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三碰蒋介石

在蒋介石所阅读的报刊中。《大公报》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办公室、公馆内和餐厅里,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随时翻阅。《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向王芸生交底:“你在报上骂谁都行,就是不要碰蒋先生。”开始王芸生对这一劝告视若神明,加之1934年夏,王芸生应蒋介石之邀,到庐山为其讲课,蒋虔诚地称王为“老师”,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因此王芸生对蒋有过幻想,亦有为蒋开脱的言论。后来通过事实,王芸生对蒋介石的真面目有了些认识,那么在报上碰碰蒋先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随之沦陷,《大公报》香港馆被毁,总经理胡政之等人困在香港。这时已任总编辑的王芸生在重庆找到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请他设法营救。陈很     

王芸生:起伏跌宕的报海生涯

正王芸生原名德鹏。"芸生"这个名字是他1928年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王芸生说:"芸生者,芸芸众生之谓也。"于是便保留了这个名字。贫苦发奋的少年王芸生,1901年出生在天津一个贫苦人家,为了"改换门楣",父母决定不再让王芸生像他两个哥哥那样碌碌无为,家里省吃俭用,供他上了4年私塾。后来,实在供不起他读书,13岁的王芸生到一家茶叶     

王芸生与《大公报》

看到时下新闻工作者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曾任《大公报》总编辑、社长的王芸生先生的一段谈话。解放后,周总理有一次问王芸生:多年来,《大公报》培养出许多名记者,有什么经验?王芸生笑着说:报告总理,我没有什么经验,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三个字:"发路费"。王芸生所说的"发路费",也就是鼓励记者走下去,深入采访,放手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不作过多干预。这样,写出的报道自然会有创     

抗战时期王芸生与国民党的三次冲突

1941年9月6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病逝后,其继任者王芸生(1901-1980年)主持言论大权.王芸生与张季鸾相比较,与国民党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言论尺度有所放松,表现出与国民党相矛盾的气氛,以至连续发生了"拥护修明政治案"、"看重庆,念中原"和"爱、恨、悔"等三次冲突,在当时陪都重庆引起不小的"风波".在这期间,蒋介石对王芸生颇为嫉视,感觉王芸生主持<大公报>言论态度不称他的心意.     

王芸生的历史感

前几年,因为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会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与其子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１９４９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５０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作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的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 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 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 …     

《大公报》与“反美扶日”爱国运动

1948年中期,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动了一场对《大公报》气势汹汹的围攻,对《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进行公开叫骂,并且罗织了种种“罪状”。要害之一,认为《大公报》发动了“反美扶日”运动。1948年7月19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王芸生之第三查》的社论,它说:“……第二查,查出1947年3月以后到今,王芸生君以《大公报》贡献于反美扶日运动。”国民党把国统区内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美扶日”运动的所谓“罪状”,归咎于是受《大公报》“煽动”。当然这也言过其实。不过,抗战后《大公报》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作了许多如实报道,并且还作了许多实事求是的评论。     

知识分子“投诚”的宿命——杨奎松谈书生与政治

1949年2月,在海浪颠簸中难以安眠的王芸生面色蜡黄。在这趟中共为他安排的从香港北上解放区的旅途中,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天津《大公报》宣布更名,揭旗造反;接着,中共对《大公报》的态度再次“升级”。政治定性其为“彻头彻脑的一张反动报纸”。     

民国大文人王芸生和陈布雷的不同结局

在民国时期,中国有两个文人引人瞩目,一个是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1890-1948年）,一个是《大公报》的传人王芸生（1901-1980年）。他们作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着共同的“文章报国”的志向,他们曾是同行、朋友,但又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不同的归宿。早年的不同经历陈布雷1890年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的一个富庶家庭,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1911年,他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哲史政法科,精通外文、史地、法政、国际时事等新学科。王芸生的幼年经历与陈布雷截然不同。王芸生1901年出生在天津乡下的一个穷工人家庭,只念过几年私塾。10岁时,因…     

世间自有真情在——《一代报人王芸生》出版后

由北京硕良文化发展公司策划、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代报人王芸生》正式推出后,在北京南城《大公报》原址四周散居的一群大公报老人中,引起了不少的反响。作者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委托张遵修女士将书送给了一批老人,没有送到的老人也竞相争购。此情此景令刚从医院“化疗”出来的作者很受感动。不想,这些年逾花甲的老人(大多数已超过八十),大多连夜阅读。老人们说,虽然此书写的是王芸生,然而王芸生是《大公报》在40年代两极决斗时期的言论主持人,他那个时期的言论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他们认为,作者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把极“左”…     

一代报业宗匠王芸生

王芸生是我国卓越的老一辈爱国报人,长期主持《大公报》编务,笔走龙蛇数十年,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毛泽东在重庆同他初次见面就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解放后又风趣地称他为“大公王”。史学家唐振常认为王芸生不愧为一代报业宗匠,又是著名的政论家,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家,早在３０年代他就写了２００万字的７卷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研究日本问题的文章,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参考价值。 王芸生逝世于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０日,离开我们已经２１年,２００１年是他百年诞辰,笔者谨撰此文缅怀前贤,并望迟迟未能出…     

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访谈录(连载一)

王芸生28岁办《大公报》,终其一生与之紧密相连。40年代主持笔政,“文人论政”,为他赢得了煊赫的名声;解放后出任社长,虽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历经坎坷,但得以善终,并有机缘一吐心府之言。《纵横》杂志主编许水涛采访王芸生次子王芝琛先生的《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一文,读后令人大开眼界,感喟良多。     

周恩来与王芸生交住二三事

王芸生1929年夏进入天津《大公报》,从记者到总编辑、社长,直到1966年北京《大公报》停刊,几十年来服务于报业。他一生接触过许许多多的各界人物,然而,他与周恩来的交往却是从一场“笔墨官司”开始的。     

国共两党斗争中的《大公报》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直到今天仍在香港特区继续出版。如今它已度过跨越两个世纪的百年寿诞,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史上,算得上是一大奇观。评说与考证《大公报》领导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百年沧桑》,作者是中国杰出的政论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的哲嗣王芝琛。我觉得对《大公报》是一份厚重的百年纪念贺礼!     

王芸生在《大公报》

一王芸生是新记《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在他手里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议政”的传统,当然也是他参与掐断了这一传统。他的文字热情洋溢,视野开阔,气魄宏大。老大公报人李纯青说他的文章“长处是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泻”,“那时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观”。陈布雷夸奖他的文章“得张季鸾十之八九”。重庆时期,张季鸾在读了他写的一篇社论后由衷地赞赏说:“我要写也不过如此!”无党无派的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这样评价——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     

特立独行的记者赵敏恒

民国时期的新闻界,人才济济,精英迭出。近年来,史量才、王芸生、张恨水、张友鸾、成舍我、恽逸群等人的事迹屡见报端。然而,还有一位著名记者却由于种种原因而长期以来鲜为人知,他就是赵敏恒。直言顶撞国民党政要张道藩赵敏恒,江苏南京人,1904年生,自幼聪明好学,     

特立独行的民国著名记者赵敏恒

民国时期的新闻界,人才济济、精英迭出。近年来,像史量才、王芸生、张恨水、张友鸾、成舍我、恽逸群等人的事迹屡见于报章。然而,还有一位著名记者却由于种种原因而长期以来鲜为人知。他,就是赵敏恒。一赵敏恒,江苏南京人,1904年生,自幼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又有远大抱负,曾被从     

徐铸成与《大公报》的恩怨

徐铸成(1907—1991年)是名副其实的报人,一生中有60年都奉献给了新闻事业。先在《大公报》,是继张季鸾后,由该报理监会通过任命的两位总编之一(另一位是王芸生)。后到《文汇报》,更达到事业的顶峰。近年有人著述《大公报》史而曲意回避徐铸成,然而这无法磨灭他为《大公报》消磨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和再版

近70年前由天津《大公报》出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七卷本)是一部集中日关系史料与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史论专著。它成书于抗日烽火乍起之时,再版于中日关系正常化之日,与20世纪中日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作者王芸生(1901—1980)是《大公报》记者,因著此书而成为中国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家和日本问题的政论家。王芸生自幼家境贫寒,虽只上过几年私塾,却奠定了很好的古文根底。他在做茶叶店和木行的学徒时,抽空阅读仅有的几份报纸,了解了许多外界的新闻,也被记者职业所吸引。为此,他辞掉学徒工作,整天埋头写作投稿。他写的多是针砭时弊的政论…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集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学者于一身的安子介

安子介,祖籍浙江定海,1912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安子介和几位好友自上海到香港,披荆斩棘,建立了香港早期的纺织工业。六七十年代,安子介历任香港棉纺业同业公会主席、工业总会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至今他仍继续担任东南亚最具规模的纺织和制衣联合企业——南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曾代表香港到世界各地拓展贸易和争取权益,足迹遍及五大洲。为表彰他在国际贸易方面所作的贡献,英、法、日三国政府都曾颁发予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