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三大笔杆子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虚妄，理智最终战胜狂热，“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究竟如何呢？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说当时的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一、闯入禁区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给院党委贴过大字报,给工作组也贴过大字报,是北航“红旗”红卫兵。 “文革”前,我对林彪并不太注意。后来学习“突出政治论”,才有较多注意。对他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很信服,很佩服,赞赏其中的谋略、逻辑和智慧。但是对“突出政治论”就不敢恭维了,愈学愈反感。     

拯救“文革”博物馆

一位退休副市长凭借个人良心和声望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十多年来勉力维持,困境重重。像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政治压力、个人良心、现实利益、乡土逻辑、宗族传统、法治观念在这里较量着。捍卫者对“反思文革”也有不同理解,他们相互审视对“文革”的反思本身,是不是摆脱了“文革式”思维     

文摘

当代中国史学思潮 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4期上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文章说: “‘文革’结束到20世纪末,我国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就史学思潮而言,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下降,多种思潮竞争,史学思潮的多元化正在逐步地实际形成。” “文革”结束,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刘国新一、“文革”史研究的一般情况（一）“文革”史研究的起步国内对于“文革”史的研究起于何时,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文革”结束的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就开始了。当时,一大批亲身经历“文革”的人开始讲述自己在“文革”中...     

毛泽东曾想培养张春桥接班

“文革”前,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资历、人望俱不足道。在“文革”中,张春桥青云直上,一下子跻身中国政坛最高层,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文革”十年的政坛上,张春桥高居“中央首长”之位,翻云覆雨,兴风     

“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可能会引起一部分读者不同的意见：“‘文革’这场灾难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你们为什么抓住‘文革’的错误不放!?总喜欢在我们自己的创口上撒盐巴!?这不大符合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精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很赞成我国一位领导人最近在会见外宾时说过的一段话：“一个民族要不断进步,就必须及时经常地检讨自己,总结经验,既要看到已取得的成绩,又要正视出现的错误,更要记取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切实改正错误,改善工作,改革一切阻碍发展的不合理的体制。”我们认为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非常正确的、语重心长的、有重要的现实与深远意义。我们希望那些有不同意见的读者看了这篇令人心痛的文章后,能从积极的方面来思考这篇文章的价值,“要记取付出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令人痛心的“文革”或改头换面的“文革”今后绝不可以在我国再出现了。这是我们为什么要郑重地发表这篇令人惊心动魄的文章的原因：     

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历史课题——国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关系的研究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文革”的起因、社会后果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国外“文革”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革”结束30周年之际,探讨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反思“文革”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吸取历史教训以及坚定改革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革中的荒唐事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是充满血腥、荒唐的一段历史,我们这些从“文革”走过来的人有责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文革”的丑陋和邪恶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从中接受教训。“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写下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气和可悲。这些事,儿辈或许多少知道一点儿,孙辈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为奶奶为他们讲“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这些血泪斑斑的残暴行为命名为“文革逸事”,让后人来评说吧。     

“文革”中的李敏和毛泽东

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国防科委机关任参谋工作。自此,我们一直共事了十多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机关,其中有十年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度过的。李敏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对李敏的认识也是从“文革”前后开始的。“文革”之后,李敏和我谈起她从学校到国防科委机关后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我的部主任姚文元

姚文元,“文革”时期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本文作者系《解放日报》资深记者、编辑,在20世纪60年代与姚文元有过共事的经历。本文为我们讲述了“文革”前同事眼中的姚文元．     

上“干校”,绝顶荒唐的所谓改造

多少干部和知识分子“文革”中上过干校,个中酸辛皆有体味。“文革”前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后任总编辑的李庄撰写的这篇文章,既描写了他所在干校的众生相,又记下了他自己的委屈、迷惘、深思和领悟。通俗如话的文字,貌似随手拈来的所闻、所见、所感,留给读者的却是为人、处世、立业、治国的思考。     

我的部主任姚文元

姚文元,“文革”时期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本文作者系《解放日报》资深记者、编辑,在20世纪60年代与姚文元有过共事的经历。本文为我们讲述了“文革”前同事眼中的姚文元．     

也谈上海的“小内柜”惊波

最近我读到郑重先生撰写的一篇《翰墨丹青故人情》文章,又把我带进“文革”后期至“拨乱反正”初期,那个让人难以忘却的年代。     

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

荒唐的岁月，荒唐的景象“文革”期间，大字报满天飞，形形色色的红卫兵小报铺天盖地而来，文章对种种畸型的现象有生动的描述，又对这种种观象有深刻的分析，发人思索。     

与黄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

手头有一张“文革”期间拍摄的黑白照片,是我与已故中顾委常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镇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留念。照片虽已微微发黄,但照片上那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以及黄镇那将军大使的风姿都还依然清晰。每当我打开相册,审视这张照片时,黄镇在“文革”中历经劫难和一身正气的抗争情景,就像影视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1966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代,这一年全国爆发了长达十年的“文革”运动。那时,黄镇是我国首任驻法国大使,我是留法学生。在“文革”浩劫中,黄镇身在国外,可也未能幸免。在留学生归国参加“文革”…     

贵阳人民广场毛主席塑像雕塑前后

在“文革”年代,“第一声春雷”的称誉为贵州所“抢先”。1967年早春,贵州省“造反派”夺取了省市领导权,被“中央文革”誉为“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如是,省会贵阳市便有了“春雷广场”,便有了当时国内最高的一座雕塑：毛主席塑像。     

点评一条“文革”史料

诗人流沙河谈到应当给“文革”写史的时候说:“国家的大《春秋》我不敢写,就写写个人的小《春秋》吧。”于是他写出了《锯齿啮痕录》这本小《春秋》。这本小《春秋》,也就是他个人的“文革”史。“文革”史作为一门专题史,有一点很别致,就是史源极其丰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本小《春秋》可写。这是因为,“文革”的创意之一,是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而且果然触及了,所以人人都有了做野史家的资本。流沙河的小《春秋》,     

读者来信摘登

我们为什么不忏悔 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五期上看到了一篇署名文章《我打谷志有》。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少有的一篇作为当事人忏悔和反思“文革”的文章。     

收藏“文革瓷”

“文革”经过３０多年的沉淀,人们对这段历史已级逐渐淡忘了。那些曾经在千家万户中随处可见的“文革”间的工艺品、宣传品、日用品绝大多数已被毁损、抛弃或流失。可近些年来全国各地兴起一股收藏“文革”文物热。人们热衷于收集毛主席像章。语录、邮票,但也有人目光转向“文革瓷”,北京古玩城拍卖行的副总经理耿金友先生就是收藏“文瓷”中的一位佼佼者。“文革瓷”是指文革期间生产制作的、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生活及工艺陶瓷品。这个时代的瓷器在设计制作上很少考虑艺术美感、装饰效果,而是刻意追 求政治主题和思想内容。题材多为毛…