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当年制止大串连内幕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其中有少数从长沙、哈尔滨等地来的学生,被请上天安门,并安排在大会上讲了话。这就揭开了红卫兵大串连的序幕。 毛泽东认为学生串连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他在８月３１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表明了支持大串连的态度。消息一见报,刚成立的北京“红卫兵二司”立刻决定派三四千人到全国各重要地方,特别是上海、新疆等地串连,就地发动群众,开展“文化大革命”。紧接着,全国各地的学生,首先是离北京近的交通方便的大中城市的学生涌入北京,一天就有几万人。北京各大中小…     

“文革”中的独创名词

“红卫兵,大串连” 当时一批参加保卫毛主席运动的高校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戴上书有“红卫兵”三字的红袖章与外地学生进行联络,叫做大串连。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院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加文革活动的通知》,文中还拟定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贴费。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学生倾巢出动,涌向京城闹革命,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     

“文革”一幕:周恩来制止大串连

这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其中有少数从长沙、哈尔滨等地来的学生,被请上天安门,并安排在大会上讲了话。这就揭开了红卫兵大串连的序幕。毛泽东认为学生串连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好形式。他在8月     

“保卫焦裕禄”的演出经历

1966年11月12日,湖南省戏剧学校话剧科的十几名学生组成了“韶山-北京长征红色宣传队”,我是队员之一。我们在毛主席故居前宣誓之后,开始了3400多华里的“长征”。对这个小小的集体而言,步行串连既可以经风雨见世面,也是一种表忠诚的行为艺术,还是一种回避和逃避。阶级斗争太复杂了,形势瞬息万     

我的“长征”

正"文革"初期,我与三位同仁带领黔南半农半读师范学校的14位学生,学习红军长征精神,进行步行串连。我们原准备从遵义经延安走到北京,后因中央下文停止串连,只走到陕西宁强便停止前进。行期两个月,行程3千里,留下了一本《"长征"日记》、三本叙述"长征"详情的家书和十几张黑白照片。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把它整理出来,再现那荒诞年代的这一真实步履及其前因后果,重温青年时代那远去的冲动和热情。尤其是"文革"初期的"长征"事象,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之前未有     

串连井冈山

荒唐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30多年了,然而其间所发生的许多事件仍令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者不能忘怀,时不时要在脑海中闪现。1966年,我15岁,正在读初中,"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年8月到11月,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8次接见全国去北京进行串连的红卫兵。全国大、中学生,欢呼雀跃,都把去北京见毛主席当成"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随后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革命大串连的狂潮。一批批红卫兵打着红旗,背着背包,唱着毛主席语录歌,奔向井冈山、韶山、延安、广州、上海、北京……     

从狂热到怀疑——我的“串联”经历

1966年,我在北大经济系读书。当时全国“革命”热情高涨,各地“大串联”热火朝天。这种情势下,我们经济系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和物理系的几个朋友也响应党中央“步行串联”的号召,组成“新北大井冈山长征队”,激情澎湃地策划步行去井冈山这个革命圣地“朝圣”。     

文革步行串联日记（贵州部分）

11月5日 前几天我参加了“东方红”长征队,这个队的路线是南宁-遵义-延安-北京。我感到脚痒痒起来,然而却没有动,因为顾虑还是有的。     

亲历“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1963~1965年期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十条》和《二十三条》指示,在我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参加了由公安部和山东省公安厅组成的工作队,去山东曲阜姚村公社姚村大队薛村生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工作。在当时和尔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参加“四清”工作对个人来说也十分重要,不仅要写进人事档案,连“户口簿”上都有记载。我的户口自1964年1至8月,曾迁移到曲阜又迁回北京。因为那会儿还没成家,是集体户口,由单位给统一迁出与迁入。若干年后,从户口簿变动栏的记载中,才知道当年搞“四清”,我是带着…     

70年长征记录盘点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的不同版本该书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1935年秋所作,最早于1936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上。当时为了更便于在国统区流传,作者署名“廉臣”。作者在书中假托自己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后跟随红军一起长征。由于文章讲述了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情况,一经发表便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并很快流传到国     

气势磅礴的毛泽东诗词

说起长征,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毛泽东的长征诗。他的诗不但记下了长征中的重要事件,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毛泽东长征诗的序曲,应该是《清平乐·会昌》。那是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后,当时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仍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了中央红     

回想当年大串连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亲手掀起了席卷神州的红卫兵大串连狂潮。当年正读"大三"的我,曾经怀着狂热的忠诚两度串连,留下了属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迹,也成为人生厚厚的案卷之中一页发黄的文档,让人回首和反思。     

“长征”一词谁是首创者

高华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发表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一文中说：“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毛泽东的《长征》诗（1935年10月）和他论长征伟大意义的报告,无疑对“长征”一词的传播和影响是广大和深远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长征”一词是毛泽东首先使用或首创的。     

王旭明 教育部的公关经理

王旭明认为,萨哈夫(萨达姆的新闻官)在他的国家几乎垮台的时候,用自己的嘴战斗到了最后一刻25年前,王旭明“托关系走门路”进到北京南城的丰台七中当上了语文老师。当时他是个不愿意进政府部门、怀里揣着屠格涅夫的《罗亭》的小年轻儿。小王被派去带一个出了名的“乱班”,学生们也就比他小个七八岁。王老师对他们说“要违反纪律,行,你们就在我的课     

社会主义文艺的堡垒——贵州省话剧团

贵州省话剧团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赣东北军区文工团,后改名“二野五兵团文工团”,随部队解放贵阳,先后改称“贵州省委文工团”、“省人民文工团”和“省民族歌舞团话剧队”。从1951年开始,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演出的主要剧目有《小二黑结婚》、《龙须沟》、《妇女代表》、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

研究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情况,对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完全必要的。“当时称长征不叫长征,叫转移。因为并非予定了要走二万五千里,只是要先转移到湘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再作计议。”因此,“战略转移的准备”的提法更为确切些。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经过长时间筹划”的。“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1934年8月初,不但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     

读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

据1966年全国在校大、中学生的统计,大学生为53万4千人,中专生为47万人,中学生为1249万8千人（燕帆,《大串连》,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如此庞大的青少年人群,因“革命”而有资格、有机会“乘车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称“三免费”）在以北京为轴心,以各大省会城市为连贯的天南地北间或奔走呼号,或游山玩水,不仅是文革运动的卓诡,恐怕在人类迁移史上也属特异的绝殊。     

我任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日子

临阵点兵,要我们立即为接待大串连红卫兵做准备1966年8月1日,毛主席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表示鼓励和支持,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发展起来。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首批接见了天津来京的红卫兵,更激发了全国各地红卫兵争相来京学习、参观“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显然周总理早已对这一形势有所估计,他让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副秘书长徐明（女）,8月19日连夜召集紧急会议,点名要我立即为接待各地来京大串连的师生作好准备工作。我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旧市委”被咂烂,组建“新市委”时,由国防口调到北京市来…     

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内幕

今年10月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正是有了当年这史诗般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才有了今天的共和国。当年将红军视为“心腹之患”的蒋介石费尽心机,以几十万大军对红军长征进行围追堵截,最后终以红军的胜利、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而告结束。蒋介石对长征红军的追堵是如何部署的?又是如何失败的?在这可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将当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南昌行营中将副厅长晏道刚所回忆的《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内幕》刊登出来,使读者从另一个角度了解红军长征胜利之必然(限于篇幅,主要节录蒋介石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经过)。     

1965～1975:《长征组歌》的十年

1965年,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在病房里流着眼泪用了3个月时间写下了八九百字的《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为了把《长征组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