上来。在我国学术界,对苏联文化体制的研究比之于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要滞后若干年。记得1984年秋,当苏联东欧学会在兰州大学举行“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研讨会”,在苏东学界正式拉开这项研究的序幕时,我国在苏联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还是荆棘丛生。荒漠一片。如果说已着手拓荒的话,那只是向纵深辟出了一条羊肠小道。记得正是在那次学术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向苏东学界发出了研究苏联文化体制的呼吁。但呼之者众,应之者寡。何其是“寡”,简直如卵坠深谷,不闻回声。这也是必然的,     

掌控苏联18年的勃列日涅夫

在上世纪,苏联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从此,苏联这座社会主义的“超级航母”成了人们永久的怀念。苏联共存在七十年,历经多位最高领导人,其中有一个人,个人统治时间竟然占到了苏联存在年岁的四分之一强,他便是本文的主人翁—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出席苏共二十一大追记

1958年9月5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决定在1959年1月召开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审议1959年至196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消息传来,在中国国内引起不少疑问：1956年苏共二十大通过的1956年至1960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才执行了三年,为什么要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审定七年计划？中国驻苏使馆反映,据苏方朋友称,“六五”计划执行情况不佳,与其到期完不成,不如搞一个新的长期规划,把“六五”计划的最后两年包括在内,好向党内外有个交代。也有朋友分析,中国的“大跃进”、毛泽东关于中国有可能比苏联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对不甘心成为“落在后头的共产主义者”的赫鲁晓夫刺激极大,他搞的七年计划实际上是苏联版的“大跃进”。随后苏联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宣传苏联加快共产主义建设的文章。1958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七年计划草案并公开发表供全民讨论。计划草案中巨大的数字、宏伟的承诺,使人议论纷纷。对苏联的“洋跃进”,知情的中国朋友大都乐观其成。     

德涅斯特河左岸共和国及其硬币谈

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15个加盟共和国各自获得独立。苏联的解体有着各种复杂的原因。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其中民族矛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有100多个大小民族,民族问题在俄罗斯(苏联)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沙皇俄国有征服少数民族的过程中,不仅采用野蛮的暴力手段,而且大肆鼓吹“大俄罗斯主义”,从而引起少数     

政治运动后遗症与苏联剧变

苏联剧变和解体是由诸多原因引起的。但归根结底,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从历史原因来看,30～40年代苏联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导下连续不断进行的社会政治运动,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严重消极后果,是造成日后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

关于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形成,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当时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美国长期对华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所致。本文不完全同意如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