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信国旅独家邮轮包船盛大启航

目前,在吉隆坡举办的2005—2006年度马来西亚旅游奖的颁奖典礼上,亚太地区最大的豪华酒店集团——香格里拉荣获“旅游部长特别奖”。这项殊荣肯定了该集团为马来西亚旅游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香格里拉酒店集团行政总裁及董事总经理安梓华代表集团接受了由马来西亚旅游部长拿督东姑安南先生颁发的这一奖项。     

刘伯承与1958年军队院校反教条主义运动

1958年,我军掀起了一股反教条主义之风,把南京军事学院作为重点,将矛头指向刘伯承院长。我原是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员,对整个反教条主义过程,我都亲自经历过。这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多年来,一提起此事,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近来,我翻阅了一些资料,特撰写此文,以表刘伯承同志的高风亮节。     

忆唐生智派我游说樊钟秀参加反蒋战争

1929年冬,唐生智发动反蒋战争。为了扩大反蒋联合战线,唐生智派我（时任唐部参议）去联络樊钟秀共同起兵反蒋。唐之所以要派我去,一是我以前任陆军测量局局长时曾驻在开封,对河南情况比较熟悉;二是我认识一些豫西大寨子里的当家（即占山为王的杆众首领）,可以得到他们的保护和帮助。     

“文革”中我曾被假枪毙

<正>1966年8月24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就在这天的一大早,我被红卫兵从单身宿舍的床上拖了下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脖子上就给挂了一块"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牌子。顿时如坠五里云中,脑海里立即闪出了几天前戴高帽子挂牌游街的那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狼狈相,想不到今天我也会成为其中的一类。     

怀念马寅初先生

马寅初先生（1882--1982）,浙江嵊县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先父先母裘绍（继美）、尹维峻,和马老很早相识,从而我也很早同马老往来,并且于解放前的1946—1948年夏,我和马老一起在杭州有一段共同从事反蒋、反内战斗争的经历。     

我所知道的平乐中学“三·二九”运动

正日本法西斯投降以后,1946年3月29日爆发的平乐中学"争民主、反内战、反迫害"的"三·二九"学生运动,震动全省,也引起我地下党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我当时还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广西高等法院平乐第七分院的监狱中,是我原来临阳抗日联队的年轻战士、当时平乐中学的高中学生党员肖含艳来探监的时候告诉我,我才知道的。     

回忆我的父亲高庄教授

我的父亲高庄教授于 １９８６年４月 １２日去 世,走完了他８１年的坎坷人生。他青年时期投身革命,解放初期参加了国徽的塑造。此后他因敢于直言而身陷困境,被劳改３０余年。他那平凡而又传奇的经历,成了流淌在我心中一首难忘的歌。 父亲带我投奔解放区 １９４６年秋,父亲应徐悲鸿先生之邀,赴北平国立艺专执教。那时我才６岁,母亲早在生我的时候去世,我是在江西保育院中度过了幼儿时期。父亲路经江西把我领回,从此,我们俩开始了共同的生活。１９４７年５月末,北平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进步师生举行了大…     

三位名教授掩护我脱险

1947年夏,“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这时,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戡乱”总动员令。次年,又颁布了一系列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法令措施。接着在北平、南京、天津、成都、重庆、上海等地,相继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当时,我在清华大学社会系学习,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我既是进步组织“剧艺社”的活跃分子,又被选为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大会的副主席。在“8·19”第一批黑名单上就有了我。当天中午,地下党党支部的周广渊通知我．先进城到亲戚家躲避一下,组织上会与我联系。他特别叮嘱说：“你必须…     

走在艰难平反路上的一年

（一）要求平反我的案情 1978年,我是在艰难平反路上走过来的。平反什么呢？这就得稍微谈一下有关情况。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声势和规模都超过1957年反右派的反右倾运动。由于我跟被毛主席在庐山封为“军事俱乐部”副帅的张闻天工作过十多年,所以经过批斗被定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处分,随即长期下放。     

“文革”中我曾被假枪毙

1966年8月24日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 就在这天的一大早,我被红卫兵从单身宿舍的床上拖了下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脖子上就给挂了一块“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牌子。顿时如坠五里云中,脑海里立即闪出了几天前戴高帽子挂牌游街的那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狼狈相,想不到今天我也会成为其中的一类。     

日寇在东北用种种手段对付居民

敌寇对我东北的压迫残酷得无以复加。除对“抗日反满分子”实施惨无人道的屠杀外,更有种种手段对付一般居民,使我同胞丝毫动弹不得：     

逃离虎口

1947年,我是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的学生,我父亲梅龚彬则是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我们全家都住在当时广州中山大学的所在地——石牌。当年5月,全国各地追随北京掀起了以反对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内容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5月30日,广州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决定疯狂进行镇压。他们认为我父亲是这次群众示威游行的幕后组织者(事实上,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第二天凌晨,国民党特务和军警闯入石牌,到我家逮捕了父亲。正当我家陷入束手无策的时候,来了一些进步学生,他们听说国民党特务到     

回忆我在河南的战斗岁月

我于1916年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万硕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失去父母。1930年,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此后亲历了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八十三张反动标语案

我是"八十三张反标案"中六名"案犯"之一,且是最年轻的一位,书写、张贴标语时仅17岁。45年前,我与钱万胜、唐玉振、张振起、尹宏、冯宗臣,于1967年10月3日深夜在滦县老城城关贴完"反标"的第二天清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滦县西关部队的辛团长亲自指挥4814部队的两个分队,一队封锁进城赶集的各个路口,一队迅速揭下所贴之"反标"。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有人竟敢贴出了《告滦县人民书》及"文化大革命坑国害民"等标语,不啻晴天霹雳,震惊全县,波及周边。"八十三张反标案"遂成为196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揭发张闻天，我至今无法解脱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再一个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干校挨斗记

斗、斗、斗,斗到最后斗、批、走。1969年9月下放干校．1970年 初又斗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直到四年后离开干校。唉,倒霉事全让我碰上了！我说我不是“五一六”,专案组说我负隅顽抗,“瓮中捉鳖,你跑不了啦！”军宣队说：“中央已经有你的名单,敢不承认？”“不承认就是反军！”后来竟威胁说：“再不承认,苏修打过来首先枪毙你阎纲！”反军的罪名担当不起,只好招认,“军宣队进驻以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是‘五一六’。”话音未落,招来革命群众的一阵讪笑和最革命的群众的一顿毒打,说…     

隔壁,对门

我一边写文件一边沉浸在《我要反三俗》的相声里,郭德纲扯着嗓子说:“他连街坊都不认识,还考虑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顿时自省地想到自己。     

我的“三反”铁证的肯定与否定

这里说的“三反”,不是1952年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我在而立之年有幸躬逢史无前例的“革命”,荣获“三反分子”的桂冠,蒙受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的洗礼,实在是人生难得的际遇。     

我家的“阶级敌人”

我家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样样俱全,但个个都是冤案。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每当读到被极左势力所伤害的受难者的冤情时,总会联想起我家的冤情来,心里暗暗流泪。旁及我耳闻目睹,许许多多普通受难者的冤情,并将其与大背景大人物联系一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难以人眠。说说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担心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戎冠秀获“子弟兵的母亲”称号经过

记得是在1943年12月。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对敌斗争的艰苦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扩大占领区,集中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残酷的秋季大扫荡。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边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经过3个月的奋战,终于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