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山水寨沟汉画像砖墓

山水寨沟汉画像砖墓,位于新郑县城西约10公里的辛店乡山水寨沟村东岗上。1989年1月,该村农民在建房时发现。我所即派人前往调查,发现墓口已被挖开,墓顶填土被起走,随时都有被盗掘的可能。我们一边将此情况向上级反映,一边派人进行保护。3月,我所对该墓进行了清理。清理结果简报如下。一、墓葬概况该墓为单室子母砖券墓,由于填土已被农民盖房时挖去,所以地层情况不太清楚。墓门南向,墓道残存1米多,斜坡式,前窄     

夏札平措康萨

猛然地,一座庞大的石头房子,截住了我的视线。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好久,我才挪动脚步,向着这扇木头的雕花大门走去。 大门开着。院子中间的井旁,站着汲水的人们。从衣着上,我分辨出了康巴人、工布人、藏北人、还有拉萨人。他们好奇地看着我,眼里跳动着不安或者说慌恐。我已感受到了他们被贫穷所累,这儿只是他     

音乐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德国作曲家贝多芬曾说过: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渗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自拔的苦难。每每看到这句话,我总是在想,如何让音乐中的智慧和启示走进课堂呢?的确,音乐会给人无限的遐想,悲伤、快乐,甚至颓废,但是它的道德意义往往被我们所忽略。尤其在中学音乐教学中,其中的"德育渗透"已被列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因此我认为音乐教育离不开"德与人"的教育。     

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

一九四四年四月,前四川大学修筑校内自荷花池至锦江(俗称府河)边的道路,于抵达江边约五六十米处发现小型墓葬四座,其中三座(相连的)为小型南宋墓,其一即出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唐墓。当时我同杨有润同志前往清理,费了一天的功夫将此小型唐墓清理完竣,惟以天色已黑来不及将人骨架取出,俟次日清晨再往取时,已在夜中被人扰乱打碎,墓底砖已被掘起。此墓中的文物虽已全部取     

从梅贻琦说清华

清华大学,已历百年。有些话要说。被一些人称之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梅贻琦,是我的五太姨夫——他的夫人韩咏华是我奶奶韩俊华的五妹。梅贻琦因在1949年前离开当时的北平去了美国,后又创办台湾清华大学,其间,还任过教育     

背井离乡繁华梦

2010年在吉布提。我曾看见过六个人背着很少的行李穿越早已干涸的大巴拉湖。湖床已被黄沙覆盖。我问同事。他们这是要去哪里。同事回答说,他们很可能是去也门找工作的埃塞俄比亚人。两年后,这次是在埃塞俄比亚。我很惊讶地在机场看见了一群年轻漂亮的姑娘。少说也有1000人。我问一个服务生这是怎么回事,她解释说。那些姑娘都是签了劳工合同要去阿拉伯半岛国家打工的。     

红卫兵留在我身上的印记

我年逾古稀,肩背上的斑斑鞭痕,时常勾起我痛苦的回忆。40年前,那恐怖的1968年,即"文革"第3年,那场噩梦,使我心惊肉跳!我差一点被学生活活打死!一天,本校红卫兵谢仲光率其兄等三人,突然闯进我的家,不由分说,抓捕我回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事后,据知内情者透露,他们已作好部署,半路上要把我掐死弃尸河里。那时,湖     

史所长和“汪干事”

正史所长和汪干事是我在"文革"时期的广西象州县看守所认识的两个人。我与史所长的第一次见面,要追溯到40年前。那时"文革"正进行得风起云涌,到处是硝烟和血腥味的1968年8月的一天。其时,我是因到自治区首府——南宁申诉我的问题而被当成"五一六"分子,送回我的家乡象州县看守所收容审查的。在此之前,我已在南宁、柳州的临时收容所被收容了半个多月。在那里,不要说洗澡,就连能洗帕脸也是奢侈之     

但开风气不为师——我所认识的胡适之先生

前年我去看电影《梅兰芳》,在等待进场时和身边的人闲聊,我问：“你们看过梅兰芳先生本人演的戏吗？”被问的人异口同声,都说：“没有看过。”这也难怪,梅先生1961年逝世,距今已近半个世纪,曾亲见他演出的人自然不多了。这使我想到胡适之先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先生在中国可是个大大的名人,他倡导文学革命,主张写白话文,并带头写新诗;他宣扬民主自由,讲究科学,反对迷信,     

《以诗之名》:唤醒记忆中的爱与乡愁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台湾诗人席慕蓉首部诗集《七里香》里的诗句,曾被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奉为爱情的圭臬,记录并见证了他们的青春岁月。在许多人记忆里流淌的,岂止是她温润哀叹     

读编往来

没有文化内涵的春节还是真正的春节吗?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从小在城市长大,对民间祭祀了解不多。阅读了贵刊总第九期中关于春节祭祀的专题,我被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祭祀内容和仪式所震撼。我没有想到,在这个物欲横流、很多人都已缺失精神信仰的年代,西南地区还有像佤族那样的少数民     

我参与黄河决堤的那些抗战经历

正我是这样走上抗日战场的我叫黄仲才,是贵州遵义市新舟镇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我当时才13岁,在遵义县新舟镇(现属于新蒲新区)农村放牛,新舟的保长让我去遵义县政府送公文,我到县政府后,就被县政府的兵扣押了,我才知道被抓壮丁了,当时父亲都不知道。我被抓壮丁后被编入新八师,新编第八师(简称新八师)是1935年4月由原黔军二十五军改编而成,师长蒋在珍是遵义桐梓人,参谋长朱振明也是遵义人。     

山寨情歌(彝族)

太阳有太阳的明亮;相亲相爱的人哟,-旁人的闲话莫理它。思念留在心上美丽的鲜花被人采走了,花的姿容还留在山上;碧绿的树叶被风吹走了,枝枝杆杆还留在老地方。心上的姑娘被人抢走了,痛苦的思念留在我的心上。一天两样厚不过脚下的大山,薄不过写字的纸张,阿妹哟,叫人难猜你的心思,昨天你才结好我琴上的线,今天你就对别人的弦子唱歌。我有一个好妹子我愿弹起欢乐的调子,是我有一把好弦子。唱出甜蜜的歌子,是我有一副金嗓子。生活这样欢乐和幸福,是我有一个好妹子。我愿变成一把月琴,天天被你抱着。我愿变成一片绿叶,吞夭被你含着。旁人的:闲话…     

声音

那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我是第一个遭到这种程度羞辱的人。那简直是一次强暴跟着一次强暴。我成了世界上最耻辱的女人。被人骂作蠢货、荡妇、妓女,被断章取义,这让人痛苦不堪。身处舆论漩涡真的令人恐瞑。我想,这很大程度上也和我是个女人有关。     

哀炳泉兄惨殁之所思

一 　　1969年秋,在所谓“预防苏修突然袭击“的号令下,中央在京各机关被认为不可靠的大批干部,纷纷被发配到外省、市闭塞农村的“五七干校“;我本人在内的家在京津沪这样“命脉城池“的“二劳改“政治犯们,更被押上架着机关枪的一列列火车,解到了山西古城曲沃、晋城、太原等地.不久,我在太原北端为太原钢铁公司修铁路抬钢轨,耳闻新华社许多“有问题“的人,也先后被押送到山西南部运城地区农村的“五七干校“,其中就有曾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已“摘帽“的李慎之、李耐因等同志,却没有曾从事过地下工作而在“文革“伊始便被贴上“叛徒“标签的李炳泉兄.我暗自为炳泉兄庆幸,以为笼罩在他头上的阴云已被驱散.……     

非常满意

早上7点半,我被手机铃声吵醒。那头的中年男子说是热水器安装师傅,下午1点钟上门,问我是否在。热水器是否已送到。跟他说送货人员最迟中午送到,心里却惴惴：万一不靠谱怎么办,安装师傅都很牛气,可不太好让他们等。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多余,热水器按时到了,安装师傅到3点仍不见人影。忍不住拨电话问：到哪了？师傅有点烦躁,12点就已在小区,还在另一家打孔呢,要不你们先找人把排烟孔扣了吧？我拒绝：我怎么知道在哪里打合适？     

我偷过一把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忆旧

人的行为如果跟“偷”字联系起来,终归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但近日反思人生,总忘不掉我的一件劣迹,那就是我确曾怀着忐忑乃至恐惧的心情行过一次窃,虽然偷的只不过是一把生糠。 事情发生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当时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然,现在有人说那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或者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这种问题做结论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只知道,那时举国上下都已勒紧裤腰带了。承蒙组织信任,我作为浩浩荡荡的河北省委工作组的一员,被派赴旱灾严重、反动会道门猖狂的邯郸专区去抓“三类队”。所谓“三     

我的老师林同济

林同济先生1980年11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访学时谢世,距今已近25年了。他是对我影响最深远的老师之一。他激起了我一生对精美英语散文的热爱,对莎士比亚的热爱,对国际政治的兴趣。虽然我没有他的照片,在我们1965年毕业的照片中,也找不到他的影子。他似乎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了。     

总统“头号接班人”

"季玛,别坐得那么远,离我再近些。"在一个媒体见面会上,普京总统高声召唤着远处的一个人。这个被普京以昵称称呼的人,就是现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圣彼得堡帮"中地位仅次于普京的二号人物。俄罗斯人发现,梅德韦杰夫与普京的关系几年来不断"再近些",如今已成为"公认的头号接班人"。     

首回“文革”(下)

（七）林彪事件和批极左思潮好不容易熬到了１９６９年党的“九大”召开,中央部署落实政策,我们一批因有种种“问题”已被报社编入另册、等候被扫地出门的人,又被陆续调回编辑部安排了工作。我被安排在“毛泽东思想宣传组”。离开编辑岗位几个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办公桌上,当时确实有重回党的怀抱之感,心情竟然十分激动。回想两个月前我被编入“另册”后,已经做好了下放干校劳动的思想准备,只是担心孩子们还小,家中又无老人照顾,留下他们孤苦伶仃,一想起不免心酸。如今我又回到了工作岗位,而且由于新手多,诸如搞综合、修改重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